历史的选择—中国风湿病学开创之路
张乃峥教授生于时局混乱的民国初年（1921年），读书时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参加工作后新中国成立（1949年）。此后，先后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2）、文化大革命（1966~1976）、改革开放（1979~）等历史时期。张教授首次将国外的风湿病学理论引入中国，并付诸临床实践，是中国风湿病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从医史同中国风湿病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追忆往昔，张老感慨万千。

刘荣军（以下简称刘）：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学医经历吗？
张乃峥（以下简称张）：1938年，我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学院受到战争冲击；于是，我又辗转上海，进入当时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习。

刘：当时的医学院教授风湿病学相关内容吗？
张：几乎没有。当时，国内还没有风湿病学的概念，也没有人专业从事风湿病的治疗和研究。

刘：那国内的风湿病患者如何就诊？
张：因为当时国内根本就没有风湿病的概念，也没有风湿病专科，所以也就谈不上专科诊疗。一般根据风湿病累及的不同系统以及患者出现的不同临床症状，选择科室进行治疗。

刘：都是对症治疗？
张：是。一些复杂的风湿病，患者常常辗转多个科室，最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误诊率相当高。

刘：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风湿病学？
张：1949年，我进入协和医院，任住院医生。当时协和医院还没有风湿免疫科，也没有人从事风湿病的治疗，全国也是如此。第二年，我被安排在热带病实验室，主持热带病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此前我与钟惠澜教授做过热带病的研究，并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黑热病补体结合实验的诊断以及预后价值》研究论文，为国际首创，后被国际上称为钟氏实验（Chung's test），在一些黑热病高发国家和地区，如印度、非洲等地，该实验都有推广和应用。打那以后，我开始对免疫学产生兴趣，并和免疫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9年，我被派往莫斯科苏联医学科学院风湿病研究所进修，才第一次接触到风湿病学。我在前苏联共学习一年，回国后便在协和医院开展类风湿因子实验室检测项目，并开设风湿病门诊，基本上是单干。但是，1960年~1966年我们国家经历了特殊的困难时期，此后，又遭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风湿病学的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都没有得到推广。

刘：那什么时候算是国内风湿病学的起步阶段呢？
张：1976年，我从桂林南溪山医院返回协和医院，任协和医院内科副主任，之后成立了内科风湿病学专业组，由我主持工作，这应该算是国内风湿病学真正的起步。从1959年远赴苏联学习风湿病，到1976年成立协和医院风湿病学专业组，期间跨越了近20年的时间，国内的风湿病学都没有任何进展。

刘：从1980年组建国内首家风湿免疫专科，到1985年创建中国风湿病学会，这么短的时间，您和您的同仁们是如何做到的？
张：我们抓住了难得的几个机遇。
1980年，国家卫生部第一次争取到了世界银行的医学教育贷款，用于加强国内13所高等医学院校的建设，包括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上海医学院、华西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等。我当时作为卫生部的顾问专家参与了同世界银行的谈判，成功从世界银行获得了20万美元的贷款（特殊领域），用于协和医院风湿科的建设。
同年，时任国际风湿病学学会联盟（ILAR—Intentional League of
 Associations of Rheumatology）主席，美国知名风湿病教授E. Engle-
man致信中国医学科学院，希望能够来华考察我国风湿病学的开展情况。当时的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便请我代为接待，我们就和ILAR这样的国际风湿病学学术团体有了初步的沟通。E. Engleman教授在得知我国风湿病学发展近况后，希望同我们合作，在国内开展风湿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所需资金全部由ILAR基金承担。后来我们正是利用ILAR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开展了国内风湿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初步明确了国内几个主要风湿病的患病率。
1980年，美国知名内科学教授、Macy基金会主席J. Bower来华访问，我陪同他考察了国内多家医科院校。J. Bower回国后，利用Macy基金邀请我访问美国，借此机会，我走访了多家美国知名的风湿病研究所，开拓了眼界。同这些医疗机构的初步接触，也为日后的长期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后，国内很多风湿病学者，包括我的研究生，都在这些单位深造、学习，为国内的风湿病学人才培养打下了基础。
以上三个机遇，我们都把握住了，为国内风湿病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也是1980年，中英风湿病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我们第一次向外国学者介绍了中国风湿病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次会议也邀请了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后，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成立了风湿病学组，这算是中华风湿病学会的前身。
1981年，E. Engleman再次带团访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行风湿病学报告会，吸引了很多内科系统的医生参加，起到了很好的风湿病启蒙宣传作用。

刘：在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会成立之前，都做了哪些推广工作？
张：内科学会的风湿病学组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宣传、教育工作。我们面向全国召开了多次风湿病讲习班、专科讨论会以及常见风湿病诊断技术学习班，在专科杂志发表介绍风湿病学的文章，鼓励其他地区开展风湿病流行病学调查，这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普及作用，也为学会成立做了铺垫。

刘：学会成立之前，国内有几家医院成立了风湿免疫专科？大概有多少人从事风湿病的专业治疗。
张：还相当少。最初国内只有北京协和、上海仁济和解放军总医院有风湿科，风湿病专科医生也不超过50人。1985年，我们在南宁召开全国风湿病学研讨会，也就百余人的规模。与会代表一致提出成立风湿病学会的要求，加之前面工作的铺垫，中华医学会在同年正式批准成立中华风湿病学会。

刘：听了您的历史介绍，张教授不愧为我国的“风湿病学之父”。
张：那是过奖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风湿病学的兴起
1985年，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会正式成立，此后二十余年的时间，中国的风湿病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内半数以上的三级综合性医院相继成立了风湿免疫科，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开始从事风湿病学专业，截止2007年，我国已有风湿专科医生2216人。在中华风湿病学会的领导下，各省市也相继成立地方风湿病学会。中国的风湿病学厚积薄发，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刘：学会成立之初，主要的工作都有哪些？
张：定期召开全国风湿病学术研讨会，在各地召开风湿病研讨/学习班；号召地方组织开展风湿病流行病学调查；开展风湿病学研究生教育；在几家最早开展风湿病学研究的医院，设立风湿病培训基地，招收进修医生；出版多种风湿病学书籍和宣传手册；利用国内健康媒体进行风湿病的科普宣传；开展风湿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创办风湿病专科杂志等。

刘：您提及的流行病学调查，都涉及了哪些风湿病？
张：几种常见的风湿病都有涉及，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干燥综合征等。欧美国家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人群患病率一般为1%左右，我们国家后来证实大约是0.3%~0.4%；仁济医院在上海组织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流行病学调查，患病率为十万分之七十；上世纪80年代以前，干燥综合征被认为是一种罕见病，后来证实并非如此，该病的患病率约为0.77%。

刘：随着国内风湿病学的发展，风湿病的治疗观念都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张：风湿病学尚没有普及之前，一般都根据临床症状进行对症治疗。以类风湿性关节炎为例，通常都先对症止痛，无效即改用激素，再无效改用中草药，很少考虑用免疫抑制剂。随着风湿病学的推广和临床研究进展，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90年以前，提倡一线用消炎止痛药（NSAIDs），二线用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s），三线用免疫抑制剂；1990年以后，提倡尽早使用DMARDs和/或免疫抑制剂，以控制病情，阻断病程。
国内学者在风湿病治疗方面也做了尝试，开展了一些风湿病治疗的临床研究，为我国风湿病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尝试应用雷公藤、青风藤、白芍等治疗风湿病。学会还组织制定了风湿病的临床诊疗指南，出版临床风湿病学的相关书籍，推动了风湿病的规范化治疗。
但是，风湿病的病种繁多，临床表现多样，通用的诊疗标准不能机械死板。临床医生对疾病诊断、治疗的综合分析以及预后判断是最重要的。

刘：对于今天国内风湿病学所取得的成就，您的感受是什么？
张：很欣慰。中国的风湿病学从无到有，从开始的几个人到今天2000多人的规模，取得了飞速发展，这是所有风湿病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刘：同国外发达国家的风湿病学相比，我国的风湿病学有差距吗？
张：差距肯定是有的。以专科学会成立为标记，我们落后英美国家至少50年。近年来国内的风湿病学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整体水平偏低，目前与西方国家的风湿病学可能还有20年左右的差距。主要表现在：1.多单位、多学科、长时间、系统性的临床研究少，大协作少。2.基础理论研究少，一些研究“浅尝辄止”，不够深入。3.开展研究追求“多、快、好、省”，满足于年年有文章发表，不注重研究质量。4.对西方风湿病学有“迷信”，较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思想上有禁锢，创新少。

完善竞争机制—风湿病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是体现学科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风湿病学是临床内科学的重要分支，风湿病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确保风湿病学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刘：对风湿病学今后的发展，您有何期望或建议？
张：学科建设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专科建设、人才培养、继续教育等。
风湿性疾病专科性比较强，风湿病专科医师必须经过风湿病学方面的特殊训练，对风湿病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熟练掌握专科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人才建设方面，建议在原有基础上增设风湿病学硕士、博士点，培养更多的高学历专科人才；从国内外引进优秀的风湿病学高端人才，提高专科基础、临床研究水平，完善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人才层次。
继续教育应以地区风湿病学会为主，根据地区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继续教育。有条件的风湿病单位应坚持开展科室学习，以报告会（国外称之为Journal club）的形式为好，跟踪国际前沿，结合工作实践展开讨论。

刘：对风湿科的人才选拔，您有何建议？
张：应贯彻“层层选拔，竞争上岗，优胜劣汰”的人才选拔方式，有助于培养医生的危机意识，保证人才的长期、整体竞争力，并可促进医生良性的流动。

立足国内，放眼国际—中国风湿病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的近代风湿病学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全国主要三级医院成立风湿免疫专科；从业医师背景复杂，很多当时从事风湿病治疗的医师都挂靠在其他科室，如肾病科、血液科、内分泌科等。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风湿病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中国的风湿科从业医生总数还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地区发展也不平衡，50%左右的风湿科医生集中在中东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风湿病学临床和基础研究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刘：中国的风湿病学发展同国外发达国家尚存在一定的差距，新的世纪，中国的风湿病事业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张：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关键是看如何把握机遇，如何面对挑战。中国的风湿病学发展初期，我们把握了诸多机遇，创建了中华风湿病学会，快速推动了风湿病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临床环境和国内、国际竞争环境，年轻的风湿病学者应该发扬开拓创新的精神，奋进求实，戒骄戒躁，努力开创中国风湿病学发展的新篇章。
学科发展方面，前面我已经提及，主要是继续加强专科建设，借助中东部地区风湿病学的发展优势，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优化风湿科的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的整体水平，实行人才储备战略；推行风湿病学继续教育项目，组建风湿专科医师培训基地，对专科医师定期进行专科培训和考核。
临床和基础研究方面，努力实现学科融合，借助大学或其他科研机构的力量，整合优势资源，进行合作研究。积极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借鉴国际先进的研究理念和管理方式，促进国内相关研究的开展。
另外，建议广泛开展患者教育。动员风湿专科医师及相关专家定期进行院内及社区疾病教育，让患者了解所患疾病的特点，教育患者进行疾病自我管理和日常护理；每年根据实际需要，召集专家给偏远地区的风湿病患者进行义诊；通过患者教育和专家义诊提高患者的专科就诊率。开通风湿病科普网站，根据实际需要安排专家在线答疑。通过网络收集患者普遍关注的疾病问题，组织专家解答，并定期编制疾病科普书籍，向患者免费发放。
(作者:刘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