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名扬海内外的针灸大家，小小一枚银针在他手里像是被施了魔法，用得自然、流畅。他施针时的速度之快、手法之巧，被原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誉为“鬼手神针”。除了令人赞叹的高超“针技”，他还致力于针灸的科学研究，为中医指明了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

一、结缘针灸

    20世纪50年代中期，石学敏结束了中学学习，面临升学选择，当时纳入他考虑范围的有两门学科：其一是财经，他认为未来中国的弱点是在金融方面，另一个是医学，最终他选择了后者。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原因是他耳濡目染当时中国医疗的落后，另一方面则是受老师的指引。石学敏生长于天津郊区，20世纪40年代，传染病在他的家乡相继不断出现，肠伤寒、甲型肝炎、疟疾，这些传染性极强疾病的接连登场使当地的人们不得不远远逃离自己的村庄，石学敏在这期间也被带到了姑妈家“避难”。那时的人们之所以如此害怕这些流行性疾病，就是因为当时医疗条件落后，使疾病任意肆虐，人的健康、生命得不到保障。石学敏的小脑袋瓜思考着这一问题，并且把医学列入了自己考虑的专业方向。而他的班主任老师也建议他选择医学。石学敏中学毕业时天津市刚刚出现了中医的高等教育学府——天津中医学院，他的班主任老师建议道：“中医纳入正式高等教育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历史上都是师傅带徒弟，我不反对这种一代带一代的手工业模式，但这种模式不如高等教育能培养出高级人才。高级人才的培养必须得有复合型的教育，就是多学科教育，现在刚成立的中医学院就是多学科教育，培养新型的现代中医而且也教授西方医学，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会起作用。”石学敏觉得老师的话非常有道理，并听从了班主任老师的意见，这才有了现在身为中医大家的他。出于对这位老师的感谢，每年各种节日石学敏都会去拜访这位指路恩师，他说：“老师的一席话在我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随着年龄增长，青年时代的这些记忆在我脑海中越发清晰、宝贵。”

    在中医学院的5年大学生涯中，石学敏和同学们学习了所有中医、西医的课程，而且石学敏随后又在卫生部针灸研究班接受了2年的培训。“我走这条道路（上针灸研究班，从事针灸），说实在的不是我自己的选择”，石学敏坦承。当时他还是个思想单纯的大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清晰的路线选择，只知道一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由于大学时是学生领袖，毕业时本来要把石学敏留在行政体系，但石学敏没有接受这样的“轻松岗位”分配，于是领导就让他到北京报到，参加那里的卫生部针灸研究班。这个班的成立是为了培养涉外人员。对那时的情形，石学敏讲解道：“当时的中国就像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为以欧美为首的发达世界国家所孤立，中国要冲出去，就要从科技和体育寻找突破口，医疗卫生正是其中之一，国家于是培养这方面人才，以期这些人在国外能解决问题（主要针对国外上层领导人），从而树立我国医疗卫生的旗帜。”石学敏原本是以学方脉为主，走中医内科路线，然而在这个研究班上，他得以向当时全国知名专家学习，受益匪浅，并对针灸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最终走上了针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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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勤奋炼成针灸术

    任何高超的本领都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针灸也一样。“我学针灸的时候，回到宿舍，舍友们就互相扎针。”石学敏上大学的时候是篮球队队长，一次打球时摔倒在地，造成左胳膊骨折，桡神经、尺神经也都受损，虽然骨头进行了复位，但两个月后，由于肌肉萎缩，胳膊消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同学们就使劲给我扎针，有时胳膊上甚至被扎上一两百根针，宿舍没人的时候，我就自己给自己扎”，石学敏笑着回忆道。一段时间后，原本萎缩的胳膊竟渐渐有了起色，重新长出了肌肉，并恢复了力气。“（针灸手法）要练到什么程度——把毛边纸叠得很厚，天天拿针扎，从一开始扎都扎不动，一直要练到一针下去直透纸背。用各种针刺手法去扎，练得手都脱层皮。”这样练下来，纤细的银针在石学敏手里就好像变魔术一样：针进入病人皮下可以提起皮但针不出来，而且针在里面调方向病人也不感觉痛，这样的针术用到病人身上才出现了神奇的效果。“这就是手的力量，我们做针灸的人，手的微循环非常好，这就是功夫。”曾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朱光亚看了石学敏的针灸手法后也赞不绝口，并给石学敏题词“鬼手神针”——“鬼手”一词来源于日本，意思是医生下手快、准、狠而又巧妙。

    1966年，邢台发生地震，石学敏临危受命担任救援队负责人。强烈的地震带来了大批的伤亡，解放军战士把伤者从倒塌物里搜救出来后，石学敏就要立即指挥救援，那些不全截瘫和神经损伤的患者经过针灸，十天左右就获得了恢复，石学敏苦练的针灸显出了威力。医生不够，石学敏就教那些护士按他的方法扎针，救治了大批地震受难者。

三、异国载誉

    由于出色的表现，石学敏得到了认可，1968年他便被派往非洲参加中国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在这里，他把针灸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异国他乡的人们领略到了这门中国传统医术的神奇。当时，阿尔及利亚国防副部长萨布因摔伤至瘫已有半年多，尽管请了众多欧洲名医但都没能治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请来了石学敏这个年轻的中国医生。石学敏只是简单地给他扎了几针后，不一会儿他竟然能抬起腿来并能挪动脚步了，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惊讶不已。此后，慕名找石学敏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每天患者多达好几百名，周边国家的患者也纷纷前来，汽车常在他的诊室门口排成长龙，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石学敏精湛的医术在这片大地引起了极大轰动，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对针灸神奇的效果赞不绝口。在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的三年里，他诊治的病人多达几万人，他精妙的针术在非洲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甚至很多年后，当地的人们还津津乐道当年那个很厉害的Chinese 石。

四、建科，规划发展蓝图

    从阿尔及利亚回国后，石学敏获得了很大的荣誉，也有了名气，同学和同事们都劝他：“你都名利双收了，干嘛还去搞针灸？”原来，由于方脉医生通常是坐着给病人把脉看病，而针灸医生是站着工作，所以当时人们认为当方脉医生很神气，而且还不累，不像针灸医生那么辛苦，“针灸医生在人们眼里地位比较低一点，因为扎针的医生搞不好就是个技术员”，石学敏说道。但石学敏在国外行医时的经历告诉他，针灸远非这么简单——在国外时，石学敏经常受邀去解决疑难杂症，在他手里，这些病解决起来都很简单，而异国的医学却解决不了，他因此认定“针灸绝对大有可为”。

    不顾朋友们的劝阻，石学敏马上投入到了本单位（天津中医一附院）的针灸工作。当时正是20世纪70年代初，“文革”还未结束，刚刚回国的石学敏惊讶地发现，以前他所熟悉的医院结构和运作程序都已不复存在：针灸的名字被取消，改称“新针科”；他的处方权和挂号权也被取消，只能接受别的科转来的病人；没有医师资格的人也能给病人诊治。看到这种混乱的情况，石学敏果断提出要重建针灸科室，并且要开始培养人才。他在党委会上勇敢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护士也看病、大夫也看病，这叫医院吗？应该把科室分开，大夫各归各位，评职称上岗位，主任医师应该管理、指导主治医生和住院医生，对病人生命负责，也对医生工作负责。”在当时，说这种话是有风险的，但石学敏是个胆大的人，敢想、敢说、敢干，只要他认为正确。本来石学敏以为这样的意见没人敢支持，但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党委副书记，一位解放军军代表举手赞成说“我同意石大夫的意见”，原来这位军代表也是名医生，同样对医院的混乱状况深恶痛绝。最后，石学敏的意见获得通过，天津中医一附院在中国第一个把科室重新分开，针灸科又得以重新建立。1973年3月15号，石学敏建科并开始全面研究针灸治疗疾病，这个日子深深印在石学敏脑中。

    石学敏随后拟定了一份“十五年规划”报告，他回顾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前五年我带领团队向全国学习，学习他们的专长，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第二个五年，建立好基地，使人才储备达到一定水平；第三个五年要创新，打造我们自己的特点。十五年后要让全国向我们学习。”虽然当时有人觉得这是在吹牛，但石学敏知道自己画出的蓝图是切合实际、有能力实现的。这在此后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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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年规划”的提前实现

    作为实现“十五年规划”的第一步，石学敏首先制定了自己团队的研究方向：全世界医学界都束手无策的脑中风。这一研究方向的制定是有依据的，原来，石学敏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给人治病，而他发现，对于中风，世界各国都没什么好办法。石学敏回忆起那时的中风诊治说道：“那时候还没有核磁、没有CT、更没有PETCT，唯一可以用来做诊断的是腰穿进行气脑造影——从腰椎打入气体，气体到达脑部后拍照成像。”在这方面，石学敏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成功开展了我国第一例气脑造影。不要说此前国内没有人开展过这项技术，而且更没有中医大夫去开展西医技术，而这也正是石学敏的特点——敢为人先、不泥古人、视野开阔。

    在石学敏建科、开始针灸事业的伊始，那时的中医还被简单地宣扬为“一根针（针灸）、一把草（草药）、一双手（推拿按摩）”，石学敏非常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医不是这么简单，这些只是土大夫做的，而中医是门科学。”“科学的东西就要进行严格的、科学的实验。”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石学敏带领团队开始了全方位的、既有中医特点又有科学严谨性的针灸治疗脑血管疾病（中风）研究，而这就是他后来的成功点。他研究创立了“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及其后遗症，并在针刺手法上制定了明确的量学规范，获得了不可思议的临床效果，使其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名扬四海，兑现了他当初的诺言。

    如今，石学敏的队伍在全国最大（140多名大夫，其中有十几名专门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基地最大（600张病床，甚至等于一个省的中医病床的总和，门诊量大概是每天2000名左右），成果最明显也最多，到现在仍然是业界的一面旗帜。

六、将针灸推向科学化、规范化

    石学敏始终认为，中医一定要走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规范用词就是其中的一项任务，他说：“中医的理论和表达都融入了中华文化，其他国家的人一般听不懂，就算是中国普通民众甚至其他行业的专家一般也听不懂。而西医病种明确，现代人接受程度高。由此，我认为，中医的理论需要用科学的语言表达出来，进行语言科学化。”他所创立的中风针刺法的名称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确定的——按照传统中医理论，“醒脑开窍”原本应叫做“醒神启闭”，为了让人更易于理解，石学敏将之改为了现在的这个名字。

    用现代科学解释针刺是石学敏“中医科学化”道路的一大创举。在“醒脑开窍”法获得显著疗效和广泛赞誉后，他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带领学生们深入探究了针刺治疗中风的机理，将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研究观念与中国古老的针灸巧妙结合，实现了由临床实践层面上升到现代医学理论的高度，并一直紧跟国际科学进展的步伐，将针灸作用机制的研究层层推进到了现在的基因水平。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某中医院派了10名大夫到石学敏处学习针灸治疗中风。由于穴位对所有学针灸的人都是共知、一看了然的，所以这些大夫在看石学敏查了一次房后就以为学会了，没有再仔细观察。几个月后，石学敏去北京，北京那位派人学习的科主任见到他就问：“怎么从你那学来的技术不顶用？”然而当石学敏亲自去那所中医院给病人施针后，仅用了一个礼拜，经他治疗的患者就都得以恢复。原来，穴位还是那些穴位，但中间加上了不同的手法就获得了不同的结果，这就是“针刺手法量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石学敏的又一创举，可说是针灸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医针灸在漫长的千年岁月里，注重的是经验的积累、完善，历代针灸学家对针刺法都没有明确的“量”的概念。而石学敏给针灸确立了严格的量效关系——进针的方向、深度，达到深度后所采用的手法、做多长时间，一次治疗的效果持续多少小时，第二次治疗什么时候跟进……这些都是他经过科学、严格的实验所证实的。20世纪80年代，石学敏与日本驻波大学、北里大学和京都大学合作开展针刺手法量学研究，从科学角度对这种手法量学进行了验证。试验选用的受试者都是大学老师、男性，这样的选择是有目的的，石学敏解释到：“第一，知识分子不信邪；第二，男性的大脑皮下抑制是强型的，不易受暗示干扰。”试验应用了先进的研究设备，这在当时绝对是了不起的创举。一开始，日本方面提出，让石学敏先说出用中医针灸扎一个穴位能够出现什么情况，然后检验结果。石学敏答道：扎合谷穴，喉结以上的头部温度上升，同时腹腔的温度下降。跟石学敏同去的大夫使劲给他使眼色，因为当时国内没有这种测温度的实验设备，也没有人进行过这种研究，所以大家心里都没底，不知道石学敏说的是不是会出现。日本方面让他们的一位30岁的男性讲师做受试者，用红外线体温仪测体温，每30秒钟报告一次。在试验的8个小时中，受试者只能喝水不能吃东西（吃东西会补充热量，影响体温）。令所有在场人员惊讶万分的是，正如石学敏所预料，在他施针后，显示屏上的温度呈现出了头温上升、腹温下降的结果。加拿大等国也曾邀请石学敏去做这种试验，对此，石学敏说道：“中医在这些地方都受到了尊重，所以只要用科学的证据和语言表述，中医就不会被误解为是假的或者是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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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跨越国界和民族的针灸魅力

    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医学，针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为西医国度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石学敏在国外经常会遇到针对针灸医生的考验，而他总是以精湛的针术赢得尊重，并使针灸“突围”。

    1990年，石学敏应邀赴法国讲学，当他讲到针灸治疗支气管哮喘时，话音刚落，一位法国中年妇女就向他走来，称她患有支气管哮喘，请石学敏当场给她治疗。面对这突然的发难，石学敏不慌不忙地拿起针，在众多双眼睛的注视下，为这名妇女取穴、扎针，十多分钟后，她的呼吸平稳了，哮鸣声消失了，哮喘症状得到了控制，赢得了一片掌声。

    20世纪90年代中期，石学敏应邀到美国长岛大学医学院做学术报告。听众都是西医教授，这些从小受西方文化教育的人大都不相信针灸能治疗中风。两小时的报告后是40分钟的提问时间，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涉及临床、基础、技术等各方面，其中就有几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同的疑问——他们不相信石学敏所说的针灸能治疗中风。会议结束后，学院院长劳德教授对石学敏说，他想带这些参会者到中国天津石学敏所在的医院去实地参观考察一番，石学敏欣然同意。没有约定时间，也没有提前告知，1996年，劳德教授带着一批人突然而至，此举无非是怕石学敏有所“准备”而看不到真实状况。劳德教授向石学敏提出要进病案室，在那里，他们挑出了不同时期的100份脑中风病例，随后开始寻找这些病例中还存活的病人并仔细询问病人治疗前后的状况。结果令劳德教授一行人即赞叹又服气，劳德教授感慨地说：“你们中国的患者是幸福的，以后如果我得中风的话，也要到你们这里来治疗。你们的针灸真是了不起。”

    就这样，每去一个国家，石学敏就埋下一颗针灸的种子，追随他回国的是为他针术着迷的患者和想学习针灸的学生，这些学生学成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开展针灸实践，针灸跨越了国界和民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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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访谈实录选摘

    记者：您怎么会想要举办国际临床针灸大会？

    石：创办天津国际临床针灸大会的本意是，中国针灸的知识必须要传播。中医的故乡被西医占领了，那西医的故乡就不能被中医占领吗？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针灸医生已经比中国多。美国中医学院大致上有120所，有4所被批准培养博士生，他们培养的高级人才比我们多，再加上中国人才外流到国外的也多，所以他们针灸医生比我们多。

    中医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高级医疗保健，包括预防、发育、传染病、危急重病等都掌握在西医手里，但凡是西医能够解决的，人们都不再找中医，为什么是这样？西医到中国不到100年，而且是少数的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开医院，少数人到国外学习西医带回来的，这不能引起我们思考吗？我们老讲传承，但单是传承是绝对不够的，如果我是99分，那我教出来的学生顶多90分，他再带的学生也就80分，这样一辈不如一辈。生命科学是需要综合教育的。西医原来刚进入我国时门类相当粗，这才几十年的功夫，西医原来的粗分类下已经细分成很多科目，发展相当之快，所有高科技的东西它都拿来为西医服务。中医就不行，我们最早的时候中医大夫拿个听诊器都不行，原因就因为我们这是中医院。我就不信这个邪，鼓励中医大夫也用先进仪器设备。我要说中医的缺点和问题那就多了，只有看到缺点才能进步。总觉得自己的学科是完好无缺的，那要倒霉了，那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医的科学研究？

    石：中医的理论是黄河流域的文化，就是这么个小天地，所以它的文化起点是有限的，是不完整的，因此其临床效果难以被这个区域以外的地方肯定，所以要想获得肯定，不能光靠嘴皮子说，中医需要老老实实用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其疗效，被证实后作为治疗方案推广，而且证据要是高等级的，这样中医不就逐渐厉害了嘛。中国为什么以中医为幌子出现那么多骗子啊，就是因为中医太容易被人钻空子。为什么有大科学家说中国最大的伪科学、骗子是中医，因为中医的循证证据太少了。

后记

    现在，已经七十多岁的石学敏院士仍然忙碌在针灸的临床一线，甚至节假日也要工作，来找他看病的人太多了。他本可以收取很高的专家门诊费，但他一直都保持着普通门诊费，只为了让大众都能有机会挂他的号。如今，他正在研究针灸治疗高血压，因为高血压是中风的风险因素之一，或者说中风就是从高血压一步步进展而来的，他想控制中风前的这一阶段，把中风扼杀在摇篮。

    令石学敏欣慰的是，醒脑开窍治疗中风和针灸量效关系已经为世界所接受。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将他编著的《石学敏针灸学》作为针灸教材，美国甚至将这本书确定为医师考试的标准著作。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