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Robert Grimes是牛津大学的一名博士后，是科学的坚定捍卫者。但去年8月他的一篇博文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事情起源于都柏林市议会即将表决是否停止在城市供水中添加氟。在博客中，他请求议会顾问们留意加氟水能够帮助防止和延缓蛀牙这一证据。但他对与议会相反观点的争论显得激烈、无效，且不够诚实，这使得世界各地许多批评家都要求他提出辞呈。

Grimes的经历或许是个极端案例，但这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公开发表有争议的发现或观点，即使是真实的声音，也很可能将面临独自面对公众敌意的处境。当他希望发表自己的声音时，不幸的事实是，科学家，尤其是处在较低水平的科学家，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争论很可能葬送自己的职业，但沉默不语很可能导致政策决定脱离科学而出现错误。

对于青年科学家来说，要想表达 自己的观点就必须要学会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进行科学沟通以及如何应对大量的批评。然而，很多年轻的研究者在进入公众视野前很少接受过沟通和媒体培训。他们会 很快意识到，当大家讨论一些有关气候变化、公众健康等话题时，强烈的意识形态往往与科学是相悖的。

Grimes明白作为“出头鸟”所必须承担的所有负面结果。他曾经写过关于一些敏感但具 有证据的文章，例如气候变化、堕胎等。结果，他收到了充满愤怒情绪的邮件甚至人身威胁。由于他对科学的捍卫，2014年10月他成为了两名John Maddox 奖获得者之一。John Maddox奖是为纪念《自然》前主编约翰•马多克斯，由《自然》杂志和英国慈善组织“科学智识”（Sense About Science）共同发起的。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公众利益中，即使面临困难或反对，仍然提倡科学精神和证据的人士。

绝大多数科学家不会像Grimes一样将自己置于敏感话题的风口浪尖。但是，有时候，科学家必须公布一些有争议的发现，或者他们觉得有必要为证据发声。从这点来看，他们需要一位好的建议者，当他们面对媒体时后者能够提供帮助。

谦逊的高度

当三年前Grimes第一次开 始公开自己的观点时，他承认当时自己还有些稚嫩。他认为公众正在遭受信息缺失的误导，他所需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将科学传递给公众。然而，很快他发现，仅仅 依靠证据使人们做出决定并不会取得好的结果。更糟的是，采用这种处理方法的科学家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往往显得居高临下。“科学家会用高度科技化的语言，这看 上去像是对听众的一种蔑视，虽然他们的本意并不是这样。”宾夕法尼亚安能伯格公共政策中心主任Kathleen Hall Jamieson如是说。相反，如果科学家是自利的或者处于某个党派中，那么他们的公信力也会被削弱。

Jamieson决定去测试一下科学家是否能够提高公众对他们信息的接受度。在2014年9月，她发表了关于科学沟通策略模型的文章。她用北冰洋海冰趋势这一话题来进行测试。模型假设对公众的尊敬是科学发声至关重要的因素，比如避免使用让听众感觉被鄙视的科技语言或行话。结果发现，当他们使用无政治意义的信息来源和数据，并且邀请听众参与得出自己的结论时，研究者能够更好地传递自己的信息。

加拿大戴豪斯大学的海洋生态学家Boris Worm同意，证据是在受到攻击时支持自己观点的核心。在2006年，他发表了一篇颇具争议的文章，文章中说全球渔业的下滑正在破坏海洋提供食物和维持水质量的能力。渔业生物学家开始批评他的工作，他始终不为所动。他说：“当观点被挑战，观点能够真正成为热点，但当这些转变为人身攻击，将不会成为热点。”

但是，Worm补充道，如果这些批评是无效的，并且不是仅仅的诋毁和破坏荣誉，那包容它就非常重要。不要尝试去远离批评，恰恰相反，要参与到其中。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他会写一篇关于批评他的文章。“这里有血液、汗水和泪水，但最终我们使得科学更强大”。

Nancy Baron是美国波特兰COMPASS组织的负责人，COMPASS主要为科学家提供媒体培训。她建议她的客户能够分享他们可能有争议的东西，使得他们能够事先获得一些信息。这样他们就能够为那些尖酸刻薄的批评早做准备，或者可以避开这些批评。

包容批评

圣 安德鲁斯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Kevin Laland采取了包容批评的策略。他现在疲于应对那些怀疑论者。这些怀疑论者误解他关于有机体是如何改变它们的生态环境从而得到进化的理论。Kevin Laland邀请他们与他一起共同写一篇文章。经过26轮的修改，他们共同完成这篇文章，文章中包含了两大阵营达成一致的内容以及存在的分歧。他认为这种方法比单纯的攻击一方更有效。

如今已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群生态学家的Martin krkosek表示，如果他之前也能够采取这种方法，与同事分享他2005年博士期间所做的工作发现该有多好。而现实却是，他的有关水产养殖和野生鲑鱼传染病的文章未能成功发表。而在这一领域工作的同事们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舆论的焦点。现在他担心，即使他将一些观点放到台面上谈并告知相关文章即将发表，这些曾受他牵连的同事们是否会将这作为橄榄枝而欣然接受。

这些经历对krkosek来说是一个教训，他开始意识到谦卑地处理所有负面反馈是非常重要的。当文章发表出来，他和他的共同作者只对科学杂志中提出的批评进行回复，而不对大众媒体进行回复。“我们并没有对所有出版的东西都进行了反馈，我们意识到，这反而削弱了这些事情的影响。”

当后续的两篇跟踪性文章发表时，Krksek及其同事已经有了更好的准备。“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创造处理这些事情的时间”。他们写了很长的邮件来应对这些批评，还对媒体的采访请求进行了回复，并且建立了一个网页用于回复各种问题。网站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网站给了他们详细解释这些结果的渠道，并且补充了他们新的发现。

事件的最后，这三篇文章中的证 据、在媒体以及网站上的解释和个人回复迫使政府在保护野生鲑鱼的政策上做出改变，这些改变包括暂停水产业的进一步开发。能够对政策产生真正的影 响，Krksek表示非常开心。这也是Baron建议年轻科学家所需要做的：要看得长远。处理这些反对意见毫无乐趣，但最后结果还是值得的，并且还会有意 料之外的结果：Krksek说他现在很擅长将自己的情感和理智分开，这个技能无论对他的职业和个人生活都很有帮助。

俄勒冈州气候变化研究所的副主 任Kathie Dello掌握了如何来对待批评的技巧。她给公众做演讲，强调了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随后收到了一些公众和研究者反对的声音。她只给自己很少的时间来应对 这些负面效应，然后就继续前进。她也学到，一个躲闪的游戏能够成为疏导矛盾的良药。

有价值的观点

毫无疑问，科学家站的越高，其说话的分量就会越重。相反，科学家看的越近，其所说的话越可能对他的职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很多科学家只有当他们处在一个较高的位置时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佐治亚大学的气象学家
J. Marshall Shepherd已经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并且也受到了嘉奖。但当他成为美国气象学会会长后，他才有了一个能够增强自己话语权的平台。他现在会写一些自己的 观点，在社交媒体上比较活跃，并且主办了一个电视秀“weather geeks”。他建议年轻的科学家在为科学发声时需要做两件事情：建立科学公信力和仔细评估自己在面临挑战时是否会有不可动摇的信念。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野生动物学家Chris Darimont经常谈论狩猎和其他有争议的话题，并且参与到广播和电视中，与狩猎倡导者进行辩论。在他获得自己的终身职位前，他也担心会引发激烈的公众 反应。他说：“当人们在对你的工作进行评估时，他们看的并不仅仅是你的简历而是任何你在网络上有争议的观点。”他最后总结道，花精力参与到公众所构建的框架中或参与政策制定将会大有益处。他发现，与政策制定者打交道往往能产生实质成效。他说道：“一想到政策制定者找到你的论文，研究它，并将它作为政策决策的参考证据，那么无论是好是坏我都会接受。”

总之，科学家在发出声音之前要先寻找科学证据作为基础；等找到了自己的声音，科学家要为科学而发出来。Shepherd说：“如果我们不用科学事实来说话，那么擅长运用信息的人，如辩护者和律师，将会填补这一空白。”

（作者：贺利军、沈颖）

参考文献：Nature 2015;517:331-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