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起医学职业精神（medical professionalism），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年左右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誓词虽然古朴，但是最早描述了人们所期望的医生行为，至少是当时 人们所期望的医生行为。1856年，韦氏词典收录了“职业化（professionalism）”这个词，而“医学职业精神”的说法出现得相 对较晚。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医学文献上都很少提及“职业化”这个词。20世纪90年代末，90%的医学院校均提供了与“职业化”相关的课程，内 容从一次性的“白大褂仪式”到在学校的头两年学习专项课程等差异很大。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对“职业化”的培养都不够充分，其中部分原因是医学界对如何定义 医学职业精神还莫衷一是。进入21世纪，医学界开始正式探索医学职业精神的内涵，其中最著名的要属2002年美国和欧洲联合颁布的《医师宪章》。该宪章向 全体医师提出了三大基本原则与十大职责，但内容宽泛、措辞微妙，对医学职业精神也没有精确定义。

几年前，有学者收集公众对医学职业精神的看法，答曰：品行端正、道德高尚、态度积极，是医生，是工作者，也是老百姓。无论将来如何定义医学职业精神，总离不开全心全意关爱患者、保护患者的职业使命。

按一些标准来 看，美国的医疗职业的确让他们引以为荣。几十年来，老百姓对医师的诚实和德行推崇备至。也许医师们并不想被捧到那么尊贵的高度，但他们的确是最值得信赖的 专业人士。然而，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医疗信息公开后人们对这个行业的信心就慢慢动摇了。病人、记者、政客和医疗服务的购买者都能看到医师的所有签约单位 和每一笔收入，医疗职业遭到前所未有的审查，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偏偏医师薪资又高，媒体总喜欢在上面大做文章，引导舆论质疑医师所提供的服务。

现在尚不清楚 公众会如何利用这些信息，也不清楚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当然，研究也发现，即使是慢性病患者，对于已经公之于众的医生的信息也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病人 每受一次打击，就会对医师队伍有更多的认识。一面是病人对诊疗的期望，一面是医院诊所的规矩，两者匹配不好难免遭人诟病。今年6月的盖普洛民意测验显示， 只有34%的民众对医疗体系很有信心。老百姓不信任医学界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更在乎行业利益保护，而不是想方设法地推进公共卫生事业。

医师们又如何 评价自己的职业行为呢？《医师宪章》颁布五年后，美国曾对国内医师抽样调查过一次，反映出来的问题发人深省：大部分医师虽然赞成职业标准，实际中却屡次违 规。这也难怪，有的职责表述本身就见仁见智，例如“处理利益和职责冲突时维护信誉”。因为对“利益冲突”的理解不同，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医师处理方式就会不 同，即使不合理可能也浑然不觉。有人举证医师拿了医药代表的好处，冒险给病人开昂贵新药；医师署名的研究论文和临床综述背后都有公司赞助；有的医师还直接 用厂家提供的材料宣讲医学类产品。2010年出台的《阳光法案》要求医师薪酬透明，正是为了遏制这种风气。

其实，美国的医疗职业也几经沉浮。比如，90年代的管理式医疗改革就曾威胁到医师信誉。等到后来病人的关注点集中到对保险公司的不满上，社会上对医师一度下滑的信心才有了转机。

如今，医疗保健系统涉及的层面日益扩大——保 险网络收缩、要求患者分摊更多的费用、平价医疗改革，这些使得患者可能会把医师当作乱世中的避风港再次寄予厚望，而医疗职业也有机会在行业挑战的浪潮中发 展壮大。目前卫生保健行业有很多变革和挑战，医疗从业人员也必须变得更强大。更大的透明度虽然给从业人员带来了压力，但也有利于改善医生的行为，提振大众 的信心。虽然患者对自己的医生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医疗职业的信誉和权威，但这种状况并非一成不变。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人不相信医师掌握了 最新医学进展；相信医生正在努力降低医疗费用的人更是少得可怜。

专业学会的章 程晦涩难懂，老百姓闻所未闻，也就更有理由认为医学界不知变通。或许更重要的是医师们愿意审时度势、有所作为。患者期待着新的医疗模式：更重视合作与反 馈，更加透明，响应性更好，更加个体化。这样的模式不仅能够让患者得到更好的医疗结果，也能提高患者的幸福感。要是医生被当成实现这样的医疗模式的“拦路 虎”，恐怕他们呕心沥血捍卫的职业精神就要受到质疑了。

(作者：邱梅、高石)

参考文献：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5;313:1827-1828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5;313:1837-1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