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0日，200余位医学专家齐聚上海浦东博雅酒店，结合世界各种医疗体制的现状及困惑，以及目前我国医患双方的矛盾及需求，围绕“重塑传统医疗模式——探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医学突围之道”的主题，共同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探讨现有体制下，如何通过重塑医疗模式，寻找实现共赢的解决之道、奔向崛起的科研之路。

论坛针对“中国及世界医疗模式现状，探讨突围需求及思路”、“如何重塑传统医疗模式，引领世界医学创新”以及 “健康的医生、健康的民族、强大的国家”这三个主题分别邀请了著名医学科学家：张奉春、栗占国、曾小峰、黄烽、赵岩、徐沪济、古洁若、王国春、刘毅、张志 毅、张振春、周伟平、沈锋、傅志仁、Dr. Williams等嘉宾，引领来自全国的医学专家们展开了探讨。

议程一：中国及世界医疗模式现状，探讨突围需求及思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 100多万“赤脚医生”植根农村，成为农村基层医疗体系的保障；而国有企业厂医，则承担着城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职能。

改革开放后，我国医疗卫生建设将重心逐渐转移到发展城市大医院上。目前，我国54%的医疗资源分布在北上广，97%集中在省会城市，74%分布在东部地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导致问题随之产生——病人扎堆大医院，造成“看病难”；长途跋涉及亲属陪伴，加剧了看病贵；医生无奈加号、无限延长门诊时间，疲惫不堪，致使医疗质量下降，加之媒体的误导，以及医患沟通不畅，进而加深社会对医生的误解，矛盾愈演愈烈。

放眼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大多数国家建立起各自的医疗模式：

英国、北欧及众多英联邦国家实行“国民健康服务系统”（NHS），该模式曾被认为是全球最好的医疗服务体系之一。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人们期望值的提高，医疗设施陈旧、预约等候时间过长等弊端逐渐暴露。

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实行“社会健康保险体制”，由于医疗技术不断升级，人口老龄化加速等因素，医疗保险体系逐渐入不敷出，德国一度成为医疗费用支出最高的国家之一。

美国实行以市场为主导的医疗模式，有钱人能够得到最好的医疗保障，但健康和卫生服务不公平、医疗费用支出巨大等问题饱受争议。

在国际范围内，各国医疗体系都面临着有限的医疗资源和无限增长的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时候重新审视传统医疗模式了。就让我们一起讨论：传统医学模式存在哪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是什么？怎么样完善现有的医疗模式？解决医疗模式短板的思路在哪里？

议程二：如何重塑传统医疗模式，引领世界医学创新

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着政府医疗费用支出上升过快、医疗服务质量下降、国民预期寿命提高过慢等难题，所有的医疗改革方案都遭到剧烈的批判及抵抗。Obama的医疗改革，甚至断送了美国民主党的中期选举，其本人的支持率也降到的谷底。

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也一波三折，至今也是怨声载道，看病难看病贵的抱怨声不绝于耳，并把矛头直指弱势的医生。

德国战略学家威兹曼曾说：问题的解决往往不在问题的发生层面上，而在与之相邻的更高层面。

互联网，已经是人们查找信息、沟通交流、服务交易的生活方式。自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诞生以来，人们更加体验到移动互联带来的便捷。层出不穷的应用，赋予了移动设备越来越多的功能。

根据国家互联网中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32亿，其中手机网民5.276亿。那么，在医疗资源紧张的中国，能否借助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打造一种新的医疗模式？近年来，新的尝试不断涌现。

目前，移动医疗应用所做的仅仅停留于对就诊流程的优化，在解决部分患者“挂号难”、“付款等待时间长”等问题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病人的堆积。而“看病难”的核心问题在于失衡的医疗资源配置，而现有的努力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反倒加剧了这一问题。

研究显示：门诊病人多为慢性病及复诊病人，其中四分之三的病人可以通过电话及网络咨询解决他们的需 求。因此，利用信息革命技术，通过以病人为中心，以医生为主体的思路，建立跨时空的疾病及健康管理平台，可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疾，可以用中国的大数 据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医生的声音。就让我们一起探讨：医学模式完善之路在哪里？如何实现医学突围？

议程三：健康的医生、健康的民族、强大的国家

超负荷的工作，不规律的作息、饮食，以及来自于医患关系的压力，让我国医务工作者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失眠、抑郁……在多重压力下，医生的职业耗竭状态直接影响到医疗质量，降低患者的满意度。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通过大样本的风险相关性研究，人们对生命规律的理解逐渐加深，不断揭示着健康及疾病的真谛。研究发现，烟草使用、缺乏运动、酗酒及不健康饮食等行为，会增加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消耗我们的生命。

2012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文章，首次使用“微生命”这一概念，评估生活风险因素对人群预期寿命的影响，以半小时生命为一个单位，将不良生活方式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转化为具体风险比，以此量化评估人群的衰老速度。

没有健康的医生，难有健康的民族，没有健康的民族，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因此，医生的健康状态决定着 国家的兴旺。我国医疗资源相对有限，每一名医生都是社会的财富，关爱医生的健康就是关爱患者的健康，以及民族国家的兴旺。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评估并珍惜我 们的“微生命”，改善生活习惯，将生命时钟的摆速减缓，甚至将生命时钟的时针回调，以健康的状态，向生命的极限挺进。

重塑传统医疗模式——探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医学突围之道

医疗体制涉及国计民生。如今，在我国谈及医疗，“看病难，看病贵”的话题必然会萦绕于耳。在个别媒 体的误导下，社会、患者盲目抱怨、无端指责。针对这一话题，与会专家就造成中国看病难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现场专家的投票结果分析，绝大多数专家都 认为造成我国看病难的最主要原因是医疗模式的问题。

事实上，即便是在发达的西方，仍然存在“患多医少”的现象。然而，就像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一样，几乎每个患者也都是“逐利”的。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优秀、高端医生的诊治。这个根本的“逐利”心理结合以下几点，最终造成了我们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

1、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就医门槛无差异

就医门诊变“开药门诊”、“聊天门诊”

新中国成立初期，100多万“赤脚医生”扎 根农村，成为基层医疗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而国有大型企业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则承担着城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职能。而且，没有最基层医生的转诊，病人无法到大 医院就诊。改革开放后，我国医疗卫生建设将重心逐渐转移到发展城市大医院上，转诊制度被彻底破坏，病人可以随意选择医院就诊。目前，我国54%的医疗资源分布在北上广、97%集中在省会城市、74%分布在东部地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也就导致了“患者扎堆大医院”，最终造成了“看病难”的现象；而就医路途遥远，因此长途跋涉及亲属陪伴又加剧了“看病贵”。“看病难”与“看病贵”从此相伴相生，其产生的不良后果便是另一个令人哀叹的话题——医患关系。

为何大医院人声鼎沸而基层小医院却门可罗雀？患者也是“经济理性人”，因此也是“逐利”的。既然大 医院和小医院的就医成本一样，而大医院又汇集了顶级医生，那么患者有什么理由要“屈尊”进入基层小医院呢？也就是说，目前“看病难”的问题，有部分原因恰 恰是“看病太容易、看病太便宜”造成的。

患者涌进大医院，浪费的是基层医院的医疗资源。可是，来到了大医院以后是否还存在医疗资源的浪费呢？患者不仅是小病要进大医院，甚至“开药”也要去大医院，而医院门诊在一定程度上，俨然变成了“开药门诊”、“聊天门诊”。

会议上，肖飞教授介绍道：“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是哈佛大学的附属医院，他们进行的统计表明，有3/4的患者只是需要简单咨询、常规开药，并不需要亲自到 门诊就医。而实际上在美国，患者只需致电医生，医生报一下自己的执照号码，就可以通过药店拿到处方药了。所以，这一部分患者其实可通过电话网络，或在基层 保健的层面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对此，与会专家参与了现场投票，结果显示，50%以上的医生认为20%以上的患者无需到门诊就诊。

可见，所有专家都认为医院门诊资源或多或少地浪费了。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本无需亲自来到门诊就诊，却占用着本已不堪重负的门诊资源。

对此，刘毅教授表示：“我的患者有50%是不需要到医院来看的，这50%中大部分都是来找医生看一下就走的。实际上，有些患者，即使我告诉他这个药只需要 到医院的便民门诊去开，而且只需2元钱就可以了，但是他还是不肯，非要来看专家号不可。其实，患者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对医生的依赖，他们非得看到专家才安 心。有一次我无法出门诊，另一个医生替我出诊，给那位患者开了药。后来那位患者对我说，‘总觉得上次开的药和你开的不一样’。其实，我们开的药都是一样 的。因此，患者为求心理上的安心，无形中导致了门诊资源的浪费。”

黄烽教授也说道：“这种浪费我觉得是很厉害的。请钟南山院士去看感冒，请董怡教授去看很轻的腰背痛、骨关节炎，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浪费。这些专家应该去会诊那些特别疑难、特别重症的患者，而不是随便坐在门诊，跟其他医生一样去看病，我觉得这反而是另外一种不公。”

张奉春教授在会上就该问题发言称：“我认为我的患者中不必来门诊就诊的大概占40%～60%。为什么呢？这些患者中，有一些总是怀疑自己有这病那病而来就 诊的，更大一部分是随诊的患者，而随诊患者病情非常稳定，他就是看一看、拿点药好放心。所以，这部分病人如果能在社区就诊，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社区医生， 也就是西方所谓的家庭医生，给这些病人开药就行了，如果有疑难问题，再到大医院来，这样的话至少可以使门诊负担减少40%～60%。”

栗占国教授则称：“有两种情况我觉得并不需要看专家门诊。第一种就是纯粹开药。患者为了医保，只能开2周的药，超过2周的药必须到时候再来开。这就使得我 们医院逐渐变成了‘开药门诊’，患者来的目的就是来开药的。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只需要找到基层医生或者普通门诊就可以完成的。第二种就是复诊的患者。有些 患者病情很稳定，方案非常明确，其实后续在普通门诊就可以完成。估计1/3以上的患者是属于这种情况。当然，那些真正需要首诊的，以及病情忽然加重需要会 诊的患者，也占到了50%以上。”

徐沪济教授也简单进行了国内外的对比：“其实每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中国实际上看病是最便宜的，也是最容易的。比如，你要想看 张奉春主任的门诊，只要你去排队，还是能挂到号的。在国外，如果想去看专家，一般都是要等3个月，甚至半年。所以国外也有很多问题，也在不断地改善。但是 总体上，西方国家的医疗资源浪费比我们要少。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浪费是比较多的。”

综上所述，“看病贵、看病难”、门诊资源大量浪费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于是，医生无奈加号、无限延长门 诊时间，疲惫不堪，导致医患沟通不畅、交流时间不足。再加上媒体舆论误导，进而加深社会对医生的误解，矛盾愈演愈烈。而目前尝试的解决挂号难及付费难的努 力，甚至加剧了看病难的矛盾，进一步加重了医生的负担。

2、基层医生水平需要提高

如今，患者不愿意去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却挤破脑袋涌进大医院的原因，或多或少与基层医生的医疗水平低下有关。

张奉春教授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中的主要矛盾是医疗模式，其中也牵涉到基层医生专业水平的问题。他表示：“问题并不在于患者太多，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看 不完的患者。同时，医生的数量永远赶不上需求的步伐，特别是有水平的医生更少。医学生毕业后，他们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磨练。事实上，住院医生仍然处在继续教 育阶段，但是，我们的住院医生往往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培训。这些医学生到了基层医院后，他的上级医生根本也不太懂医，临床经验也不够，学校学到的也不能够 实施，最终就沦为一个三流医生，也就是开开药而已，所以老百姓怎么能够信任他？因此，现在医学生毕业后绞尽脑汁往大医院跑。导致大医院人很多，而一些基层 医院却没人，还得打广告拉人。所以，这最终还是一个医疗模式和体制的问题。”

顾越英教授也认为患者不愿去基层医院与基层医生水平有关：“比如在澳大利亚的医疗模式中，他们国家的老百姓认为，不一定非要到三级医疗去看专家门诊，可以 先在基层医院就诊。那么他们愿意去基层医院的基础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基层的全科医生已经具备了合格的医疗能力，他能够解决这些患者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能 够及时地转诊，保证患者医疗。现在我们国家的三级医院表面上好像医疗资源非常缺乏，患者非常的多，但实际上原因是基层的全科医生没有普及。”

十年栽树，百年育人。我们可以投入巨资，在一年内让众多社区医院拔地而起，但培养合格的社区医生，需要漫长的时间；吸引他们安心工作，需要合理的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大多数国家建立起各自的医疗模式。2014年的一项评比显示了11个国家医疗系统的排名。在12项指标评比中，英国综合排名第一、澳大利亚是第四名、德国排名第五、最后一名是美国。那么这些国家的医疗体制对我国的医疗有何借鉴？为此，主持人肖飞教授邀请张奉春、栗占国、徐沪济、黄烽、王国春等教授对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的医疗模式进行了探讨。

1、美国的医疗模式

在美国，医疗保障系统分为几个层次。最基础的是联邦政府和州、地方政府向那些没有私人保险的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具有社会救助性质的社会医疗保险。65岁老人及美国老兵看病免费，非常穷的人也免费，这是当年杜鲁门总统争取，最后约翰逊总统签字通过的。

对于大多数在职人员及其家属，可由雇主购买的商业医疗保险所覆盖。这种医疗保险往往是强制缴纳的， 由工作单位和个人各付一部分。该医疗保险不但可以用于个人看病，也可以用于家属看病，因此是非常优惠的。例如，张奉春教授讲到，他在美国的时候，月付20 美元，等到看病费用达到10万美元，就可以报销。家属到美国后，每个月多付80美元，他们的医疗保险就可以全覆盖。但是，这样的医疗保险并不是所有项目都 覆盖的，比如，有些眼科、齿科的医疗项目就没有包括在里面。

除了这种商业医疗保险，个人也可以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此外，美国政府还提供其他公共资金，用于推进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工伤补偿保险、公共卫生活动、美国国防部、老兵事务部和印第安人健康服务计划主办的卫生项目，以及州和地方医院补贴和学校卫生等项目。

这一制度极大地调动了社会资源，政府机构、企业和个人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和商业健康保障计划交织形成了以非政府机构为主体的多元化体系。

张奉春教授介绍道：“美国的医疗模式与中国完全不一样，但它也不是完全靠自己投入，而是主要采用医疗保险制度”，这是一种以市场为主导、多种体制覆盖的医疗模式。然而，美国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张奉春教授提到，美国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17%，医疗费用支出巨大，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

然而，如此高的投入仍然不能满足美国公众的需要。据统计，至少有15%的美国国民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险计划的保障，另外还有很大部分的美国国民购买的医疗保 险未能有效保障其受益人。另一个弊端是健康和卫生服务不公平。美国的医院有两种，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公立医院属于非营利性质，只按服务水平收费；私立医 院也分为两种，一种是非营利性的，主要是各种慈善机构组织经营的，作为对公立医院的补充；另外一种则是营利性的，这些医院收费较高，但水平一般相当高超， 以专科医院为多。富人可以随时去私立医院看病，能够得到最好的医疗保障，而许多穷人则不得不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在公立医院排上队看病。还有些买不起保险的 家庭只能利用免费的急诊室。然而所谓的急诊还是有界定的，不是去了都能看到病。

黄烽教授举了个例子：他同事的孩子玩沙子时，被沙子迷了眼睛，结果在急诊室等了3个小时，也轮不上，因为还有枪伤的、死亡的……有些患者因此小病拖成了大病，成本倍增。

2、澳大利亚的医疗模式

栗占国教授和徐沪济教授介绍了澳大利亚的医疗模式。

澳大利亚构建了覆盖全体居民的国民医疗照顾制度——Medicare制度，以及民间的医疗保险这样一个“双轨制”。

1984年，澳大利亚通过了《全民医疗保障法》，建立了Medicare制度，实现了全民医疗保 障。所有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留者以及一些与澳大利亚签订了医疗互惠协议国家的公民均可享受Medicare提供的福利：全免费的公立医院急诊、门诊和住 院医疗服务；免费或部分补贴的私人全科和专科医疗服务；补贴的社区私人药品服务；全免费的病理检验、影像检查和治疗服务等。

在澳大利亚，全科诊所和社区卫生机构起到“守门人”（Gate Keeper，GP）的作用。这些守门人通常由在医院工作满5年的医生担任。一个守门人大概负责1800人左右的一个社区，是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主要提供 者，主要包括普通疾病的问诊、体检、咨询、处方、治疗、小手术、避孕、转诊、计划免疫等。一般情况下，居民要到专科医生或者综合医院看病，必须经守门人转 诊，否则将无法享受Medicare的补贴。守门人享受国家公务员性质的待遇，如果预防工作做得好，收入也会更加可观，可以达到与专科医生相当的程度，因 此守门人不会轻易转诊。

为了筹措卫生资金，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商业医疗保险激励计划”和“终身医疗保险计划”，政府通过 减税（个人所得税）的方式，对所有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个人或家庭给予一定补贴；对于没有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高收入者，政府则会征收医疗附加税。商业医疗保 险参保者可选择医生、优先住院和Medicare服务范围外的服务，主要用于私立医院、牙科服务等支出。这两项计划推动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

这种“国民健康服务系统”曾被认为是全球最好的医疗服务体系之一，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

栗占国教授指出：“澳大利亚是全民保险，基本上不怎么付钱，其实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在公立医院里面，排队需要很长的时间，好几个月都轮不到。即使很重的患者，要看也来不及。如果有钱，可以看私立的，还比较及时。”

徐沪济教授也有着与栗占国教授相似的看法：“澳大利亚因为地大人少，一共只有2000多万人口，和上海差不多，经济也比较发达，总体上它的医疗制度还是相 对比较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缺点。比如，我刚刚去过的阿德莱德医学中心。这个医学中心的专家相对非常少。比如变态反应医生只有2位～3位。我听他们讲，要看 他们的门诊，都得半年以后。所以它的弊端在这里。

3、 德国的医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