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离开了我们，可与他一起工作的日子、情景、点滴却越来越清晰。在怀念他的日子里，我想“老协和”精神不应该成为“文化遗产”，而应该新生、传承、光大。

2013年10月4日，老师方儒修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作为他的学生，对着他的肖像，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能说些什么呢？从他身上我学了一辈子，没学够、也没学好。我只能在思念中寻找，寻找他老人家在我行医路上留下的最深烙印的那些东西。

我从医生涯的第一次抢救

1983年10月，经过一年的轮转学习后我被分配在了乌鲁木齐总医院心肾科工作。当时的科主任、我的老师方儒修先生跟我进行了入科后的第一次谈话，言语很简明：“医生是个很苦的职业，你准备好了吗？”“做心肾科的医生我没有其他要求，就是要做到眼勤、腿勤、手勤、脑勤。”他的这“四勤”当时听起来没什么难的，但要做到、做好、做一辈子真的实在太不易。

1984年初春的一天下午，由米泉转来一位端坐呼吸的中年女病人，经检查心脏明显扩大，心率130次/分，血压低，两肺满布湿性罗音，病情危重！方主任指挥着我们几个年轻医生忙碌着。那时心肾科刚成立不久，科里没几个老医生，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床旁心电血压监测仪，只有一台笨重的日产心电除颤机，危重病人的抢救及特护方主任都要求我们住院医师做。测血压、数心率、做心电图、给吸氧、静脉注射……强心、利尿、扩血管……写病历、记特护记录、记尿量……患者病情趋于好转。但方主任不放心，仍然和我们一起守在病房。晚上11：30左右，病人突然大叫一声，两眼上翻、四肢抽搐，“室颤了！阿-斯发作！立即电除颤！”方主任果断坚决地发 出了指令，“400焦耳一次，400焦耳二次”，除颤成功，除颤机的监视屏上显示室颤转复为窦性心律，大家都松了口气，可没过多久，患者再次阿-斯发作， 再次除颤成功，又一次阿-斯发作，又一次除颤，如此周而复始。“为什么频繁室颤？”方主任向大家提问并思索着，“立即抽血查电解质”。1个多小时后，检验 科给出了报告“血钾1.8mmol”，立即静脉补钾！随着血钾的上升，室颤发作的间隔越来越长，病人情况逐渐平稳。那夜下来病人阿-斯发作33次，我们电 除颤成功33次，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夜！病房窗外露出了鱼肚白，我们全体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虽早已疲惫不堪，但心情却是愉悦、欣慰的。那一次是我做医生后参 加的第一次大抢救，那一次我见识了方老师的高明，那一次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了做医生的辛苦，那一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抢救成功后的喜悦和自豪。苦并快乐着！

医生的基本功比机器更管用

方主任非常注重临床基本功的 训练，他说“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永远是诊断的第一道工序，眼、鼻、耳、手和听诊器都是医生随身必带的临床最重要的工具”。在判断病情的轻重缓急方面，他坚 信医生的眼睛要比B超、CT更便捷、更管用。“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过分依赖和迷信机器的医生一定不是高明的医生。”

1988年秋，一位患风心 病、二尖瓣狭窄、二尖瓣置换术后的中年男性来院就诊。这位病人是在内地某大医院做的手术，术后2个月开始发热，中等热度已经持续1月了，经多次血液、影像 学、体液培养等检查，没有查明发热原因。患者返疆后住进了医院。方主任全面、仔细地给他做了体格检查，发现该病人脾大，在连续数日心脏听诊后，方主任又发 现病人心脏杂音有变化，（那时我们医院还没有心脏B超）他多次与内地的手术医生联系，了解患者当时手术及术后的情况，并提出他的诊断“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 炎”。手术医生认为不可能，因为在他们医院的各项检查、包括心脏超声检查都没有显示“心内膜炎”的征象。但方主任仍然坚持他的诊断，按心内膜炎给予了大剂 量青霉素静脉注射，2周后患者体温逐渐恢复正常。

一位80岁的女性，因为胸腹痛、心电图ST-T异常，诊断“心绞痛”住院。在多次含服了硝酸甘油后，患者疼痛没有缓解，注射吗啡仍无效。患者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我们一群年轻医生束手无策，急 得团团转，方主任来到病房，看到病人表情十分痛苦，但心脏听诊未闻及异常，左下腹触及包块，肠鸣音亢进，他二话没说，戴上手套给病人做肛门直肠指检，随即 掏出一堆又粗又硬的粪块，几分钟后病人排出大量稀水样便，很快安静下来。这个病例让我们对“便秘性腹痛”可引起心电图的“心绞痛”样改变有了认识；让我们 体会到有时候体检比心电图更重要，也让我对“作医生不能怕苦怕脏”有了感悟。

从蛛丝马迹找到致病元凶

方主任常说，他感受最深的一句格言是 Soasman所说的“You can only see what you look for, and you can only recognize what you know ”。他说，在满满当当的公共汽车上，一位旅客背着鼓鼓的行李，很多人视而不见，只有小偷能从那行李中看到其内的钱包，因为那钱包正是他look for的对象。在临床诊疗上也要做这样的“小偷”，从蛛丝马迹中寻找你想要的，从细微之处得到你想知道的。

1995年初秋，乌鲁木齐市一所中心医院请已退休的方主任去会诊一名重症战士。这名战士腹泻数周，伴发热，多次大便检查均呈阴性，肠镜检查提示“溃疡性结肠炎”，然而按“溃疡性结肠炎”治疗丝毫无效，战士病情越来越重，出现了意识不清、浅昏迷的症状。院方已 先后多次请相关科室的专家会诊，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当日的头颅CT报告“颅内占位”。方主任到达后，仔细询问了病情，检查发现战士全身皮肤有瘀点瘀斑，大 便呈“巧克力色”糊状，他要求再查大便，检验报告再次显示“未见异常”。在扩大会诊上他提出“阿米巴痢疾”的诊断，在场的专家们无人赞同。由于病人十分危 重，中心医院想把病人转到其他医院，但相关科室均不想接受。在此情况下，方主任力主乌鲁木齐总医院心肾科接收这位战士。当晚，急救车载着这名战士送进了心 肾科。方主任带着主管医生留取了患者的粪便，取一点送检验科，再取一点涂片亲自在显微镜下观察，仍未见异常。不久，检验科报告“见少许红细胞”。方主任说 再等等看，他每5分钟～10分钟观察1次……1小时过去了没有特殊发现，继续观察……终于在2小时后发现一只单细胞样物体慢慢伸出了伪足，“阿米巴”！方 主任兴奋地说。随后观察发现慢慢伸出伪足的小东西还不少呢！“阿米巴痢疾”诊断由此确定，CT“头颅占位”无疑就是阿米巴脑脓肿了。诊断明确，治疗顺理成 章，用甲硝唑治疗，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几天后，该战士体温下降，神智恢复，皮肤瘀斑瘀点消退。方主任因此又一次名声大振。但他却说，这是件很可悲的事情——“阿米巴痢疾”应该是实习医生就该知道的，居然有这么多的专家们把它“遗忘”了，现在只有他这个老头还会用火柴棒挑点粪便，涂在玻片上、滴一滴生理盐水涂开，在显微镜下观察，这是门作坊式的老“手艺”了，也只有他会这样耐心地在显微镜下“守株待兔”。

科研思路从积累而出

20 世纪80年代末，我国的肾脏病事业刚刚起步，肾脏病诊断治疗的检查方法和手段还不多。临床上有典型症状的尿路感染病人，常常因“机检”尿液正常而漏诊误 诊。方主任遇上这类病人都要亲自为病人做尿离心沉渣镜检，显微镜下那满视野的白细胞正是尿路感染的确凿证据。他告诫我们，不要被“机检”结果绑架，不正确 地留取样本、标本存放，以 及简单马虎的、不按要求操作的检查都可能让医生误判。方主任有一个笔记本，里面画满了各种各样的尿液管型，粗大的、透明的、颗粒样的、细胞型的……有些图 旁边还附有病人的病情、治疗、转归情况。随着病例的积累，他总结出：又粗又短的蜡样管型多为慢性肾衰，而那些又细又长的细胞管型在急性肾衰多见。他希望能 对尿液的各种各样的管型、细胞进行分析研究，以期找出管型和细胞与各种肾脏病的相关性，可惜那时候没有研究的客观条件。后来他退休了，就把那台显微镜交给了我，他说：作为肾病科的医生要学会查尿，也希望有朝一日成立肾脏病科，继续完成他想做的“尿液管型、细胞成分与肾脏疾病的相关性研究”。但本人愚、懒，没有完成，想起来很是惭愧。近年来，全国肾脏病学专业蓬勃发展，肾脏病的检测方法和手段越来越多，临床与基础研究不断深入，方主任曾提出的“尿液管型与肾脏病类型有相关性”也得到证实和公认。这个故事说明方主任的科研思路与科研素质——重在临床、细致观察、准确记录、假设与证实。

好读书造就好医生

方主任说，老“协和”有“三 宝”，人才、病历、图书馆。他对这三件宝情有独钟。他培养人才不遗余力，他对待病历认真严格，他是医院图书馆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医生，即使退休了他还经常到 图书馆查外文资料，经常给我们送或寄一些心肾专业的医疗文献和新技术新进展的资料。他说他的最大“本事”是读书，“这个问题你不懂吧？那你就去看书吧，弄 懂它！”他就是依靠临床实践和查阅图书、文献等方法弄清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杂症。他对医疗专业的分科细化、专科林立、而扩大会诊时出 现的“不是我们科的”“与我科关系不大”的现象深感忧虑。他说专科的划分有利于各专业的发展进步，但留下了许多“三不管”的领域，学点“万金油”的本事， 有时是蛮管用的。

1996 年夏末，由外地中心医院转来一位战士，腹痛发热1周了，诊断“急性阑尾炎”，战士拒绝手术治疗，一直用抗生素治疗，病情越来越糟，高热持续，血尿、呼吸困 难、谵妄……体检发现战士全身皮疹、黄疸、心率140次/分，两肺湿性罗音，检验结果肝功异常、肾功能异常。一时间我们全傻了，这是啥病呀？多脏器功能衰 竭，啥原因？感染？暴发型肝衰竭？过敏？多科会诊无果，于是就请了方主任来看。方主任闻讯来到病房，仔细看了转诊病历、查看了病人，一言不发离开了，二十 多分钟后他拿着一沓资料回来，对我们说，看看吧，是不是这个病——溶 血性尿毒症综合征。逐一对照理论与病人，竟然条条符合! 随后，经激素应用、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治疗，病人得救了。那是医院建院以来诊断并抢救成功的第一例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当时的文献报告该病的死亡率高达 90%以上。之后我很诧异地问方主任，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找到那么多相关资料，而且又那么准确？他说，以前看过这类资料，但从没见过该病的病人，今天 看到这个病人有些像，所以回家取来。我无语，钦佩他的学识，更钦佩他的“本事”。

严格要求的“老夫子”

方 主任是永远较真的“老夫子”。他以身作则、认真细致，对我们下级医生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问诊体检、病历书写等方面的要求严格近于“苛刻”。他会拿着我 们已完成的病历去病人床旁“核实”病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有遗漏、错误，他会用红笔勾画标记出来，要求我们再去问、再去查、重新书写；他对现病史仅有区 区几十个字的病历摇头否定，他会严厉地要求你去重新问诊、补充，他说：“很多重要信息都漏掉了，怎么能作出正确的诊断？”他 经常带我们到病床前，教我们听心脏杂音、查肿大的肝脏、看甲床、数早搏……；如看到病历中出现“籍贯：四川药赤县（应为岳池县）”“工作单位：灵通疗养院 （应为临潼疗养院）”之类的错误写法，他会拿新华字典让你去查、去学、去改；他经常把我们病历中出现的错别字抄上满满的一黑板，旁边注明正确的写法……他 说“病历就是医生的脸面”，“病历写不好要么是基本功差，要么是态度差，基本功差要抓紧学习训练提高，态度差是万万不允许的，粗疏马虎更不可容忍”！

吾师其人

方主任从医六十余载，带有传 奇色彩的诊疗故事很多，他的认真严谨也是出了名的。他195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1958年来新疆；文革时他饱受折磨，曾被罚去放羊烧锅炉；1971年被 “解放”重当医生。他没有进修深造过，全凭在协和打下的坚实基础，在临床实践中的不断摸索，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外文文献，沉淀了扎实的功底，练就了敏锐的 眼、耳、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严谨求实、见多识广，他没有“大医”的头衔，也没有院士的光环，但他有太多高贵的品质、医德和珍贵的临床经验；他刚 正不阿、威武不屈，痛恶学术造假并与之坚决斗争；他仁心慈善，常年捐助福利院的儿童和贫困患者；他食不求甘、居不求奢，总是做得多、要得少；他以行动教导 我们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他用一生诠释了他名字的深刻涵义：方方正正、儒雅仁慈、修心修行。

老师离开了我们，可与他一起工作的日子、情景、点滴却越来越清晰。在怀念他的日子里，我想“老协和”精神不应该成为“文化遗产”，而应该新生、传承、光大。

（作者：梁兰青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肾脏病内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