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是全世界大名鼎鼎的科学圣地。150年前的1861年4月10日，MIT获得创校许可。经过150年的发展，现已有学生近万名，并且已被世界公认为与牛津、剑桥、哈佛等老牌大学齐名的、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的世界一流大学。在100多年的历史中，它诞生了6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14位宇航员，安南、贝聿铭和中国的钱学森都是该院的毕业生。
但是在1865年2月20日，波士顿市中心的商业图书馆响起了麻省理工学院第一堂课的钟声时，MIT仅有15名学生。而且当时哈佛大学（创办于1636年）已进入了创校后的第三个世纪，英国剑桥（创办于1209年）和牛津大学（创办于1167年）也各自进入了她们的第八个世纪。
MIT很快成为了潮流引领者。创立者威廉•巴顿•罗杰斯（William Barton Rogers）根据校训“动脑，动手”（Mens et manus即mind and hand）设立了课程。他和教职员们将实验教学引入了大多数本科基本课程，将基础科学与实践艺术紧密连接起来，这种教学方法的革新很快被模仿复制。
MIT最有影响力的创新也许并不在于课程或教科书，而在于赞助方式。在MIT的历史上，她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用新方法募集研究和教育所需资金，剧烈地摇摆于政府资助和私有资金之间。每隔几十年，哪种资金来源是恰当的、哪种是肮脏的都会在MIT引起激烈的争论，教职员、管理者和校友们因为怕做出错误的决定给学院带来影响而焦虑不安。每一项新的募资计划都引发一场MIT校魂之战。尽管每次这些募资新建议一开始都被认为又怪异又鲁莽，但它们很快就被采用，并迅速被模仿。
在现今经济不稳定的形势下，全世界的大学又再次面临资金难题。MIT的经验为现今大学募资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她150年的筹资之路亦表明，大学筹资要随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以致力于坚持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筹资理念，建立完善的募捐机构及募捐项目，形成回报显著的捐赠基金管理策略。其成功筹资及募捐的经验对发展我国大学筹资（募捐）事业、实现我国大学财政稳定及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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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初创与“赠地学院”
在MIT获批仅两天后，1861年4月12日，炮火袭击了南卡罗来纳的萨姆特堡，美国内战爆发。尽管对这所新建学院来讲这并不能算是个吉利的开端，但战争的爆发使Rogers有时间继续去寻找资金。
战争开始后15个月，1862年，时任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签署了《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法案规定联邦政府赠予每个州一定的土地，土地出售的收入用于支持当地大学的建设，这样的学院被称为“赠地学院”（Land grand university）。赠地学院主要通过农业及其相关机械、生物等专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学生，提供技术服务。赠地学院迅速在美国发展起来，几乎全是公立学院。Rogers说服麻萨诸塞州议会将麻萨诸塞州政府赠地拨款的30%拨付给诞生不久的MIT——一所私立学院，作为交换，他承诺给所有学生提供军事教育。政府资金的注入使私人捐赠者确信MIT值得投资。因此MIT一开始的资本组成是奇怪的——她是受官方资金支持的私立大学。
大学与企业：科技计划的成功及争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在数次力拒了邻校哈佛大学的吞并企图后，MIT发现自己的资金已经到了底线。1919年，MIT校长理查德•麦克劳林（Richard Maclaurin）推出了一项名为“科技计划”（Tech Plan）的新计划。在此之前，MIT像大多数美国其他大学一样依赖学生交的学费、私人慈善资金和当地企业偶尔的捐赠来支持研究。与那些早期的募资方式不同，科技计划重建了MIT整个的企业资助运作方式：它创造了一个工业合作研究部门，以促进校园中企业资助研究项目的开展，并向企业赞助商开放校园图书馆、共享校友信息。这是当今普遍存在的技术转移中心的先驱。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史上还从未有过类似“科技计划”这样的尝试。MIT的这项计划迅速吸引了上百家公司、数十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万美元）的赞助。同时，相伴而来的还有对该计划的争议。
科技计划推出十年后，MIT超过三分之一的教师在为企业赞助商工作。什么样的工作？教师们很难回答，因为协议禁止他们在赞助商批准前公布结果。在1929年发生股市崩盘和经济大萧条后，校园内对科技计划的不满更为加剧。一些学系，如电机系的年度预算在短短四年內暴跌了60%。越来越多的声音说，MIT严重依赖企业的赞助简直太短视了，毕竟这些赞助像商业周期一样变化无常。批评者更是说，过度依赖工业、企业资金是堕落的，并称，MIT在追求“快钱”的同时，已经出卖了自己的智力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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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政府：MIT的探索
尽管有《莫里尔法案》，但从MIT到斯坦福大学，美国许多私立大学的财务人员都认为，联邦政府没有必要插手诸如高等教育这样的地方事务。不管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的财务人员大都认同，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是一回事，联邦官僚们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严峻的经济现实使得MIT开始注意到联邦政府的资助对大学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两次世界大战则使得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更加密切。MIT 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来自联邦政府（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资金，为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和军事研发。
迫于20世纪30年代严峻的经济现实，当时的副校长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开始重新考虑联邦资助，毕竟政府背景的合作伙伴所能提供的研究经费是任何一个工业、企业合作伙伴都无法匹敌的。布什想到的资金解决办法是与联邦政府合作，这一资金来源和适用法律（合同）不同于以往的捐款或赠予，是全新的融资方式。带着这一想法，1940年6月，布什就任刚成立的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并于1941年出任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主任。在布什的领导下，OSRD与大学签订协议开展军事科技研发，全美很多家大学与之签订了数千份研究合同，从雷达到原子弹什么都有。
这些战时的研究合同，流向MIT的比其他任何大学都多。至1945年，MIT从国防相关研究合同中获得的费用比其他强大的工业承包商——西部电气公司（AT＆T）、通用电气、美国无线电公司、杜邦公司和西屋公司的总和多上三倍。MIT90%以上的年度预算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合同。很快，MIT模式成为全美所有研究型大学的模板。斯坦福大学等其他机构研究MIT的转变，并试图复制。经过战时的巨大动荡，已经很少有人质疑联邦政府是否是基础研究和大学教育的合适资金来源。庞大的政府资助在冷战开始后继续增加，快速巩固了这个新准则。
在20世纪50、60年代，联邦资助推动的就算不是全世界，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快的高等教育扩张。与大学签订合同的主要是军事和国防相关机构，他们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很少有人尖锐地质疑这样的关系，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越战的升级，校园里批评声四起，人们开始重新考虑五角大楼是否应涉足教育，政府的钱再一次看起来很“脏”。
私有资金再次大规模登场
另一种新的筹钱模式开始登场。校园内的抗议声音散去后不久，分子生物学家开始担心将自然界中并不共存的DNA序列结合会有潜在的危险。麻萨诸塞州的剑桥（MIT所在地）成为美国首个为这种研究的开展设立专门规则的城市之一。很快，MIT附近的区域成为了“基因小镇”，一个孕育私人生物技术公司的区域，这些公司非常愿意和MIT的教师和学生建立密切的关系。
MIT生命科学家及其学生与公司和风险资本家的合作确实大大方便了研究的发展，但谁是受益者？评论家们担心，现今秘而不宣的协议就像科技计划时的公司审查制度和国防部的保密规范一样令人窒息。其他的担心还包括：教师们一边肩负学校的职责，一边又要兼顾公司，MIT能获得多少好处？私人投资比联邦政府的资助更可靠或更正当吗？
即使钱是来自私人基金会也是有包袱的。这一点可以用MIT校园内最新的一栋建筑说明。这栋建筑由MIT校友、同时也是癌症幸存者，亿万富翁大卫•科赫（David Koch）资助建成，2011年3月正式启用，作为David H. Koch癌症综合研究所。科赫迄今已经捐赠了大笔资金用于翻新全美各地的医疗中心、博物馆和剧院，除了这些慈善捐款，他还资助政治团体。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气候中，科赫的名声已经两极化。在MIT这座新建筑的盛大开幕仪式上，科赫说癌症是“绝对无党派”，他说得很对，但资助与疾病不同，是政治选择和理性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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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企业、政府——MIT的混合模式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MIT根据早期经验，一直遵循混合式的资金配置，资金来源在联邦政府、企业和私人捐助之间动态平衡，并通过大学、政府、企业间的良好运作，加强自身造血功能。特别是1980年《贝杜法案》的通过，该法案的通过，使得大学、政府、企业之间涉及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而产生的争议得到了有力的解决，该法案还对大学、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使得大学成为美国创新系统中突出的一部分。而MIT的技术转移平台——MIT技术许可办公室的成功运作，使得MIT与企业的联系更为密切。由MIT师生独立创办或通过该校转让专利许可建立的企业总数达4000多个，有1065家企业的总部设在学校所在的波士顿地区，其中80％的企业是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
现在，MIT年度预算的一半左右来自联邦政府的非军方部门，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1/4来自私企和基金会；1/6来自军方；剩下的百分之几来自州、地方和外国政府。
我国医学院校资金情况
在我国，教育卫生资源属国家所有。各医学院校医教研的费用是国家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通过政府主管部门的财政拨款来提供。在教育市场化以后，企业、私人捐助以及技术转化也占了一定比例。但是，从总体上说，费用的增长仍不能适应医教研事业的发展需求。医学院校严重依赖政府拨款，科研方面尤其依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为了解决我国医学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缩减、医学科学发展动力不足的现状，当前应该继续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逐步降低政府拨款所提供的资金比重，可以适度借鉴国外大学筹措资金的模式，使资金来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改变医学院校资金来源单一模式的局面。
自从MIT成立以来，政府来源的资金和工业赞助商已经多次交换地位，交替作为救星或毒果。这个学院的历史提示，没有一个模型是绝对完善、正确的。所有资助都涉及开辟新机会与抵押知识自主权之间的一种微妙平衡。与其重视现金来源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更应该仔细审视伴随资助而来的附带条件。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