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勤奋的医学生

    丁文祥祖籍安徽宿县，他的祖父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他的父亲则去了南京金陵大学读书。父亲毕业后回到宿县，在金陵大学设立于宿县的育种实验场开始从事为农民选育良种的工作。读过些书、见过些世面的父亲认为学医能使孩子谋得更体面的职业，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丁文祥从小对物理、化学、电子学感兴趣，课余也常与这些书相伴，他想考这方面的专业，但在父亲的意志下，丁文祥最终报考了医学院校。

    1947年，丁文祥考取了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只身到上海求学。在当时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背景下，丁文祥此前根本不了解震旦大学医学院，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了招生信息于是报考了而已。到了震旦医学院，丁文祥才知道原来这是一所法国背景的大学，授课都是用法文，在正式上课前要经过一年严格的法文预科，合格后才能真正进入这所大学学习。在起早摸黑地突击了一年法文之后，原来不知法文为何物的丁文祥做到了医学专业法文能够听说读写。期间陆陆续续有人因为坚持不下去而离开，一年后，整个法文预科进入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人数从最初的240人缩减到了约40人，与上海当地有法文基础、不用参加法文预科的同学拼起来也不过才80人左右。

    在震旦大学还是私立学校的时候，学生所有的花销都要靠自己解决。而大多数学生都不宽裕，丁文祥为此在学生会下组织了工读团，有约60名各科系的同学加入。他们一早起来磨豆浆卖，晚上还办夜校，教授会计学等，场地就占用震旦大学的教室，有约300名来上夜校的学生。夜校授课结束后往往已是晚上9点多，而工读团的学生们还要继续忙自己的课程到深夜。直到震旦大学被人民政府接管后，免除了大学里的一些费用，丁文祥和同学们才不用那么辛苦地解决花费问题。

二、 小儿外科的起步

    毕业后，丁文祥被分配至广慈医院（即现在的瑞金医院）做外科住院医师。其实早在实习的时候，丁文祥就是在广慈医院，当时的广慈医院外科有四个病区：两个男外科、一个女外科、另一个是小儿外科，其中最差的病区是女外科，素来在各项评比中排在最末位。实习生每个病区轮转2个月，而丁文祥向时任外科主任、中国当代外科学奠基人傅培彬教授提出，自己只要在最落后的女外科轮转3个月，就会把这个病区带成第一名。看着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青年，傅培彬欣喜地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丁文祥开始不分昼夜地忙碌，对女外科进行管理整顿，甚至连工作人员间的矛盾也要上门家访解决。3个月后，原本一盘散沙的女外科在评比中果然拿到了第一名，使得傅培彬对这个弟子青眼有加。傅培彬语重心长地对丁文祥叮嘱道：“你还年轻，我希望你能做到两点：一要晚结婚，二要晚生孩子。要留出精力搞研究。”丁文祥听从了老师的建议，30多岁才结婚，结婚5年后才要了唯一的孩子，给事业留出了大量精力。

    1955年，中央决定在包括上海第二医学院在内的四所医学院校首先设立儿科系。上海第二医学院将儿科系设在了广慈医院，我国著名儿科医学专家高镜朗任系主任。广慈医院外科一位佘姓教授负责创建小儿外科教研室。当时广慈医院小儿外科（上面所提到的4个病区之一）主要开展的手术类型无非是骨折石膏固定、疝气和外伤，所以外科医生普遍觉得从事小儿外科简直太“小儿科”了，没有人愿意加入小儿外科教研室。热血方刚的丁文祥认为这是国家的需要，而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行动目标，再说行行出状元，谁说小儿外科就没有前途呢？于是他找到了佘教授，提出想要加入。但即使这样，小儿外科教研室还不能算是成立，因为只有一位高年资教授和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住院医生，中间还缺一档：主治医生。为此，丁文祥在外科遍寻愿意加入的人选，最终说服了另一人加入，他们3人组成的小儿外科教研室终于正式成立了，是四个受命建立小儿外科教研室的大学中最先完成任务的。

    佘教授早年留学法国，学的是腹部外科专业。他托人从香港买来一本英文版《小儿外科学》（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外科主任Robert Gross著）。这是他们当时能获得的唯一一本小儿外科专著，丁文祥争取到了这本书的“夜间使用时段”。这本书给丁文祥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小儿外科新天地，让他大开眼界，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小儿外科可做的如此之多，一点都不简单！他们开始接收各种畸形患儿，但麻烦的是包括胸腔、泌尿系统在内的很多手术他们都不会做，只得请成人外科系统相应的专家操刀。有医生形象地把这时的小儿外科比喻为西双版纳的房子：一旦把房子下面支撑的竹竿拿走，上面的房子就会倒塌。丁文祥明白，这样依靠外部专家支援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必须打好自己的基础。于是他开始广泛学习各种外科手术：泌尿、烧伤、整形外科；膀胱镜、气管镜、食道镜……练就了一身本领，从头到脚各种手术他几乎都会。每学会一个系统的手术，他就带一名徒弟，然后在小儿外科下建立相应的子专业，到20世纪60年代，各子专业基本已经建完，成为全国门类最齐全的小儿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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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儿心脏外科事业的开始

    1958年，儿科系的教学医院——新华医院建成，儿科系陆陆续续地分三批迁至新华。1963年，丁文祥也调至新华。时任新华医院小儿内科主任刘薇庭教授建议丁文祥研究小儿先心病的外科治疗。当时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治疗主要依靠强心药、抗生素和利尿剂治疗，这种方法无法解决先心病的病因：心脏畸形，每年有很多患儿因此死亡，这令刘薇庭倍感惋惜，所以对丁文祥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时任新华医院党委书记王立本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正式要求丁文祥领衔小儿心脏外科的探索性工作，并将还是年轻小伙子的苏肇伉分到了丁文祥组。此后，两人开始一边做日常的小儿外科工作，一边摸索小儿心脏外科。没有参考资料、没有地方学习、心脏病的风险又大，等待他们的是一系列的考验。他们一方面向成人心脏外科专家学习，一方面新的手术都先做动物实验，为此丁文祥和苏肇伉不知在动物房睡过多少个夜晚。新华医院的动物房位于太平间的隔壁，那个角落在晚上的时候更是少有人去，阴森得令人害怕。尽管如此，两人在动物房做完实验后，还要留一个人守在那里观察、记录实验动物的变化。丁老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说道：“虽然心里害怕，尤其到了晚上更是如此，但这些都是值得的。”

    给患儿做完手术后，丁文祥还要守在患儿床边观察，当时没有监护仪，就靠手和眼分析病人的变化，他的手总是放在患儿的桡动脉上摸脉搏，久而久之，他手的灵敏度达到了通过脉搏感知的血压与仪器所测相差不过5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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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医工结合典范

    最初，由于没有小儿专用的手术器械，小儿外科的医生们只能给年龄稍大的孩子做手术，用的是成人用的手术器械。这时，丁文祥原来对理工的爱好派上了用场，他开始设计、研制小儿专用的手术器械、体外循环机和医用修补材料等。为此，他不知往工厂跑过多少次。丁老说这对那时的他是很好的锻炼：在艰苦的环境下如何开展事业。

    1974年，丁文祥开始与上海手术器械厂合作研制小儿和婴幼儿手术器械。由于没见过实物，也没有图纸，制作过程只能是摸索着进行。丁文祥先要把器械的草图画出来，交给工厂，由工人师傅试制出样品，根据他的临床经验指导师傅调节器械材料的硬度、弹性，再拿到动物身上做实验，实验后还要对损伤部位做病理分析，看器械造成的损伤是否可以恢复，往往要经过反复修改才得到最终可以应用于临床的器械，然后让制图员根据最终版本的器械画图纸批量生产。这些手术器械填补了我国小儿和婴幼儿心血管手术器械的空白，至今仍广泛应用于全国设有小儿心血管外科的医院。

    在心脏手术时，人工心肺机临时担负着心脏和肺的功能，负责全身的供血供氧，地位举足轻重。成人型的人工心肺机对小儿来说太大，根本不能使用。20世纪70年代初，丁文祥开始与上海电表厂协作设计和研制适用于5岁以下儿童的小儿人工心肺机。人工心肺机中的一个关键部件是氧合器。最初丁文祥研制的氧合器是碟片式的，1974年首次应用于先心病婴儿的手术，并获得成功，但这种形式的氧合器氧合效果并不理想。随后他又研制了鼓泡式氧合器，虽然氧合效果增强，但由于会在血液中存留一些细小的气泡，在婴幼儿纤细的血管中形成气栓塞而导致患儿死亡风险增加。后来，丁文祥和苏肇伉两人到日本考察，发现日本同类手术死亡率比国内低很多，原因在于他们使用了一种最新型的氧合器——膜式氧合器（简称膜肺），这种新型人工肺通过一层有微孔、可透气的膜隔开了氧气和血液，使血液既能充分氧合又不必产生气泡。回国后，丁文祥向上海市科委表达了研制膜肺的想法，在科委领导下，丁文祥与复旦大学、上海结核病院一起开始合作研制膜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研制成功了聚丙烯中空纤维膜式氧合器。

    当年丁文祥那么辛苦研制出来的各种小儿专用医疗器械设备现今仍在应用的只有手术器械，其他都渐渐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时至今日我国医院内的医疗设备大多并非来自国产，对此，丁老分析道：“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当今国产医疗设备不振的局面：首先是国际医疗设备公司对我国市场的冲击。尽管他们设备的价钱是国产设备的很多倍，但他们的营销手段，如送医生开会、出国等吸引了医生使用他们的设备。其实他们高昂的设备价格使这种高成本营销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其次是医疗设备审批困难。以漏斗胸NUSS手术所用金属板为例，国外产的太贵了，一家国内骨科手术器械厂也研制了这种金属板，定的售价远远低于国外金属板。但面临数十万的审批费用和数年的审批时间，他们放弃了。要知道国内每年这种金属板的使用量很小，有1000个就不错了，他们的利润和所付出的审批费用和时间是不成正比的，放弃在所难免。换句话说，即使他们通过了审批，也还要面对国际医疗器械的冲击，未来的发展也堪忧。当然，医疗用品严格审批是绝对必要的，但怎样在严密的管理之下又能加速国产医疗器械的发展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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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HOPE基金会结缘

    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小儿心脏外科有了些发展，但仍是以较大儿童的手术为主，而先心病这种婴幼儿时期进行手术为佳的病种却很难在婴幼儿开展，此时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HOPE）的介入加速了中国婴幼儿心脏外科的发展。1983年，时任二医大校长兰锡纯将HOPE基金会主席约翰•华尔许介绍到了丁文祥所在的新华医院小儿心脏外科参观。接待华尔许一行对丁文祥而言并非难事，因为他和苏肇伉一直留意收集整理自己科室发展过程中的资料，可以说早已做好了准备。华尔许到来之后，看着满桌子的资料，听着丁文祥的介绍，惊讶于这个中国医生竟然连最基本的手术器械都需要自行设计制造。临走之际，他邀请丁文祥和他一起吃晚饭。华尔许的随同提醒丁文祥晚饭时很可能要签协议，因为华尔许从不轻易请人吃饭。果然，在饭桌上，华尔许提出了极具诱惑力的3年培训协议：HOPE基金会提供仪器设备配备一间现代化的手术室，装备4床位的手术后监护室，并派波士顿大学儿童医院的Dr. Jonas前来帮助开展婴幼儿心脏病治疗，中国的医生也可以出国学习，所有这些都是无偿提供的。这一明显对我方有利的协议很快被批准通过。丁文祥前后几次被派至美国进修，每一次进修他都能找到提升己方技术的关键点，几年下来使小儿心脏外科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华尔许惊奇之余感叹道：“HOPE基金会在波兰也资助了小儿心脏外科，但他们多年的发展还比不上你们一年的发展。”就这样，HOPE基金会开始了与丁文祥的长期合作。

    一天，在丁文祥送华尔许的儿子去机场的路上，丁文祥被问道：“我们应该怎样进一步合作？”丁文祥回答道：“我们合建一所儿童医院吧。”“好，那么HOPE基金会出资购买设备，中方负责提供场地和房屋。”这次交谈成为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成立的契机，而之后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是一场否定与坚持的较量。丁文祥迅速将这一建医院的设想汇报给了上海市政府，时任副市长谢丽娟立即组织各委办商量建院所需的资金事宜，但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并不那么富裕，没有多余资金，该提议被否定了。丁文祥感到可惜，毕竟美方已经同意资助一大笔资金。为了不浪费这样一个好机会，丁文祥又到北京找到了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钱部长听了丁文祥的讲述后颇为支持，鼓励丁文祥大胆同意HOPE基金会的提议。回到上海的丁文祥鼓起勇气给HOPE基金会发去了信息表示同意建院提案。就在丁文祥忐忑不安担心的同时，大洋彼岸的HOPE基金会也同样不平静。HOPE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募捐，而他们当时并没有那么多资金，老华尔许责备儿子未经自己同意就做出承诺，但他们履行承诺的行动非常迅速，5人募资小组马上成立并开始到全世界为这一项目募集资金。半年后，一直没有得到音信、原本以为该计划已经“告吹”的丁文祥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加急电报，告之HOPE基金会的人将于3日后抵沪签约。丁文祥的心狂跳起来：“怎么办，我们这边还没有人同意提供资金！”他马上找到谢丽娟“坦白”了整个事情经过，谢丽娟又赶快报告给了时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江泽民，所幸此事得到了江书记的批准，丁文祥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随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顺利建成使用，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医院不盈利，卫生局每年要补贴大笔资金维持医院的运行。这一问题的解决者又被锁定为丁文祥。他被调至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带着新华医院的小儿心脏外科和内科一同前往。当时，新华医院小儿心脏外科受条件所限，每年的手术量只能达到300例左右，而前来手术的患儿数量非常多，登记的手术甚至排到了2年以后。整体迁至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后，由于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病床，年手术例数先是突破1000例，后又持续上升，现已达3000余例/年。前来就诊患者的增多也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增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很快扭亏为盈，不再需要政府救济，活了过来。

六、 寄语年轻医生

    对年轻医生，丁老提出了几点建议：

    对病人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多跑病房，多跟患者、家属交流，为患儿多动些脑筋。丁文祥教授常说：“医生有点本事实际上不是自己的功劳，是患儿用性命、家长用钱来给医生机会取得临床经验和教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使得医生成长。所以有了技术之后应该更好地为病患服务。”

    SCI论文固然好，但钻研怎么治好病才是一个医生的本职，这不是写几遍文章、做几个科研就能达到的。

    学习国外，但不照搬。消化为自己的东西后，为己用。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