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顺乐教授简介
1932年出生，宁波人。国际知名风湿病学专家, 我国风湿病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市风湿病学临床医学中心主任、上海市风湿病研究所名誉所长。曾任仁济医院风湿病学科主任、上海免疫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风湿病研究所所长、上海风湿病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副会长、第10届亚太地区风湿病学会联盟(APLAR)主席等。荣获SLE IWAA杰出贡献奖，2004年荣获美国风湿病学院的大师（ACR Master）称号，成为亚洲首位该荣誉的获得者。2005年荣获中华风湿病学会“杰出贡献奖”。2008年获得亚太风湿病学联盟（APLAR）大师奖。2009年，作为第一完成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担任“LUPUS”（英国）、“Joint, Bone, Spine”（法国）、“APLAR Journal of Rheumatology”、“Clinical Rheumatology” 等英文杂志编委和美国风湿病著名杂志“Arthritis & Rheumatism”（中文版）主编、“上海医学”常务副主编等。
陈顺乐教授从医执教已有五十多个年头，他对中国风湿病学，特别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研究贡献卓越。他曾主持开展了一系列中国风湿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骨关节炎和痛风，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并开拓性地开展了包括自身抗原抗体、自身免疫风湿性疾病治疗策略以及风湿病相关基因的研究，有力推动了我国风湿病事业的发展。相关课题曾多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科技进步和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他还长期致力于国际风湿病学术交流和年轻医学人才的培养，为推动中国风湿病学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一、踏上医学路
在中国风湿病学界，陈顺乐是一位精彩的人物，并且在国际风湿领域也具有相当知名度。他成为今天的医界大家始于他对父亲的爱。
在陈顺乐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父亲患上了胃癌。由于无法获得早期诊断，父亲被确诊为胃癌时已经是晚期。病魔很快夺去了父亲那还不到五十岁的生命。年少的陈顺乐在父亲离去后，悲痛不已，双膝重重跪在父亲床前，从那时起，他就立志做一名医生，要及早诊断出疾病，及早给病人正确的治疗，让父亲的悲剧不再重演。
从此，陈顺乐有了学习目标——考医学院校，当医生。他收起了原来爱玩的心性，开始勤奋读书，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奋进。1951年高中毕业时，他顺利考取了人人向往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一所美国背景的教会学校，授课、考试都采用英语，图书馆里也几乎都是英文书籍，并且以严格的教学著称，在这种环境下，陈顺乐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和医学基础。
二、珍贵的师生缘
1956年，陈顺乐以三好优等生的荣誉和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注：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2005年改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被分配至仁济医院。在那里，他有幸得以与内科学专家黄铭新教授和内科及消化病学专家江绍基教授结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缘。两位导师中，带他时间最长的是黄铭新教授。
说起黄铭新教授，陈顺乐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时代：“黄教授本来是读音乐学院的，半途转而从医，后来成为了心脏科专家。他给我们开设了鼓乐课，专门讲心脏听诊这一块。他打节奏打得非常好，心脏正常、异常的节律、杂音他都能以惟妙惟肖的口技、手和脚打出的节拍模仿出来（当时没有录音机），新颖独特的教学方式深深吸引了同学们。”后来，陈顺乐被派去干部病房，与黄铭新教授的接触就更多了。1964年，黄铭新教授找到陈顺乐，交给他一篇英文文献（Byron H,Waksma. Auto-Immunization and the Lesions of Auto-Immunity. Medicine 1962;41(2):93-141），并且用一番话将陈顺乐的求知欲勾了起来：“现在，医学出现了新的革命，过去只知道免疫，现在发现还有自身免疫。交给你一个任务，这篇文章你从头到尾去读读，而且把它翻译出来。”陈顺乐于是第一次接触到了“自身免疫”的概念，并翻译了名为“自身免疫过程与自身免疫的病损”一文。在当时，这是个全新的理论：当免疫系统不能正确识别自己的组织，就对自己的组织产生抗体。黄铭新教授要陈顺乐去关注、去建立这一学科，并想办法建立起实验室。陈顺乐被黄教授指出的这个方向所吸引，开始了探索，并建立了实验室。尽管最初实验室只能做些免疫球蛋白（IgG、IgM）、自身抗体以及狼疮细胞的检测，但这已经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开创性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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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执着于免疫
就在陈顺乐满腔热情开始探索“自身免疫”这一新领域后不久，“文化大革命”袭来，所有研究工作统统停止。陈顺乐被派去参加针灸组，与原本是护士、公务员的组员们开展针灸门诊。但陈顺乐还是选择了一个跟免疫有关的方面——针灸治疗哮喘。即使是被迫从事针灸，陈顺乐也仍认真对待，研究针灸机制，并率先应用小剂量穴位注射，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后来，当可以重新走上临床岗位的时候，陈顺乐还是根据对免疫学的兴趣，到了与免疫相关的科室——肾脏病科，他在肾脏病科一干就是9年，期间，他与同事们一起开展了肾移植，肾移植又加强了他对免疫的认识。总之，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需要，但他对免疫学始终不离不弃。
四、挑战SLE
1979年，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成立，陈顺乐加入了这个对他颇有吸引力的“免疫学”的研究组织。研究所成立之初，以哪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研究为起点，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由于时任研究所所长黄铭新教授是搞心脏的，时任所长兼临床免疫研究室主任的江绍基教授是搞消化的，有人就提议搞心脏或肝脏自身免疫性疾病，但当时心血管和消化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研究室，陈顺乐提出了他自己的想法：“从内科和免疫学来看，最最典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世界上公认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而且由于缺乏恰当的诊治手段，SLE病人的结局往往是死路一条，所以应以研究SLE为重心。”最终，陈顺乐的想法得到了二位老师的赞同和支持，因此从1979年开始，陈顺乐及同事们就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以SLE为主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研究及临床工作。
既然决定要以风湿病为主旋律，就要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业务和学习。当时在我国，风湿病是崭新的学科，陈顺乐和同事们无法从别处取经，于是就自己组织学习班。1982年，第一届风湿病学习班在上海举行，学习班授课的老师囊括了医学界各个与免疫有关的科室——内科、骨科、放射科、眼科、皮肤科、理疗科以及病理教研室等，覆盖了上海所有最著名的专家，而且病种覆盖得很全。这些各领域的专家虽然“不懂”风湿，但对自己领域的相关疾病非常熟悉，从他们对风湿病的描述和讲解中，风湿病学渐渐明晰起来。学习班上这些专家的授课被编纂成册，作为知识和历史保留了下来。黄铭新教授在为这本学习班手册所撰的前言中清楚地描述了这次风湿病学习班召开的背景、目的和参加者情况：“风湿病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亦是一门以内科学和免疫学为基础，与骨科、皮肤科及神经科等密切相关的专业医学。当今风湿性疾病的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风湿热的范畴，而涉及所有引起关节、肌肉的疼痛或僵硬的疾病，包括自身免疫病、结缔组织病以及许多感染、代谢和内分泌性疾病。……1982年春在我国举行了第一届全国风湿病学术会议，推动了我国对风湿性疾病的研究。然而国内有关专业人才严重不足，专门著作零落分散，为了促进我国风湿病学临床和实验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在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邀请本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有关教授、专家以及具有实际经验的医师们在1982年～1984年期间共同举办了二期全市性风湿病学系统讲座，从基础到临床共29讲，参加听众近12000人次。”这次活动非常系统地阐述了风湿病，启动了上海风湿病学的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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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澳洲之行
1982年，陈顺乐赴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医院风湿科做访问学者，他非常清楚自己此行的目的——考察如何建立风湿科、怎样管理，并学习SLE的检测技术和方法以引入国内。他上午跟随导师开展临床和动物实验，下午去澳大利亚免疫研究的最高学府——WEHI（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参观学习。辛勤的努力换来了导师的赞许，他的故事被澳大利亚报纸专门报道，他本人还被授予澳洲学会荣誉委员。
回国后，陈顺乐将在澳大利亚学到的诊断方法（以Hep2细胞为基质）以及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学应用到了临床及研究中，他的“以Hep-2细胞为基质抗核抗体的检测方法及其临床应用”获得了1988年上海市卫生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澳大利亚的学习经历，让陈顺乐收获颇丰。一方面他从澳大利亚引进技术，发展了学科、培养了人才，这也是他现在对科室出国人员的要求——要带着目的出国，要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回来发展学科，继续培养人才。另外，他还体会到不但国内要有导师，国外也要有导师，这样才能放眼世界。现在，他科室里很多人都被他送出了国门学习，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荷兰、法国，都有他的联络“基地”。每个出去的人都是带着目的去的，每个人定一个研究方向，回国后就继续从事自己的课题。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前景。
六、推翻缪传
在去澳大利亚前，陈顺乐就听说：国际医学界盛传中国人SLE发病率特别高，而且特别重。陈顺乐对这样的说法深存疑问，他认为这一说法的依据是片面的：“那时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华人多比较穷，病得很重了才会去看医生，所以显得特别重；另外我们国内当时没有诊断方法，没人研究，所以这些国内的SLE患者就反复在看病，显得人特别多；还有我们国家人口本来就多，即使发病率低也还是有很多人。”
为了更正这一谬传，在澳洲时，陈顺乐就拼命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他留意抗体的测定、诊断方法（以Hep2细胞为基质就是陈顺乐从澳洲引进的）以及流行病学方法学，以便回国后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回国后，陈顺乐牵头组织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红斑狼疮流行病学研究。被调查者是上海纺织系统的33668名职工（男性12374人，女性20294人，男：女=1：1.6）。应用从澳洲学到的先进的检测技术和方法学，经过精细的筛选和检测，第一次展示了中国SLE的流行病学特征：我国红斑狼疮的患病率为70/10万人，女性为113/10万人（约1/1000）；我国红斑狼疮病人的病情有轻有重，且以轻中度为主，并非全都是危重病人。当然，由于我国口基数较大，故病人数量确实是世界上最多的，约为100万人。
1986年6月，陈顺乐受邀站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UCLA）大礼堂的讲台上，讲述了他开展的该流行病学调查（Epidemiology study of lupus in Shanghai），他的研究获得了一致好评。
这是中国第一次掌握本国SLE发病的情况，以有力的证据打破了国外的传言。此后，这一调查的数据被广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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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首创“PMC联合疗法”
在陈顺乐开始从事红斑狼疮诊疗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常用的SLE治疗方案是激素（P）+氯喹（C）。激素是一种能快速、有效抑制免疫的药物，用它可以迅速缓解红斑狼疮患者的症状。然而，大剂量应用激素也会带来许多副作用，如骨质疏松、感染、代谢紊乱、骨髓抑制等。不少病人在接受了“狂轰滥炸”式的激素治疗以后，虽然红斑狼疮病情有所缓解，但身体却被打垮，常因感染或全身衰竭而死亡。
为解决这个问题，陈顺乐常常在思考怎样减少激素的用量。他从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中获得了灵感——在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过程中，常用到甲氨蝶呤，这一药物表现出的优异抗炎效果，让陈顺乐萌生了将它引入SLE治疗的想法。于是诞生了“PMC疗法”，即小剂量激素（P）联合甲氨蝶呤（M）和氯喹（C），临床应用后得到了出乎意料的良好效果——激素用量大大降低，并且该疗法还能有效控制轻中度红斑狼疮的病情，同时能减少感染及高血脂、高血糖等并发症，大大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这一治疗方案不仅有效，而且费用低廉，同时相关并发症的治疗费用也明显减少。以该方案为主的研究成果获得了2005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在陈顺乐教授的带领下，仁济医院风湿科随访诊治的病人中很少出现SLE严重合并症的人，而这一成就的取得在于做好早期诊断治疗及精心的长期随访。陈顺乐教授坚持对病人进行长期随访，并与统计学教研组合作，按统计学原理严格分析病人的数据，希望从中得出对临床更有价值的结论。在这期间他平衡着病人的获益和风险，尽量减少风险。与随访相伴的是严格控制病情（tight control），病人定期检查，一有轻度复发就设法立即控制，所以很少看到病情加重的病人。
陈顺乐不只满足于控制住SLE病情，他还力争使病人达到“HCP”——Health（健康）、Competent（胜任）、Pretty（漂亮）。此外，陈教授还强调对病人的教育，即让病人了解疾病，从而更好地战胜疾病。
八、SLE诊疗的演化——从绝症到可控
在20世纪70年代前，由于缺乏有效的诊治手段，SLE曾被医学界看作是“绝症”，5年生存率仅20%。30年后，据上海仁济医院风湿科1999年进行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SLE病人能在服用少量药物的情况下正常生活、工作和娱乐，仅10%左右的病人需要适当休息。SLE病人的10年生存率达84%，18年生存率达到70%，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可以说，SLE已从30年前的致死性疾病转变为了“可治可控”的疾病。2006年，仁济医院风湿科对门诊风湿病患者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调查的2528例病人中（其中包括学生、职员、医务工作者、教师、公务员等），接近90%都能正常工作生活。
而且，女性SLE患者所面临的生育问题现在也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在临床上，抗磷脂抗体综合征是SLE患者常见的表型，以反复自发流产、血栓栓塞为主要特征。由于SLE女性患者多处于育龄期，妊娠可能会诱发或加重原有病情，且易出现流产、早产、胎儿发育不良或死胎，因此SLE女性患者曾一度被认为不能妊娠、生育。
通过十多年的临床总结和前瞻性观察，陈顺乐及其研究团队完成了较大样本SLE合并妊娠的研究，并在国际上首次制定了中国SLE患者的妊娠适应症：①SLE女性患者在服用少量泼尼松，并且无病情活动性表现达12个月以上，可以考虑妊娠。②须停用细胞毒性药物半年以上。③若脏器功能正常，既往虽有内脏累及史但不构成特别的风险。对SLE妊娠的患者，在妊娠期间可给予小剂量激素治疗以维持病情稳定。
据悉，从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个SLE患者顺利生产算起，经上海仁济医院风湿科治疗，已有432位SLE女性患者如愿当上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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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内、国外收获荣誉
陈顺乐不只满足于做一名医生、学者，他还努力推动着中国风湿病学走向世界。为此，他积极联络国际同行，在他的领导下，仁济医院风湿科多次主办大型国际、国内会议，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建立了广泛的国际人脉。
2000年，亚太风湿病学联盟（Asia Pacific League of Associations for Rheumatology，APLAR）改选主席，陈顺乐凭借多年努力建立起的良好国际形象及优秀的国际交流能力，在中华风湿病学会的支持下，当选为APLAR主席。在面向国际时，他时刻提醒自己是代表“中国人”，要本着诚信的原则诚恳待人。同为APLAR成员的一位亚洲某国知名教授原本对陈顺乐并不友好，甚至在陈顺乐竞选APLAR主席的时候，帮助别人与陈顺乐竞争。后来随着逐渐熟悉和交流的增多，这位教授与陈顺乐成为了好朋友，并将陈顺乐称为“君子”。继陈顺乐之后，中国香港、北京也相继有中国学者当选APLAR主席。
2004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召开的第68届美国风湿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ACR）年会上，陈顺乐被授予风湿病学界的“奥斯卡奖”——“风湿病学大师”称号。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给一名亚洲医生。2008年，陈顺乐又获得亚太风湿病学联盟大师奖（APLAR Master）。
除了被国际所认可，陈顺乐的团队在国内也斩获颇丰，各种基金、奖项、荣誉纷至沓来。2009年，陈顺乐教授领衔开展的长达30年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机理及临床治疗技术” 相关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国内风湿科医生第一次获得该奖项。
十、薪火相传
陈顺乐教授长期致力于风湿病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20世纪90年代初，陈顺乐在美国参加一次干燥综合症的会议时，接触到了分子生物学这一学科前沿，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他的团队要攻克的下一个堡垒。从美国回来后，陈顺乐提出要着手研究分子生物学，并认为：“现在不搞，将来要吃大亏。”鼓动全科所有人都下定决心要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于是学生沈南被送到了UCLA，经过10余年的钻研，终于有了优异的成果，沈南教授现已成为研究所所长，并站在整个亚太地区甚至是国际的前沿，沈南教授也已经成为ACR年会策划委员会（ACR Annual Meeting Planning Committee）的成员。
正如仁济医院风湿科主任鲍春德教授在陈顺乐教授八十华诞时致辞中所说的那样: “从教五十年，陈教授言传身教，悉心培育年轻一代，为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如今陈教授虽已八十高龄，仍躬耕不止，时刻想着学科发展，每天坚持奋斗在临床科研第一线，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