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学路

    张宝仁1933年生于河南省原阳县一个安定而富足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张庆贤经营中药店，父亲是教书先生。但平静安逸的生活没能持续太久，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久，河南沦陷，张宝仁的小学时代便是在亡国奴生活中度过的，那时小小的他就深深地向往着国家的独立。1948年，河南解放，15岁的他也初中毕业，并考取了远离家乡的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读高中二年级时，家庭已无力再支付他上学的费用，在此关键时刻，张宝仁面临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回家当小学教员或者另谋出路。当时，由于刚解放不久，又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军队急需一大批年轻医务人员，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委托东北三所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大连医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设立军医班，在全国各省会城市的高中招收毕业学生，以培养年轻的干部。张宝仁所在的开封高级中学也在招生学校的名单之上。“解放军”这个名称深深吸引了张宝仁，他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坚决参加了招生考试，并幸运地被录取，分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尽管父亲、母亲都不愿这个最小的儿子离家太远，但为了祖国的召唤与自己的前途，他还是毅然北上，进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背景解释：张宝仁的父母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张宝嵩，小儿子便是张宝仁。）

    大学期间，父亲常给张宝仁写信，劝他放弃学业回家，父亲甚至用了“羔羊跪乳，乌鸦反哺”这样的话责备他。为此，张宝仁夜夜不能安睡，心里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但他明白不能回家，回家就可能不能再继续学业。于是，他坚持大学4年都没有回过家，直到1954年，木已成舟，家人也接受了他继续学业的想法，他才回家探亲。

二、初识恩师

    1956年，张宝仁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在填写科室志愿时，张宝仁三个志愿中有两个都是外科的科室，由此可见其对外科的浓厚兴趣。最终，他被分配到外科。当他轮转到胸心外科后，结识了蔡用之教授，并最终留在了胸心外科工作，跟随蔡教授。张宝仁清晰地记得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谈话，蔡教授说：“我非常欢迎你们这些年轻人来我这里工作，提两点希望。第一，你们要有顽强的工作精神，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第二，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要晚婚。先在事业上做出成绩后再考虑组建家庭。”蔡用之教授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1917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毕业于贵阳军医学校，国民党时期曾在军医学校和国防医学院任教。上海解放后在华东军区人民医院附属医院（现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从事外科临床和教学工作，1951年创建了第二军医大学胸心外科，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撤离大陆时，曾动员蔡用之也一同走，但被他拒绝。）能在蔡教授这样有成就、有威望、事业上执著追求的教授领导下学习、工作，张宝仁万分骄傲和自豪。（后记：1989年，蔡用之教授去世，为了纪念这位恩师，张宝仁在胸心外科设立了展览室，里面放了蔡教授的铜像，在那里，张宝仁经常与科室人员缅怀蔡老的功绩和谆谆教诲。）

三、艰难的创业

    1963年的一天，蔡用之教授在一本医学杂志上看到了一条让他既惊奇又高兴的消息：美国已于1960年在全世界第一次为病人成功实施人工瓣膜手术。蔡教授早些时候就产生过研制人工心脏瓣膜的想法，但一直没有行动。看到美国人已经干出来了，这使他感到了压力和动力。于是蔡教授在一次会议上大胆提出要研制国产人造心脏瓣膜这一课题。张宝仁成为课题组的一员。当时，国际社会对我国处于封锁状态，可用的资料少之又少。拿上海来说，一份资料/文献整个上海只能订3份。此外，国内的医疗工业非常薄弱，材料非常稀缺。在这种既少资料又无材料的情况下，蔡用之教授带领国产人造心脏瓣膜课题组，克服了难以设想的重重困难，开始了研制之路。他们奔走求援，寻找制作材料与单位。终于在1964年初联系到了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与上海硅橡胶研究所，以硅橡胶为主要材料制造出了人造球型心脏瓣膜。

    在接下来的动物实验阶段，张宝仁一头扎进动物实验室，跟着蔡用之教授做实验。实验过程中，为了严密观察各项指标，张宝仁就住在了实验室，守护与查看实验犬的变化。为了给动物留小便，就在狗笼下面放一块塑料布（当时没有导尿管）收集小便；为了给狗吃抗凝药，就用竹筒插进狗嘴里，把药用水灌进去。经过反复实验，终于使换瓣动物的成活率达到了70%。成活的犬在运动场上能够疾驰1000多米，最长成活高达2年多时间。根据当时的标准，课题组研制的人造心脏瓣膜已达到了临床应用的要求，可以向临床过渡。

    1965年6月12日，我国第一例二尖瓣置换手术开始了。这位幸运的患者名叫许淑宝，是一名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女性患者，由于心脏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她全身浮肿，贫乏无力，空手走路还气喘吁吁，风心病的症状非常严重。经过充分的准备，鸽子蛋大小、小巧玲珑的人造心脏瓣膜被装进了许淑宝的心脏。术后，张宝仁和另一位同事轮流在病房监护了6个月，而且每天都要抽自己的血液做对照，以观察患者的实验室指标是否异常。手术大获成功。蔡教授感慨地说：“我们的班子是个很团结、能战斗的班子，是个吃大苦、耐大劳的班子。”

    我国第一例人造心脏瓣膜置换术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瓣膜外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我国心脏瓣膜外科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当时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新闻之一，《人民日报》等全国各主要报纸都详细报道了这一开创性的成果。长海医院胸心外科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集体一等功。这些荣誉鞭策着这个研究团队继续前进，并使长海医院胸心外科形成了心脏瓣膜病与人造心脏瓣膜的特色。

四、停滞的脚步

    就在张宝仁所在的研究团队雄心勃勃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蔡用之教授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另一位团队成员耿振江教授被打成特务，关进了牛棚。尽管身处逆境，但热情的心仍在跳动。张宝仁偶然发现，蔡教授常在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拉开抽屉在看着什么，非常专心，脸上的表情却有几分忧伤。后来才知道，原来蔡教授的抽屉里放着三个人工瓣膜，他甚至还在第二军医大学搬迁至西安（1969年）前，从图书馆暗自带了一本有关国外研制第二代机械瓣膜——侧倾蝶瓣的杂志。

    蔡教授的举动鼓舞了张宝仁，他在暗中憋了一股劲，一旦有机会搞科研，一定重新开始研制人工瓣膜。

    张宝仁后来在一份材料中写道：“我们发展心脏外科、为祖国争光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我们也没有动摇这个决心。”

    对胸心外科来说，文化大革命的摧残破坏是相当严重的，造成了研究工作停滞了10年。

五、再次起步

    被压抑的热情总有爆发的一天。1974年，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蔡用之教授恢复了工作。他在科里主持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研制第二代人造心脏瓣膜的设想。当时，第二军医大学刚刚从西安搬回上海（1975年），来回的折腾使资料丢失了很多，设备受到严重破坏，人员也四分五裂，医疗和科研都无法很快走上正轨，一切都近乎从零开始。

    心脏瓣膜研究小组成立后，蔡教授对张宝仁等人说：“同志们，失去的一切我们都可以找回来，只要我们干，就会有成就。我六十岁了，不老呀，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还差十岁呢！”张宝仁被蔡教授这种精神深深感动，他雄心勃勃地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决心让心脏瓣膜的研究和应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久，他们就与有关单位合作研制成功了两种国产人造心脏瓣膜——人造侧倾蝶型瓣膜和人造短柱型瓣膜。该瓣膜1976年经动物实验成功验证，1978年用于临床。

六、独当一面

    1981年，张宝仁被提升为胸心外科副主任，此时，他已能够单独施行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可以独当一面了。作为受蔡用之教授信任和爱护的副主任，他责无旁贷地为胸心外科的发展和科技干部的培养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他带领着几个年轻医生，白天做手术、晚上睡在病房里护理病人。他在病房楼梯转角的一处靠窗角落摆了一张床，吃、住全在这里，常常十天半月他才能回家一次。日后，那个过道被胸心外科医务人员尊称为“张公馆”，他的敬业精神也在科内被传为佳话。自从张宝仁到胸心外科后，他没有休息日，没有娱乐时间，没有度过一次假，没有带着家人到外面游玩过一次。他总是把所有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工作上。

    1987年，张宝仁全面接手了胸心外科，成为一科之长。在他的领导下，长海医院胸心外科成立了国内唯一的研制人造瓣膜的实验室和生产基地。从人造球瓣、侧倾蝶瓣、自体心包瓣、全弹性架生物瓣、短柱蝶瓣，到双叶瓣，他们的心脏瓣膜研究工作一直保持着国内领先水平，长海医院胸心外科也成为我国生产与供应人造瓣膜的主要基地。张宝仁还结合临床特色，建成了瓣膜病理的标本库，截至目前，胸心外科心脏瓣膜库存放的瓣膜病理标本已达4000余例，经专家评价，是亚洲最好的瓣膜库，为病理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此外，他在国内首先把风湿性联合瓣膜病区分为单纯压力负荷过重型、单纯容量型负荷过重型及混合负荷过重型三种类型，根据上述类型作为选择人造瓣膜的相应标准与围术期处理的依据，显著降低了手术死亡率。他在国际上率先对风湿性瓣膜病巨大心脏进行了科学的病理分型，提出了风心病严重二尖瓣狭窄引起左心室腔缩小及心肌萎缩的新观点，为指导该类病人的手术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根据我国心脏瓣膜病的病理变化与临床的多脏器功能改变，总结出危重心脏瓣膜病诊断的五项标准，提出了相应的综合处理措施，显著提高了手术治疗的成功率（该研究获得首届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在对风湿性心脏瓣膜病的长期临床观察中，张宝仁发现三尖瓣病理变化均较左心瓣膜病变为轻，钙化者罕见，因此绝大多数病人可通过瓣膜修复成形手术纠正，并提出了“三尖瓣成形术”的新方法。在张宝仁的主持和带领下，长海医院胸心外科的手术病人术后生存率得到极大改善，甚至优于国外同类大组报道，表明我国心脏瓣膜病的研究与外科治疗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张宝仁及其研究团队还在国内首先系统地开展了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心肌超微结构与心肌功能的基础理论研究，首次阐述了风心病心功能不全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在国内首先报道了汉族人心肌线粒体部分碱基序列同剑桥序列有种族差别，并发现风心病病人心肌线粒体DNA4977片段缺失，证实该片段的缺失是引起氧化磷酸化功能下降的主要因素。首次发现正常人心肌中存在内源性阿片肽及其前体基因的表达，并证明风心病病人心肌中内源性阿片肽含量增加对心肌功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七、从一个科室到一所医院

    1951年，蔡用之教授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创建了胸心外科，这是我国较早成立的胸心外科专业科室。1955年，该科室开始开展二尖瓣狭窄闭式扩张及其他心血管手术。1963年在国内首先开展了人造心脏瓣膜的研究工作，并于1965年6月12日在国内首次应用国产球型心脏瓣膜替换二尖瓣成功，推动了我国心脏瓣膜外科的发展，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评为当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之一。1982年，被批准为全军胸心外科中心。1987年张宝仁教授被任命为第二任科主任。在他的率领下，胸心外科不断向着辉煌迈进。1988年，科室被批准为全军胸心外科研究所。接着，1996年又被批准为全军心脏外科重点实验室。1997年，胸心外科被批准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及“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学科。1998年被批准为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重点学科。进入新世纪后，该科室的发展更加令人瞩目。2000年被评为全军医学专科中心“重中之重”研究所，2002年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建设学科。2002年，张宝仁将科室的担子交给了第三任科主任徐志云教授。同年，该科室被批准为上海市成人心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旨在建成亚洲一流的心脏病内、外科的治疗中心。更值得庆贺的是，上海长海医院胸心外科医院也于同年成立。

    为了紧跟国际步伐，长海医院还与国内外多所著名的医疗和学术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学术交流平台和合作伙伴关系。先后聘请国际人造心脏瓣膜创始人Albert Starr教授等5名国际著名的心血管外科专家，担任客座或荣誉教授。此外还与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加拿大Alberta大学附属医院以及日本京都大学医院等国际著名医疗单位合作，多次进行专业人员的互访、学术交流；并与美国波特兰Albert医疗中心以及美国国际儿童心脏病基金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先后成立了“上海-思达-百特国际心脏病中心”、“中美国际冠心病培训中心”以及“国际儿童心脏病基金会（上海）先心病治疗中心”，每年都会邀请国外著名学者到上海、到科室举办学术讲座、进行手术示教和技术交流。同时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方针，积极参与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会议。科室人员也多次被派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地研修、学习，有效促进了新技术在该科室的应用。

    在三代人的努力下，上海长海医院胸心外科从一个科室发展壮大成了一所医院，在发展之路上付出的是几代人辛勤的汗水、不屈的意志和聪明的智慧。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