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泉兴简介
1945年出生，上海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外科学专家。1969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198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院（外科专业），1992年～1993年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胰腺、肝脏、胆道外科。曾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外科教研组主任、大外科主任、普外科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胰腺癌诊治中心主任。现任复旦大学胰腺病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肝胆外科荣誉教授、名誉主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肝胆多学科协作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抗癌协会胰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普外分会常委、上海抗感染化疗协会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胰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华普通外科杂志》《中华肝胆外科杂志》《中华胰腺病学》《中国抗感染化疗杂志》《外科理论与实践》《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肝胆胰外科》等杂志编委。先后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上海市医学奖三等奖、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上海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卫生系统“十大医德标兵”、复旦大学校长奖等荣誉。倪泉兴教授是目前卫生部胰腺临床重点学科支持项目以及教育部、复旦大学“985平台”重点发展学科支持项目的第一负责人，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经委、卫生局和复旦大学等多项科研基金项目资助，已发表论文100余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贯重视临床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相继获上海医科大学优秀教师奖等，目前已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40余名，参加编写《外科学》《临床外科手术》《实用外科学》《现代外科学》和《实用肿瘤学》等10余部医学著作。
倪泉兴教授在胰腺肿瘤外科领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国内首创“大胰癌的分阶段治疗法”，使原本丧失手术机会的进展期患者获得了生机，显著提高了手术切除率，该方法获得业内好评并通过了上海市临床医疗成果鉴定。在国内最早运用“区域性动脉灌注化疗——介入化疗”这一新途径治疗胰腺癌，还开展“胰腺癌淋巴转移特性与干预治疗新策略”的研究，指导合理的淋巴结清扫，并开展了全新的淋巴导向化疗临床研究。主导编写了中国抗癌协会胰腺癌的诊治指南。
倪泉兴教授熟悉普外领域的各种手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开展了PPPD与whipple手术的对比研究，2003年起主持完成了多例肝脏移植手术。在肝脏、胆道以及肝门部肿瘤、后腹膜肿瘤的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开创了一系列新方法，提高了患者的治愈率和生存率。
作为我国胰腺外科专业化发展的创导者和开拓者之一，倪教授率领学术团队致力于胰腺癌淋巴转移特性、分子生物学机制、胰腺肿瘤干细胞、化疗药物和分子靶向药物治疗、介入化疗、化疗多药耐药等研究，在纳米药物、基因表达谱分析、转基因治疗和蛋白质组学的探索方面与国际接轨。
从看病难、行医难到不畏惧困难
倪泉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小时候在学习地理课以后很向往成为地质勘探队员，但在父亲生病后，深切体会到了农村就医的不便，农民看病的难处，于是很自然得在心里默默下定决心长大后当一名医生。高三时，倪泉兴放弃了被保送到某院校的机会，而是报考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简称上医），从此开始了他的医学之路。
大学伊始，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党委书记陈同生带领全院100多位教授登上了上医大礼堂的讲台，这一幕深深刻在了倪泉兴的脑海中，他为这些老前辈的风采所折服，并将这些前辈教授作为学习的榜样。随着“四清运动”的开始，刚升大三的倪泉兴和同学们被下放到了青浦乡下。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青浦乡下条件很差，到处是河浜，几乎没有路，出行全靠船，人们看病非常困难，这种情况使倪泉兴联想到了当年父亲看病时的“难处”，更坚定了他要当好医生的信念。1969年，倪泉兴大学毕业，当时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倪泉兴和同学们积极参加了由老师学生等组成的赴川医疗队，在四川涪陵的山区工作多年，后由涪陵地区卫生局转入地区人民医院外科工作。期间从山区到城镇，从生产大队卫生室、公社医院、区医院、县医院到专区医院，各种各样的病例极大丰富了他的医疗知识和临床经验。回忆起在四川工作的时光，他感慨万千。倪泉兴清楚地记得：“我们那时候背着药箱满山走。那个时候条件跟现在根本没法比。那时候没有B超、CT、MRI，更没有PET，医院里能有一个好的无影灯就算不错了。常常是在小学里、庙里，甚至在家里，打着手电筒给病人做手术。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有时候还要走几十里山路把病人送到条件稍好一点的县医院。我们曾经在公社里做过大量手术。特别是那时候搞计划生育手术的时候，小学里的书桌就是手术台，两个桌子一拼，十个桌子就是五台手术。一天要做几十台手术。手电筒就是‘手术照明灯’，没有电动吸引器，有脚踩的就不错了。这种情况一直要持续到文革结束。”这段“要什么没什么”的行医经历使倪泉兴几乎可以应对任何在常人眼中看来是“困难”的事。2000年前后，倪泉兴和同事先后到过九江抗洪前线、云南边境和老区陕西瓦窑堡。那时的子长县医院刚从窑洞搬出来3年多，各种医疗设施都不全，没有电动吸引器、没有电刀，甚至无影灯的灯泡也无法全部都亮。而当时上海的医疗条件已经很优越，上海的医生也早已习惯了先进的设备。与倪泉兴同去的上海同事皱着眉头问：“这手术怎么做？”倪泉兴笑道：“这有什么，我以前做手术的条件还没这个好呢。”
从深切感受到看病的难到初为医生时“要什么没什么”的难，使倪泉兴有了一颗豁达的心，并在日后从事胰腺癌这种被称为“癌中之王”的疾病的外科诊治时也不畏惧困难：“人活着总要做些事情，如果世界上的事情都做完了，那么我们这些人活着也没什么用处了。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那么后人也就没事可做了。胰腺癌虽然是个难题，但总要有人去面对它、去解决这个问题。既然从事了这一领域，总要做点贡献。面对这一困难的课题，有人绕着走，有人觉得是一种挑战、有种兴奋的感觉——我就是这样一种人。很简单的事情我就没什么兴趣，我可能已经成瘾了吧。”倪教授笑着给自己总结道：“我就是喜欢干这行。”他还给出了面对任何事情的方法论：“事情总归有人要去做，不管怎样，决定了就要努力。结果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总归做过努力了。重视过程，不介意结果，因为结果不是你自己想得到就能得到的。”
接触胰腺癌外科领域，走专业化道路
1979年，倪泉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院（外科专业），师从著名外科学专家张延龄教授。那时，张延龄教授给倪泉兴出的研究生题目是“如何早期诊断胰腺癌”，使倪泉兴接触到了胰腺癌外科领域，而这最初的接触竟而成就了后来倪泉兴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和带头人。
1992年，倪泉兴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UCLA）进修肝、胆、胰外科，导师为著名外科学专家、时任《World Journal of Surgery》杂志总编的Ronald Tompkins教授。那是倪泉兴的第一次出国，美国的一切都那么陌生而新奇，宽敞的医院、漂亮的建筑、先进而完备的设施、明亮的手术室，这些都刺激着倪泉兴的神经，令他满是憧憬：“我们的医院什么时候能到这个地步就好了。”除了这些“硬件配置”外，倪泉兴更注意到了美国医院的学习风气和医生的敬业精神，“美国医院的学习风气很好，每周有三次学习：每周二下午的消化系统研讨会要读片、讨论下一周要安排的手术；每周三的早会是小型讲课；每周六上午是大型学术交流。学习的氛围和对每个人的要求让人不得不查资料，做准备，会上轮到你讨论、发言时才不会尴尬。我们现在也学习了这种模式，一周安排多次学习。此外，美国医院的带教制度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一对一的带教，就像我们的师傅带徒弟一样，一个教授就带一个学生，上手术台就带他，把他带出来，而我们则是带很多。这种一对一带学生的方法让学生进步很快。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学这种培养模式，但现在我们还是部分借鉴了这种方法：带出一个再带一个。”“再有就是，美国医生的敬业精神，对手术非常认真。他们手术不追求快，只求好。Tompkins教授有时从早上做手术一直要做到晚上8、9点。医院职工、研究生、进修生早上6点15分就上班了。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严格的培养、锻炼，研究生、进修生才能获得教授的推荐信——这对他们找工作非常重要。”在美国期间，倪泉兴看中了一本书《Pancreatic Cancer》，卖主要价130美元，非常贵，而当时的倪泉兴连出国都是靠家里拿出全部的钱，甚至1块、2块拼凑起来，再加上张延龄老师的资助才成行的，可想其经济窘境。但这本书对倪泉兴的吸引力太大了，他跟卖主软磨硬泡，并承诺不要发票，终于以100美元的价格买到了这本书。正是这种对知识的追求热情，使倪泉兴圆满完成了留学，并将在美国学到的技术带回了国内、带回了华山医院，“以前我们华山医院做胰头手术都是从胰腺勾头的下方往上走，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就从上面往下走”，这使华山医院的胰腺手术方式得到了根本改变。留学期间，倪泉兴着重学习了肝移植和胰腺癌，从那时起，他对胰腺癌的认识和兴趣大大加强。
回国后，倪泉兴一直致力于胰腺癌的早期诊断和综合治疗。在国内首创“大胰癌的分阶段治疗法”，并最早运用“区域性动脉灌注化疗——介入化疗”这一新途径治疗胰腺癌。在取得个人成就的同时，他没忘记要提高行业的整体水平，提出走“专职化、专业化、专科化”道路。“有的人对此有异议，认为没必要专门分出来，兼搞就可以了。但是由于胰腺癌有其特殊性，就像以前脑外科、肝外科曾经都属于普外科，兼搞往往难以深入。试想，一个人一年只开5台胰腺手术，跟一年开50台、100台甚至200台胰腺手术，效果肯定是不同的。”“我们国家专门搞胰腺的研究机构不多，人才也不多。但最近几年有了很大改观，长海医院、华山医院、湖南湘雅、北京协和、四川华西等都纷纷成立了胰腺疾病或胰腺肿瘤的研究机构，天津肿瘤医院还专门成立了胰腺肿瘤外科。从专业化、专科化、专职化这个角度来说，尽管人才在逐渐增多，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虽然胰腺癌肿病例相对来说没有肝癌、肠癌、胃癌、乳腺癌、宫颈癌发病率高，但是治疗起来却是最困难的，所以要大力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建立相应的机构，整合优势资源，走专业化道路。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国家投入的增加，这样的专科研究机构会越来越多。”
外科医生也科研
作为一名外科学专家，倪泉兴深深知道：“外科医生的临床医疗是‘现在的工作’、科学研究是为了‘明天的需要’、培养学生是为了‘将来的事业’。也就是说，外科医生实际上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治病、教学、搞科研。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病人。所以作为外科医生，我们不完全是医生，我们还是老师、还是研究者。”有了这样的高瞻远瞩，倪泉兴在日常临床工作之余，还努力于胰腺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他率领团队除了在医学诊断手术技术上不断改进、还致力于胰腺癌淋巴转移特性、分子生物学机制、胰腺肿瘤干细胞、化疗药物和分子靶向药物治疗、介入化疗、化疗多药耐药等研究，在纳米药物、基因表达谱分析、转基因治疗和蛋白质组学的探索方面与国际接轨。在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机理研究和治疗方面，他提出阻断炎性细胞因子链启动，从而减少炎性介质对胰腺炎和多器官损伤的影响，并首创生长抑素和生长激素联合治疗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新方法，该方法获上海市科技成果鉴定通过。1995年，他在国内率先提出“胰腺癌治疗贵在早期诊断”和“晚期胰腺癌的综合治疗”新构想；2000年，他承接上海市科委重大课题，开展“胰腺癌的综合诊治研究”，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长期生存率；2004年，他们得到卫生部临床重点学科基金项目资助，率先开展胰腺癌淋巴结转移特性研究，并提出“胰腺癌淋巴导向化疗”的新策略；2005年以后，他及他的团队又相继获得7项国家自然基金、国家“973”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卫生部重点临床学科项目、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基金项目等多个项目。
倪教授讲解道：“外科的临床研究项目有很多。每个病人的处理都不是完全一样的，比如梗阻性黄疸病人手术前要不要减黄、要不要给静脉高营养；手术后要不要在腹腔放防粘连的东西，是液体的好还是网片好；术后多久进食好；抗生素是用强效的好（所有细菌都杀掉了，但霉菌长出来了）还是普通的好（细菌杀不干净，造成术后感染）；手术后要不要补蛋白；补液速度多少最好等等，都是临床研究可以做的。”至于外科手术术式的创新，他表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外科手术的历史已有数百年，基本上已经定型了，即便如此，经典术式还是有许多需要改进、能改进的地方。比如胰肠吻合口方式，浙江、香港等地的专家都提出过改良方法，我的团队现在也对胰肠吻合口方式进行了改良——胰腺残端全封闭型嵌入式吻合方法。来到肿瘤医院以后，我们对此又做了进一步改良，确保吻合口的安全，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积极普及胰腺癌知识
谈到胰腺癌发病率的变化，倪教授介绍道：“胰腺癌以前发病比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的增加、营养的不平衡、人们运动的减少，再加上一些先进诊断仪器的出现，现在无论是从胰腺癌的发病情况还是发现率都有了明显提高。当年我去美国的时候，美国胰腺癌发病率是1.8万/年，现在已经到了4.2万/年，这20多年的时间发病率翻了2倍多。我们国家胰腺癌的发病率也明显升高，尤其是我国的大城市已经和发达国家的发病水平相当，以上海为例，胰腺癌发病率从1963年的1.38/10万升高到了现在的12/10万以上。”
尽管胰腺癌的患者人群日渐庞大，但目前还缺乏良好的、有效的治疗方法。这是因为胰腺位居“交通要道”，周围的器官、血管太多，而且胰腺癌肿本身的特点——容易淋巴转移及神经侵犯，也决定了这种癌症的难治性。比如“把这个位居‘交通要道’的胰头切除以后不是只修胰—肠通道，还必须要修胆—肠、胃—肠的通道才行。”此外胰腺癌干细胞具有天然的耐抗癌药特性，使大多数抗癌药物失效，所有这些都成就了胰腺癌“癌中之王”的称号。
由于普通民众甚至一些医生对胰腺癌的认识和防范意识不强，患者早期就诊率以及早期癌肿监测率极低，即便就诊也常会被误诊为胃病、糖尿病、消化不良、肠炎、慢性胆囊炎、腰背损伤等而进入消化科、传染科甚至创伤科接受治疗。这样的状况令倪泉兴非常揪心，并将普及胰腺癌知识作为了一项重要工作。他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等多种媒介向大众宣传胰腺肿瘤的知识及预防措施，最近他还将制作胰腺肿瘤宣传册提上了工作日程，“这本宣传册包括基本知识、治疗方法、手术后的营养和运动指导等一系列内容，目的就是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胰腺癌。”
最后，倪教授简练地给出了预防胰腺癌的建议：“从吃、行、住考虑。吃：少一些油腻和不健康的食品、戒烟酒等；行：多锻炼，增加有氧运动，户外活动可以增加体内的结合蛋白I——有抗氧化作用，对抗肿瘤有好处；住：装修时应小心选择装修材料和饰品，因为很多材料含有甲醛、甲苯等有毒物质或具有放射性，要格外小心。”
采访问答摘选
记者：胰腺癌专业委员会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倪：我1997年元旦零点从老主任手中接班成为华山医院外科主任。通过两年的努力，1999年在中国抗癌协会总会的指导下，我们华山医院牵头建立了胰腺癌专业筹备委员会，2001年我们召开了筹备会议，我当选为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以后经总会批准，民政部备案成为胰腺癌专业委员会的正式主任委员。裘法祖教授、郑树教授是我们胰腺癌专业委员会成立的积极的推动者。我们一开始成立这个胰腺癌专业委员会主要目的是开会、交流，现在我们已经开过六届全国大会，其中三次由华山医院承办。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国际上该领域内最新的研究进展、介绍我们国家自己开展了哪些工作、交流各自经验、探讨新方法。我想我们将来还是要紧跟国际步伐，争取给病人尽可能正确的、规范的治疗，解决尽可能多的病人的实际问题——尽早发现早期病例、尽早手术、减少手术并发症、降低围手术期死亡率、提高平均生存率、5年生存率、提高生活质量，就像温总理说的“要活得好，还要活得有尊严、有自信”。
记者：您从医多年，亲身经历了我 国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请您就本专业具体谈谈这种发展。
倪：从我们国家来看，改革开放以后，医疗技术水平发展得特别快。从上海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先进的医疗仪器进入了医院，这些仪器对提高诊断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更加直观、更加形象的器械为我们诊断疾病提供了帮助。
以华山医院和肿瘤医院为例，1979年华山医院只有A超，1981年购入了第一代B超，后来华山医院又相继购入上海第一台CT、MRI、PETCT、伽玛刀，医院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肿瘤医院则在近年内添置了大量先进的放疗仪器，包括已到位的术中放疗，调强适形放疗、已奠基的质子重离子放疗，必将为病员带来福音。所以医疗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整个经济环境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医疗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更多先进的仪器，现在许多先进仪器我们还是以从国外买入为主，如果我们的创新能力加强、能够自主研发出先进的设备，那时我们就不用总买别人的了。
以医疗技术发展体现在胰腺疾病方面来说，胰腺本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以前的诊断主要依据是有无肿块、有无黄疸，除了这两条以外没有办法判断。所以以前的胰腺癌患者多被收入肝炎病房，这是由于胰腺癌病人有黄疸。还有就是摸到很大的肿块了，才到临床就医。所以早期发现很困难，即使现在有了这些仪器，胰腺癌也不是能够马上发现的，但是有了B超我们可以做一些筛选、可以定位；有了螺旋CT、MRI、PET-CT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到。这些器材无疑为诊断、手术的判断、预后跟治疗结果的随访都提供了优越性。一些新的肿瘤标记物（如CA199、CA242、CEA）等的应用也对胰腺癌的诊断和复发转移以及预后的推测大有裨益。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