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祖先的智慧提出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恰恰切中了精准医学的精髓；治未病的先见，与现代预防医学的理念不谋而合；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恰恰与现代系统生物学的理念相映衬；阴阳平衡的思想，与现代医学所提倡的机体内环境稳定如出一辙；辨证施治，极具现代科学精神；药食同源，是华夏民族流传千年的养生之法；神农所发现的茶叶、三七等，今天仍被广泛应用；针灸、太极、按摩的功效，不断被现代医学所验证；扶正祛邪的智慧理念，让肿瘤等顽疾的治疗另辟蹊径，创造了许多神奇的治愈实践。
近代伟人的哲学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恰恰吻合了循证医学的真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切中了转化医学的精髓；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直白表述，引领着临床医生实施达标治疗。
而在现代，中国智慧不仅在理念上引领着世界医学，更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征服疾病的伟大创举：人工合成胰岛素、断指再植、发现青蒿素、肝炎-肝硬化-肝癌的系统防治、砷制剂诱导癌细胞转化……均实现了世界第一，对非典型肺炎和禽流感的防控，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防治重大疾病的公共卫生模式。
古代与现代，在中华祖先的智慧理念下链接了起来，交相辉映。今天的人们，仍在用祖先的智慧指导自己的生活；今天的医学，仍在用千年前的理念书写新篇；今天的伟人，施展着超越前辈的智慧；今天的中国科学家，展示了引领科学革命的才智。
让我们重温中国智慧的理念及科学技术创新对现代医学的贡献，以及引领现代医学的伟大事件
中国智慧源远流长，从炎帝、黄帝到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比如太极拳、针灸。哈佛大学完成了一项太极拳治疗纤维肌痛综合征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发现，杨氏太极拳治疗纤维肌痛综合征，能改善症状，显著优于常规体操。另外一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太极拳治疗帕金森氏病的文章发现，在太极拳这一组的病人，患者的改善优于抗阻锻炼组以及拉伸组。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医生进行的针灸疗法治疗尿失禁的研究文章，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研究证明，针灸能显著改善尿失禁。
中国伟人的一些智慧也引领着现在的医学。比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转化医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循证医学；由表及里是分子生物学，是从病变器官的病理细胞水平发展到分子水平；由此及彼，是跨学科的系统生物学。邓小平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达标治疗——高血压达标、糖尿病达标、类风湿关节炎/红斑狼疮达标治疗。
然而，到了现代，中国医学科学却不再像古代那样辉煌。
一、现代医学时代，中国的地位
当调查现代医学时代中国的地位这一问题时，半数以上的参会者都认为是追随紧跟。
张奉春教授：“我选的是追随紧跟。如果从传统医学来看，中国应该是领先世界的，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医学，中国显然是落后的，我们的教科书的很多知识都已经比较落后，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以及改革开放，大量接触现代医学，尽管有很大发展，有些方面甚至领先世界，但是总体还是稍稍的落后，因此现在还处在一个追随紧跟的阶段。”
沈锋教授：“我们远远落后不是现实，但是很多新颖观点的信息是西方开始的，比如新技术，我们要创新就是因为还没有领先世界，所以我觉得“比肩而立”、“追随紧跟”都是成立的，只不过就是距离的问题，跟上了就是比肩而立，而差一点点，就是追随紧跟。”
栗占国教授：“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是B结合C，因为在很多领域里，我们已经处于国际的最前沿，不少专业包括一些病种研究、理论研究、手术方式和药物研究都是很好的，但还有不少领域有差距，所以我觉得比肩而立结合追随紧跟（C+）更合适。”
闻玉梅院士：“我选择比肩而立。因为现在中国的诊断方法技术、外科及介入技术以及一些研究，跟国外相差不大，也许基础研究差一点，但临床研究是我们的强项，我们的病人比较多，临床经验比较丰富，所以我选择比肩而立。”
温利明教授：“我很同意闻院士的观点，选的是比肩而立。在世界范围，中国在临床诊断、治疗方面并不落后，主要是在发表的文献上，我们不如发达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工作没有发表出来，没有传播出去，实际上在某些区域，我们远远领先于世界很多地方。”
肖飞教授强调了发表文章的重要性：“英国Jenner医生发表的牛痘文章成就了世界第一，实际上中国人发明的人痘远早于Jenner的牛痘，但没有发表文章，导致在时间上很难确定人痘出现的具体时间。所以，将重要的发现和发明发表文章很重要。”
具体到某一个医学学科，其在世界同行中的地位又如何呢？结果还是跟总体情况差不多，60%的人认为是追随紧跟，但认为“领先世界”的投票比例降低了。
闻玉梅院士：“我觉得‘追随紧跟’比较恰当。比如病原微生物领域，现在在病毒这方面我国发展很快。拿H7N9禽流感病毒为例，这是我们上海自己分离出来的，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夜以继日，把这个病毒的八个片段全部分离出来。所以，我认为病原微生物总体还是不错的，但应该再进一步努力、超越。”
张奉春教授：“从风湿病学来看，我还是选择‘追随紧跟’。这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治疗药物——现代医学里，西方发达国家研发的药物更多，而我们更多是在专利过期，或者原理发现以后，再去研发或研究药物；第二、诊断标准——几乎都来自于西方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在紧紧追随，也在做大样本量的系列研究，将来我们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制订出一些指南。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应该还是紧紧追随。从基础研究方面，我们现在有一些观点，跟世界等同，甚至有所超越，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但是从宏观来看，我们还是要差一些的。”
栗占国教授：“我和张奉春教授在同一个领域，我也选择了‘追随紧跟’。如果说在前几年，我们可能落后比较多，但近几年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了，在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处于国际的最前沿，包括：疾病机制、诊断方法、治疗方法和方案，我们都有一些建树，在国际上首先发表了研究文章，造成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力，所以主要是追随紧跟，然后有些领域是比肩而立。”
沈锋教授：“我特别同意前几位老师的观点。客观上，在肝脏外科，我们可能更靠前一点，所以我选择的是‘比肩而立’。肝癌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病种，已经倾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前我们认为，我们的临床研究是国际领先的，基础研究要差一些，但是其实这句话可能并不准确。我们的临床研究样本量大，但质量较低，比如：国际肝癌的米兰标准，只有45例病人，是全世界肝脏外科医生引用最高的一个标准。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这么好的工作，值得我们反思。通过这些年的研究工作，特别是近20年的工作，我们跟国际在临床研究水平方面非常接近，甚至在某些方面要稍稍领先，反映在我们大陆最近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国际指南引用我们大陆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多。在基础研究方面，我觉得还要稍稍领先一点，原因就是国家几个重大计划的支持，集中了一大批从事肝癌基础研究的人员，所以不断地有新研究出现。”
温利明教授：“我是从事健康促进公共卫生方面的，我选择的是‘领先世界’。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好多的智慧领先世界，特别是早期的根治血吸虫病，是一个最典型例子，通过全面运动，预防疾病。现在，中国的很多公共卫生概念也是领先的，健康中国、健康社区、健康城市和健康工作单位，这些理念全都是很领先的。此外，我们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投入很大，国家大、投资大、办大事。”
二、中国学者对世界医学的贡献
在古代，中国医学曾“艳压群芳”，到了18、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中国医学曾落后过两百多年的时光，值得庆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奋起直追，对世界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人工合成胰岛素、断指再植、发现青蒿素、消灭血吸虫、肝炎-肝硬化-肝癌的系统防治、砷制剂诱导癌细胞转化……均实现了世界第一，对非典型肺炎和禽流感的防控，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防治重大疾病的公共卫生模式。
张奉春教授认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最重大的贡献：“无论从技术含量，还是受众人群，我觉得还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更重要一点。”
闻玉梅院士：“四个答案，各有特点。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影响比较大；人工合成胰岛素是比较早年的发现，两者都体现了团队精神。我觉得消灭血吸虫病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我们今后要获得诺贝尔奖，应该还是更需要高科技含量的。至于预测下一个诺贝尔奖，我认为，将来在肿瘤发病机理和调控方面，也许会有大的突破。”
沈锋教授：“我赞成闻院士的观点，我认为‘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个重大贡献，它的科技含量高，年代早，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刻。”
温利明教授认为“消灭血吸虫病”是个重大贡献：“在公共卫生领域，消灭血吸虫病是一个很典型的全民干预，公共卫生成功的典范。全民健康、全民运动，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中国贡献。”
三、以色列为何多诺奖得主
作为历史同样悠久的两个国家，以色列和中国，为何犹太民族占世界人口的0.2%，获得了20%的诺贝尔奖，而中华民族占世界人口的20%，却仅获得了0.2%的诺贝尔奖？对此，现场医学专家有近半数认为，原因在于犹太人更抱团。
闻玉梅院士：“我选择的是D，以色列更抱团。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各自都想自己获得第一。中国南车和北车合并、抱团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人必须要团结，互谦互让，发扬儒家的风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以后的诺贝尔奖，必须抱团，大家统一。”
张奉春教授：“我完全同意闻院士的观点。”
栗占国教授：“我认为，B很重要。犹太人非常自强，对此我自己也感触很深。我感觉，年轻医生应该自强，要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国内的一般研究是不够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学生，这种刻苦、自强的精神还不够。”
沈锋教授：“我选择的是B，更自强。犹太人在自强后，还用功、抱团，才能成事。我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合作伙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肝脏外科主任，犹太人，就是一个非常自强的人，有一天早上他告诉他的学生，你们有我一半的用功、一半的努力，你们就能成功。”
四、中国学者前进的绊脚石
是什么阻碍了中国学者像古人一样继续领先世界呢？90%以上的与会专家认为是教育体系失灵、学风不正以及资源分配不公。
闻玉梅院士：“我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我觉得教育是很重要。现在是应试教育为主，互相之间合作精神不足，学生之间恶性竞争，不是一个良性竞争。假如教育不改革，恐怕很难出现一些真正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不断鼓励大学要培养真正能够为国家奋斗的人才，否则，现在的双一流大学或双一流学科，最后又会变成恶性竞争，所以教育是更重要的。”
五、未来，中国医学如何崛起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才有可能再次引领世界医学呢？多数与会专家（63%）认为，中国应该选择性继承传统理念，并与现代医学融合，才能在未来引领世界医学。
温利明教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补充：“最近肖飞教授做的人工智能和医院管理应该可以作为以后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肖飞教授：“我们的智能疾病管理系统（Smart System of Disease Management，SSDM），通过不断的数据积累，共有37篇文摘被各类学术会议所接收发表，其中让我们吃惊的是，一项有关SSDM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被美国风湿病大会（2017 ACR）官方报道，先后被ACR官方网站报道、第一作者在ACR会议上发言、被邀请出席新闻发布会，随后又被列入ACR壁报巡讲。这是我们中国医生走向国际的一个标志。ACR组委会说，在ACR历史上，这是一个创举，没有任何一个项目让ACR官方连续四天，组织过四次活动。”
SSDM是中国病人的平台，也是中国医生的平台。SSDM让病人成为疾病的主人，成为医生的助手：病人在SSDM上输入自己的数据、用药方案，做疾病评估，并将这些数据同步给其主诊医生，而医生可以综合这些数据，对其进行挖掘、分析。目前，在SSDM平台上有49000多名病人，囊括了21种不同的风湿病。
多个横截面调查研究显示，中国类风湿关节炎的基础达标率只有28%。因为病人都是随机看病，离开诊室后，病情情况大多不明。但是，对近万人的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当病人利用SSDM，经过数次疾病评估和有效管理，临床达标率可提高到64%以上。医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观察病人的疾病活动度、用药方案，根据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线上咨询。比如，通过SSDM，新疆病人不用再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可以节省6倍多的费用。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创举，美国人对此评价极高，他们期盼着英文版SSDM的问世。国外媒体纷纷报道SSDM，其中一份报道的标题是：“中国的一项研究向美国医院展示了如何通过虚拟咨询来治疗异地的患者，从而降低医疗成本，创造新的收入。”
在2017年ACR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肖飞教授代表中国医生群体，首次提出了“疾病管理是良药，智能疾病管理优于良药”这一新的疾病管理理念。一个良药应该是疗效确定，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低的药品。而疾病管理有效、安全、经济、方便、体验好、提高疗效、没有副作用、节约费用，让百分之百的病人满意，所以它就是良药。通过疾病管理，病人可以成为医生的助手、成为疾病的主人、成为自己的好医生。当把这些病人资源集中在一起，就可以站上世界顶级学术舞台。
例如，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的李忱医生，通过病人管理，搜集了世界最大样本量的SAPHO综合征患者的数据，共600余例，在2017年ACR大会上报告了针对中国患者的疾病分类，让国外学者感到吃惊。
因此，中国医生能够做出好的工作！中国学者不单可以站在国际讲台，还可以引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