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顾茅庐
探视完患者后，我问NINO“你认识有中国医生的医院吗？”他说“认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这家有中国医生的医院位于罗安达郊区，离市区有段距离，足足开了约四十分钟才到。医院名为罗安达总医院（HOSPITAL GERAL DE LUANDA），由中国建筑公司援建，占地面积很大，院内的大花园种着绿树青草，房屋内外显得很新。这是一家公立医院，免费为当地人看病，工作人员除本地医生、护士外还有中国医疗队和古巴医生。中国医疗队驻地在医院后面，蓝色的铁皮房围成一个院落，每个房间都装有空调，边上是由中国江苏国际集团为医疗队承建的中国专家楼。据了解这儿的中国医疗队来自四川省各个医院，约有18人，其中有两位骨科医生、一位普外科医生、三位麻醉师和三位仪器维修人员，骨科的李医生来自绵阳，侯医生来自成都五院，前两年在东帝汶援外医疗，普外科的周医生前一次援外在莫桑比克。参观完这里的手术室和病房后，让我很惊喜，这里的仪器显然比患者现在所在的罗安达军队医院要好，外科病房也很整洁，有的还配有空调，唯一欠缺的是ICU，但如果能在手术室边上安排一个房间和床位，完全可以解决术后监护问题。李医生还介绍说他们这儿的骨科病人以陈旧性骨折为主，手术难度较大，看来这儿的手术室条件还是可以满足高难度手术的。与NINO分手时我再次强调寻找托运行李的重要性，里面有颈椎专用手术器械，他说已与葡航打过数个电话未果，明天再去机场与葡航联系。回到酒店，我向董大队长汇报了相关情况，并与上海公司联系，让他们抓紧让安哥拉的合作伙伴NELSON跟踪托运行李，并发动一切力量寻找颅钩及颈椎内固定材料。
5月17日星期一，我来到中国驻安哥拉使馆经商处汇报情况，得到邹传明参赞的热情接待。我首先向邹参赞汇报该患者的病情，并表示中国四川省医疗队所在罗安达总医院手术室符合手术要求、满足手术条件，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邹参赞说他们肯定会全力支持和协助，这让我充满信心。
托运行李还未到，这让我担心起来，安哥拉方和上海公司传来的信息说行李第二天可能就到罗安达机场。接下来我和NINO开始全城寻找颅钩及颈椎内固定材料，询问过很多大药房都没有结果，这样找下去很不得法，我建议NINO打电话给他熟悉的骨科或神经外科医生，他们应该更了解情况。
回到酒店，通过网络与上海公司讲了有关情况，他们正与NELSON在葡萄牙的姐姐商量，看看是否可以从欧洲购买材料和器械后托运至安哥拉，我们便在网上进行了三方会议，我把所需要的颈前路钢板的名称、型号和相关工具告知葡方。另外，我让上海公司与国内器械商联系，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上这个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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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复得
星期二，安哥拉方和上海公司说我的行李第二天到，但星期三上午仍杳无音信，他们让我做好丢失的准备。这怎么可以？里面有我的手术器械，都是我请国内厂家专门定制的，对别人可能没有什么价值，但对我来说非常宝贵，我希望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它。晚上，上海公司说NELSON的姐姐专门去里斯本机场失物招领处翻遍所有行李都没找到，可能已经丢失，我彻底绝望了，这是我来安哥拉以后最无助的一天。没有颈椎专用手术器械就意味着不能手术，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将患者转回国内，向患者及家属、上海公司、安哥拉方通报有关情况，并向董大队长汇报。
为了调整情绪、保持状态，我每天仍坚持做一百个仰卧起坐和一百个俯卧撑。5月20日星期四，我醒得特别早，在房间里跑起步来，直至汗流浃背，心情也好了不少。NINO九点来接我去中国驻安哥拉使馆经商处，我向邹参赞汇报了目前的情况：因自己的行李和手术器械在里斯本机场丢失，只能将患者转回国内治疗，途中无论有何风险都得患者及家属承担并签字为证，同时留一份“知情同意书”于经商处存档，邹参赞表示理解。
下午我和NINO来到海南航空公司安哥拉办事处办理运送病人的相关手续。海航公司离我住的酒店也就几步之遥，位于一幢花园小洋房内，门面没有任何标志，只有几个黑人保安守在门口，这附近住着一名安哥拉议员，治安还算不错。海航每周二、四、六有三个航班飞往中国北京，中间在迪拜稍作停留，全程约需二十个小时。海航对运送像这种颈椎骨折、脱位伴瘫痪的特殊旅客很谨慎，规定必须由医生及患者家属签署很多文件，以免患者在航行途中出现意外导致患者家属与航空公司产生纠纷，患者死亡致飞机迫降等后果所产生的经济损失由患者所在公司承担。海航打印出不少需要填写的表格让我带回去先准备起来，第二天带患者家属一起过去签字，病人想回国还真不容易。
5月21日星期五上午，NINO陪我到机场终于取回我的行李，整整晚了五天，本该高兴的事儿却高兴不起来。下午NELSON也从外省工地飞回罗安达，随后我、NELSON、NINO带着患者的哥哥元宝来到海航公司。当海航工作人员与元宝谈及途中的风险后，元宝非常紧张，脸色都变了，说这个他难以承担，拒绝签字。元宝对我说：“顾医生，你的器械不是找到了吗？我们还是在这里做手术吧，求你了！”但我已向使馆经商处和我们的领导说要把病人转回国，现在怎么突然又要做手术了？而且援摩医疗总队给我一个星期的假已到期。元宝说：“我会竭力要求上海公司想办法和有关方面打招呼，把这些外围工作做好。”每一次方案的改变，都要去想办法让患者平静地接受，如何让他不感到绝望、如何让他仍然充满信心确实是头疼的问题，有时不得不让元宝把部分实情告知患者。晚上我把有关情况再次向董大队长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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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顾茅庐
5月22日星期六，上海公司传来消息，说已向邹参赞和我们的董大队长说明情况，并获得许可，同时请卫生部汪司长、国际合作司援外处及四川省卫生厅直接打电话给四川省医疗队，请他们支持配合。
既然要在这里手术，星期天NELSON、NINO决定去罗安达总医院和医疗队沟通一下，毕竟我只是医生，只负责治疗，很多事情需要患者所在公司去处理。当我们赶到医疗队驻地时，普外科周医生说队长去手术了，让我们在会客室等一等。可能是空调没开，会客室角落里躲藏的蚊子一窝蜂地拥出来，我只有不停地活动以免中标得疟疾，元宝倒是很不在乎，说他们来安哥拉前已打过疫苗。半个多小时后队长手术回来，说两个麻醉机坏掉一个，已拖到走廊上，电刀也坏了。怎么办？电刀我可以不用，但呼吸机有必要备一个，开个单子让NINO去租借。
5月24日星期一，找遍全城各个医院的NINO下午打电话来说租不着所需要的仪器。还有最后一个办法——请医疗队的麻醉师看一下病人，决定是否可以手术。医疗队派出两位麻醉师和两位骨科医生跟着我去看病人。到了罗安达军队医院重症监护室，由于只有两件隔离服，我和麻醉师杨医生先进去看望患者。杨医生来自成都二院，他们医院经常做脊柱手术，在颈椎外伤的麻醉上挺有经验，他询问病人的一些情况后，对患者的张口度和颈部后伸度进行了谨慎而仔细的检查，随后我们走出监护室，找个僻静的角落交谈起来，他充满自信地对我说：“顾医生，这个病人情况还可以，上麻醉没问题，一台麻醉机上麻醉，另一台日本进口的小麻醉机可以充当临时呼吸机，你手术大概多长时间？”“一个小时左右。”“没问题，病人肯定能醒过来。要不要配血？”“如果有的话，可以配一个血。”“那就配400ml血。”太好了，遇上这样的麻醉师会让你很放心，做手术会更有底。其他几位看完病人后也认为患者的情况还不错，可以耐受手术。晚上接到杨医生的电话，说：“我们讨论过了，一致同意要积极配合你来治疗这个病人，麻醉上没问题，我明后天值班，你可以过来手术，想办法和骨科的黑人主任打个招呼，让他安排个有空调的房间就行。”当天是我到安哥拉以来最开心的一天，手术终于可以做了，我将这个好消息告知病人及家属，通知上海公司，并向董大队长做了汇报。
——三顾茅庐
5月25日星期二是非洲节，医院休息，一大早我便打电话给李医生，争取当天把病人转到罗安达总医院，计划次日星期三骨科手术日进行手术，李医生把他们骨科黑人主任的电话给了我。我打了NINO好几个电话，他才拖拖拉拉、很不情愿地过来，因为今天是节日，他很想休息，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带上手术器械又一起前往罗安达总医院，并让他打电话给骨科的黑人主任，如果能把床位安排好，病人就可以转过去。遗憾的是，骨科黑人主任一口回绝了我们的请求。看来我一个骨科医生再努力再着急也没用，很多事情不是我所能控制的，这是我到安哥拉以来最无奈的一天。罢了，还是赶快去海航办理回国手续，再大的风险患者及家属也只能担着，而且必须乘第二天星期四的航班。不过这次海航又对医生提出一个要求，必须证明“患者适合乘机飞行”，我想这几个字没有一个医生敢写。一番讨价还价后海航没有丝毫松动，为了让患者尽早回国，我只能作出让步，围绕这几个字做文章，大意为“目前适合乘机飞行，但不排除航行途中出现意外”，这下总算搞定。接着便是带着NINO请来的黑人护士办理赴华签证，以护送患者回国。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知道此事后都很帮忙，填表二十分钟后护照就拿到手。
（作者：顾宇彤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骨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