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诊断，明确疾病的“金标准”，而她被誉为“金标准”的标准；50多年阅片数十万，却极少有失误，她是疑难病理诊断的“终极”解决者；一例例患者获得正确诊治而康复的背后，有她严谨、负责的工作支持。她就是临床医疗幕后英雄们的代表人物——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刘彤华院士。

一、 投身病理学

    刘彤华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殷实的家境使她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在刘彤华上小学三年级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无锡沦陷，刘彤华随家人迁至上海，之后辗转于上海和苏州两地求学。尽管数次更换就读的学校，但这并没有影响刘彤华的学业。1947年，她顺利考取七年制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在这所大学严谨求真氛围的熏陶下，刘彤华培养出了崇尚真理的科学精神，并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和专业基础。

    由于从小体弱多病，经常看大夫，刘彤华一直向往成为一名临床医生，但在解放初期，基础医学教师匮乏，按照当时的规定，所有的医学生只能选择一门基础医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她必须服从国家的安排。为了能接触更多的临床病人，刘彤华选择了病理这一与临床联系最紧密的专业，从那时起，她一直心无旁骛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直至今日。

    1952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举办全国病理学“高级师资训练班”，刘彤华前去参加，并有幸得到了时任协和医学院病理系主任、我国病理学泰斗胡正祥教授的亲自教导。虽然高师班的学习时间只有短暂的一年，但却在刘彤华心底烙下了协和情结。在军医大学从事病理学教育3年之后，1957年，刘彤华又回到了协和，跟随胡正祥教授开始了她向往已久的、离病患更近的（临床）病理学事业。

    胡正祥教授是我国病理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回国后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教授。胡正祥教授的工作之严谨、诊断之细致给刘彤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教授看（病理）片子非常仔细，他首先要用最低倍镜浏览一遍，然后再用高倍镜看，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漏掉病变组织，看得全面。”此外，胡教授的引导式教学也让刘彤华受益匪浅，“胡教授采用的教学方式是引导性的，比如说给同学一张片子让同学自己看并自己思考这可能是一种什么病，然后胡教授提问。同学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只要认真思考了，就会从中收获很多。”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刘彤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也一直秉承着老师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负责任的态度，并为病理学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二、 艰难的创业

    现在执业界牛耳的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其前身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成立于20世纪初期，是我国成立较早的病理学机构，现有的档案资料证实，其尸检工作早在1916年就已开始。195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中央卫生研究院合并，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系被归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简称实研所）。“文化大革命”前，病理系的工作达到鼎盛时期，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多达七八十位。

    1969年，迫于政治命令，实研所整体迁往四川简阳。病理系只有刘彤华和两位老技术员被留了下来，组建了协和医院病理室。建室之初，诸多艰难。除了缺人手、少设备，刘彤华和同事们还要在忙碌的工作之余随时准备听令搞游行、拉练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活动。为了给技术员节省时间，以完成日常病理业务，她就每天提早到医院将浸过蜡的标本包埋成蜡块，以便技术员一来就可以尽快将标本制成病理切片。

    尽管如此艰难，刘彤华追求学问的脚步却没有停滞。20世纪70年代初，刘彤华与血液科医生一起总结了30例临床和病理极像淋巴瘤的淋巴结组织细胞性反应性增生，这篇文章由于“文革”而被搁置，直到1979年才得以发表，而此时，日本学者的类似文章已抢先发表，该病还以作者名命名为“Kikuchi病”。如果该文章当时可以发表，那么该病的命名或许就要被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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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高胰腺疾病诊断水平

    胰腺癌的发病隐蔽、早期诊断困难、手术成功率低，被称为“癌中之王”。“文革”后，在我国著名外科专家、胰腺癌手术泰斗曾宪九教授的带领下，内科专家张孝骞教授、放射科专家张铁樑教授以及刘彤华等在国内率先成立了多学科参与的“胰腺疾病协作组”，从此，刘彤华开始了对胰腺疾病特别是胰腺癌的病理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刘彤华配合曾宪九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细针穿刺活检快速诊断胰腺癌、胰岛素瘤代替术中冰冻切片，避免了胰瘘等损伤，提高了这些疾病的诊断正确率。而当时只有北欧开展此项技术，美国医学界还未普遍接受此项技术。此后，术中穿刺细胞学检查成为协和医院的常规，并被迅速推广至各大医院。

    通过对胰腺癌标本的研究，刘彤华发现，胰头癌较早期即沿胰管浸润而使病人发生黄疸。黄疸是胰头癌最明显的临床症状之一，当时医学界一般认为，出现了黄疸的胰腺癌病人就已经是癌症晚期，无法再进行手术。刘彤华的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胰腺癌手术指证的陈旧观念，给了部分病人手术的机会从而延长了病人的生命。这一发现获得了1985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20世纪80年代初，分子生物学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刘彤华也敏锐地将触角伸向了这一领域，开展胰腺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由于拿人体的癌组织做研究很困难，刘彤华就带领团队在先后10年时间里建立了5株人胰腺癌细胞系，用这些细胞系研究了人胰腺癌细胞的分子生物学特点，从而在国内最早提出胰腺癌细胞K-ras 12密码子突变率高以及存在抑癌基因p53突变等基因改变。该成果获1993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这之后，刘彤华又试图将病理研究与临床治疗相结合，探索治疗胰腺癌的新路径——基因治疗，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

四、 慧眼辨疾病

    病理诊断，疾病获得明确诊断的“金标准”。在刘彤华5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阅片30多万，正确率极高，被誉为“金标准的标准”。其间，有着很多令人感叹和感动的瞬间，感叹的是她对疾病精准的判断力，感动的是她对真理无畏的追求。

    至今，协和医院消化内科陆星华教授仍记得30多年前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那时，她的丈夫突感胃部不适，经病理检查被诊断为高度不典型增生，疑是早期胃癌。经过三家医院会诊，得出一致意见：建议手术治疗。刘彤华当时正在甘肃下乡，没能参与会诊。情急之下，陆星华教授将爱人的病理切片寄到甘肃，希望刘彤华能做出最终诊断，以决定是否手术。刘彤华很快给了回复：轻度不典型增生，无需手术。后来，患者先后在德国波恩大学医院和科隆大学医院做过胃镜随诊，结论与刘彤华的诊断完全一致。如今数十年过去，患者未再出现异常。

    一位21岁的未婚女青年，阴道出血十余天，宫颈内发现有3×5毫米大小的菜花型小肿物。刘彤华写下了8个字的诊断：子宫内膜间质肉瘤。这意味着患者须切除子宫及附件，将永远丧失生育能力。这一诊断使刘彤华面临巨大风险，如果不是如她诊断的恶性瘤，将给她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一个月后，患者接受了手术，术后切除的大标本病理证明了刘彤华的诊断准确无误：子宫内膜高度恶性间质肉瘤伴异源性分化，浸入子宫肌层。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无论别人的诊断是怎样的，也不管她所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刘彤华总是勇敢地坚持着真理，最后的事实也总是证明她的正确性。刘彤华签发的任何一个病理报告都有明确的诊断，体现出精准、干练、坚定、果敢的“刘氏”风格。刘彤华深知：自己做出的每一个诊断都关乎病人的命运，一个失误或许就让病人的肢体甚至生命受到损害，所以她没有明确做出诊断前决不发报告。有些艰难的诊断，她甚至要反复研究几天才确定下来。一位协和医院的病理科医生这样评价刘彤华教授的诊断：“她做的诊断严谨细致，表达总是尽量简洁明了，当细则细，当断则断。她的意见已经超越了技术层面，上升为一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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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刚钻”是怎样炼成的

    刘彤华之所以能够保证极高的诊断正确率，在她看来是由于她好读书的习惯。她曾一个周末就通读完了一本全英文的《软组织肿瘤学》，让科里的年轻人都自愧不如。她每天早晨七点之前第一个到达病理科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浏览最近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在她的办公桌上、书柜里摆满了各种中英文的专业著作，她说：“一个人的知识经验毕竟有限，这些著作凝集着无数海内外专家、大师的经验，从中我可以看到我没见过的，从而拓宽我的见闻。”

    就在最近，刘彤华还用书里的知识明确了两例罕见的淋巴组织细胞样间皮瘤。其中一例病理切片原本被诊断为淋巴瘤，但刘彤华看过之后发现切片表现出的形态和淋巴瘤并不完全吻合，在查阅书籍和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之后她发现，果然这并不是淋巴瘤，而是一种罕见的淋巴组织细胞样间皮瘤。目前全世界对该病的报道仅有36例，主要是胸膜淋巴组织细胞样间皮瘤，而此次刘彤华发现的心包和腹膜淋巴组织细胞样间皮瘤以前从未有过报道，均属世界首例。

    她牢记恩师胡正祥教授的教诲：对某种病变或疾病能总结相同的100例，你就掌握了它。数十年来，她不断对自己的病理诊断经验进行积累总结，编纂成书，如1994年，她完成著作《诊断病理学》，这本书已经成为国内病理医生的必备参考书；1997年，与另一教授共同主编出版《肿瘤病理学》；1998年，出版《诊断病理学图谱》；2006年，出版《疑难外科病理诊断与鉴别诊断》，2006年《诊断病理学》第二版出版。

六、 站在专业的前沿

    20世纪末21世纪初，伴随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疾病本质的理解更为深入，疾病也因被认识到分子水平的不同而被分为更多亚型。如乳腺癌可分为有无HER2基因扩增、非小细胞肺癌分为有无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等，所以尽管患同一种癌症、同样的临床分期，但用同样的方法治疗却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临床预后。由此“一把尺子适合所有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个性化医学”时代来临，这一新时代的核心是靶向治疗。

    刘彤华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新时代的来临，并率先在国内提出了靶向治疗需要靶向诊断的概念。靶向诊断不仅需要病理形态诊断，还需要分子水平异常的信息。21世纪初，刘彤华就将传统的形态学病理与分子遗传学紧密结合起来，组建了分子遗传病理实验室，是国内最早在病理科开展靶向诊断的实验室，开展荧光原位杂交（FISH）、基因突变检测等分子诊断技术。这些技术在各实验室之间存在误差，而刘彤华的实验室由于其准确可靠的实验结果、严格的实验室管理成为多个全球性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的中心实验室。

七、 为病理的明天疾呼

    协和病理科的许多病理医生及刘彤华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多数出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医生能坚持在国内病理科工作。在她看来，这与我国的病理学现状不无关系。

    在国外，病理科是个权威性的独立大科室，备受重视。以前在我国，病理科也是与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同样重要的独立科室，她还记得当年在“胰腺疾病协作组”时，尽管协作组里的曾宪九教授等都是著名医学家，但他们彼此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诚恳、平等。而现在的病理科被归入了辅助科室(又称医技科室)，对此，刘彤华说：“这影响到了病理科的发展。”她深为这种状况担忧，她认为：“在一个医院里，凡是参与病人疾病的诊断和/或治疗的科室都应该是医院不可缺少的独立科室。这既是国际惯例，也是老协和的优良传统。”这位年逾八十的老教授呼吁大家提高对病理的重视，提升病理科的地位，从而凝聚人才，使病理学事业获得新的发展。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