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不让任何人掉队，这是我们人类最大胆的议程。这需要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采取同样大胆的行动。他们必须兑现他们有时限的承诺，通过预防和治疗将非传染性疾病的早亡率降低三分之一，并促进精神健康。

由于许多政策承诺没有得到执行，各国没有走上实现这一目标的轨道。国家投资仍然少得可怜，而且国际上没有足够的资金被调动起来。仍然有一种一切照旧的感觉，而不是必要的紧迫感。然而，我们已有了基于证据的解决方案，没有理由不采取行动。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总干事召集了WHO非传染性疾病独立高级别委员会，就各国如何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征集建议，并整理为报告。

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障碍的负担和影响

目前，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障碍是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未能实施经过验证的干预措施正在迅速增加医疗保健费用，而持续缺乏对非传染性疾病应对措施的投资，将在所有国家产生巨大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后果。如果中低收入国家对非传染性疾病采取最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到2030年，他们将看到每投资1美元就能获得7美元的回报。更多的证据表明，治疗抑郁症也是一项很好的投资，每投入1美元就能得到5美元。

全世界数十亿人都受到非传染性疾病的影响，从童年到老年，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如此。人口老龄化对预防和管理非传染性疾病有着巨大的影响。此外，许多人因四种非传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而过早死亡。这四种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解决四个主要风险因素的公共政策来预防：烟草使用、有害使用酒精、不健康饮食和缺乏锻炼。

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险因素受到贫困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最近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与控制非传染性疾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贫困加剧了非传染性疾病的负面影响。

所有国家的肥胖人数都在增加，其中中低收入国家的肥胖率增长最快。肥胖与糖尿病或心脏病的过早发生有关，导致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增加，而且有可能抵消许多健康益处。儿童肥胖是一个特别且日益严重的问题，必须采取行动减少儿童肥胖，并解决肥胖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城市化相关的室内外空气污染在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中发挥了作用。在许多城市，恶劣的空气质量普遍存在，汽车造成的污染比例很高。缺乏设计的街道和拥挤的交通也阻碍了步行和骑自行车，导致身体活动减少和肥胖水平增加。

预防和治疗精神障碍是针对非传染性疾病行动的一个重要组分。精神障碍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疾病负担：仅抑郁症就影响了全球3亿人，是全球残疾的主要原因。对于重度精神障碍患者，其预期寿命减少10至20年。

建议

虽然该报告旨在向WHO总干事提供建议，但这些建议本身针对的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委员会商定在建议中列入某些标准：具体来说，建议应具有可执行性、创新性、变革性，以实现重大的健康影响，并可在所有情况下执行。

从高层开始：政治领导和责任，从首都到乡村

建议1：（a）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不仅仅是卫生部长，应监督“在国家一级建立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所有权”的过程。（b）各级政治领导人（如城市市长）应当同卫生部门一起，负责地方的全面行动，以促进针对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障碍的行动。

委员会认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必须对非传染性疾病议程负责。这一责任不能仅仅授予卫生部，因为许多其他部门，包括金融、贸易、农业、教育、环境和其他部门，对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素以及政府如何处理这些风险因素都有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协调行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应制定多部门的非传染性疾病应对措施，并采用“全面健康政策”和全政府办法。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应领导针对非传染性疾病的多部门国家行动，并确保立法、监管和经济环境，使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健康能够纳入全民健康覆盖、卫生系统、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国家发展计划和社会保护政策。迄今为止，很少有国家实现了这种一体化。

其他各级政府也应同各国政府一道，通过新的和现有的机制，参与非传染性疾病的行动。政治领导人在农村、半城市和城市地区可以采取措施来改善交通，减少空气污染，创造绿色空间，减少接触烟草烟雾，阻止烟草使用和有害使用酒精，改善基础设施（包括建设步道和自行车道），使道路更加安全，并鼓励体育活动，改善健康食品，减少不健康食品（高糖、饱和脂肪、反式脂肪的食品）的可及性，促进精神健康，实施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政策。

优先事项和规模扩大

建议2：各国政府应根据公共卫生需要，确定和执行整个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议程内的一组具体优先事项。

优先事项的确定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4（到2030年，将非传染性疾病的早亡率降低三分之一，并促进精神健康）的关键。各国应首先确定并升级已推荐的具有成本效益、负担得起和基于证据的优先干预措施，而不是试图一次执行所有建议。这些优先事项应基于发病率和死亡率及其主要驱动因素，并结合有关行为和消费的可靠数据，以及基于可达到最大影响的领域。迄今为止，通过综合烟草控制和综合心血管预防和治疗方案，心血管死亡率已取得了最为显著的降低。世卫组织提供了技术包和工具（如HEARTS、MPOWER、REPLACE和SHAKE包），以扩大这些项目和其他项目的规模。

非传染性疾病纳入卫生系统和全民健康覆盖

建议3：各国政府应根据本国国情和需要，调整卫生系统的方向，在其全民健康覆盖政策和计划中纳入健康促进、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及精神健康服务。

（a）各国政府应确保全民健康覆盖的公共福利纳入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服务，包括健康促进和预防、优先医疗保健干预措施，以及获得基本药物和技术。

（b）应加强基层医疗服务，以确保公平的覆盖范围，包括基本的公共卫生职能，拥有充足和装备精良的多学科医疗工作人员，特别是社区医疗工作人员和护士。

（c）应在现有的慢性保健平台（如艾滋病毒和结核）中确定协同作用，以促进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健康服务。

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需要，非传染性疾病议程也必须坚定地置于全民健康覆盖的道路上。健康促进和非传染性疾病（包括精神障碍）预防和管理的覆盖，应该成为全民健康覆盖的一部分，并纳入全民健康覆盖公共福利计划。

卫生系统应继续调整方向，以满足有效预防和管理慢性病的需要。这包括加强健康促进、基本公共卫生职能、基层医疗服务以及改善获得基本药物和技术的机会。应加强基层医疗服务，增加卫生人力，支持创新的预防和护理模式，并使所有卫生工作者能够充分进行非传染性疾病预防和管理的实践，并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使用资源。在多学科的卫生工作队伍中，护士在健康促进和卫生素养以及预防和管理非传染性疾病方面可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护士如果拥有正确的知识、技能、机会和财政支持，将作为有效的实践者、健康教练、发言人和知识提供者，为患者和家庭服务。

在建立了艾滋病毒和结核病慢性护理平台后，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卫生系统的重新定位，因为这为启动新的非传染性疾病计划提供了机会。

合作和监管

建议4：各国政府应加强有效的监管，与私营部门、学术界、民间社会和社区进行适当的接触，以全社会的方式处理非传染性疾病，并分享经验和挑战，包括可行的政策模式。

政府

（a）各国政府必须基于“健康优先”的原则，通过健全的法律及对话，带头创造健康保护环境。然而，在监管是最有效或唯一有效措施的情况下，对话决不能取代监管。任何对话平台都应包括透明度、问责和评估机制以及时间框架。

私营部门

（b）政府应被鼓励与私营部门（烟草行业除外）合作，同时防止任何不当影响，设法加强对实现公共卫生目标的承诺和贡献。

（c）考虑到可能的商业利益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各国政府应与下列私营部门合作：食品和非酒精饮料公司（食品成分变更、贴标签、销售监管等）；休闲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活动）；运输行业（确保安全、清洁和可持续的运输）；制药业和疫苗生产商（确保获得负担得起的、有质量保证的基本药物和疫苗）；技术公司（利用新兴技术开展非传染性疾病行动）。各国政府还可以鼓励酒类生产和贸易领域的经营者酌情考虑在其核心领域减少酒精的有害使用，这视国家、宗教和文化情况而定。

大数据、数字技术，以及几乎无处不在的手机的使用，已经引领了一场社会变革，人们可以利用它来获得更好的健康结局。新兴的5G和6G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区块链及无人机运输药物和诊断，正在为慢性病治疗创造更多的机会。

（d）各国政府应优先限制向儿童销售不健康产品（那些含有过量糖、钠、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产品）。世卫组织应探讨就这一问题制定国际行为准则以及建立问责机制的可能性，同时承认需要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

（e）应考虑经济上的激励奖惩，通过促进健康产品的消费和减少不健康产品的销售、供应和消费来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

民间团体和公众

（f）各国政府应确保民间团体和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障碍患者的切实参与，包括酌情加强民间社会和联盟，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各国政府应与民间团体合作，提高认识，加强宣传，提供服务，并监督进展情况。

（g）民间团体和精神疾病患者必须参与其中，以有效结束歧视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他们还应参与精神卫生服务的规划工作。

（h）各国政府应通过积极促进健康素养（包括正规教育课程）及目标信息和宣传运动，提高个人采取行动的能力。这可能包括召集营销专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开展公共卫生运动，以教育不同人群如何最好地预防和减轻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素和危害。

WHO的支持作用

（i）WHO应支持各国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以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包括采取任何必要的监管行动，同时考虑到依据、原则、利益和风险，以及对利益冲突进行管理。

财政

建议5：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制定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为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健康行动提供资金。

（a）各国政府应：

制定和实施针对非传染性疾病的行动的新经济模式（基于“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进行投资为有效措施”的证据）。

增加分配给卫生、健康促进和基本公共卫生职能的国家预算，以及增加在卫生领域内分配给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障碍的比例。

实施财政措施，包括提高烟草和酒精税，并考虑对其他不健康产品采取循证财政措施。

在WHO开发的工具的支持下，进行卫生影响评估，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全成本核算，这些核算应纳入与非传染性疾病有关的政策的真实社会成本。

（b）国际社会应：

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增加非传染性疾病预防和管理的融资和贷款；

探讨增加非传染性疾病行动融资的机制。

将非传染性疾病纳入人力资本和人类发展指数。

召集投资者健康论坛，支持针对非传染性疾病的行动

（c）WHO应优先重视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健康。这要求会员国考虑增加或重新分配它们对该组织（即WHO）的捐助，以便WHO能够满足对国家支助的需求。但该组织当前两年期的预算由于缺乏捐助者的资助而减少。

应该为投资者建立一个健康论坛，将个人、机构、投资公司、基金经理和金融机构聚集在一起，鼓励他们转向更健康的投资组合。

可以与学术界、基金会、企业家、发明家和投资者一起创建另一个论坛，以促进某些特定解决方案的创新，以减轻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

问责

建议6：各国政府应加强对其公民的责任，以便对非传染性疾病采取行动。

（a）各国政府应建立或加强国家问责机制，同时考虑到全球非传染性疾病问责机制和健康影响评估。

（b）WHO应简化现有的非传染性疾病问责机制，并建立明确的跟踪和问责机制。

委员会建议制定“非传染性疾病2030倒计时”计划，其目标与“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生存情况2030倒计时”计划类似。后者的前身“2015倒计时”计划追踪了降低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死亡率的干预措施。“非传染性疾病2030倒计时”计划可以参照这些以前的机制，确保对非传染性疾病行动建立明确的问责。

（作者：黄希瑶)

参考文献：Lancet 2018;392:245-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