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Genius），是指一群天生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其数量仅占人口比例的万分之一。姚明、刘翔、乔丹、菲尔普斯属于体育“天才”，他们从小展示出与众不同的运动天分，经过父母及学校发觉、优秀教练培养及科学训练，成为了人类顶级的运动员，他们创造世界纪录、代言国家；莎士比亚、贝多芬、肖邦、达芬奇是艺术“天才”，他们自幼展示了艺术天分，表演创作，为人类留下了不朽之作，成为永生的艺术家；体育“天才”及艺术“天才”较易识别，自幼获得特别重视及培养的机率较高，他们多在欢呼声中成长，无悬念地成为人类的瑰宝。而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是科学“天才”，但他们从小并没有展示出超众的才能，与众不同之处多为一些公众眼中的缺点：孤独、怪异、甚至自闭。这些科学天才，似乎非但没有被父母及社会挖掘，还被旁置，甚至歧视。他们的成功，是靠他们自己顽强的生长及追求，用其独特的眼光及才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思考大众不可思议的，从而揭示自然规律，实现了科学发现，并用文字阐述这些成果，得到同行滞后的认可及媒体跟风的关注，方脱颖而出，通过改变人类的世界观，逐渐成为包括政客在内，全世界人民所敬佩的明星。

科学“天才”缺少体育“天才”那样明显的躯体标志，没有艺术“天才”那样耀眼动听的作品及旋律，他们仅有着天生与众不同的大脑，很难识别其潜质。如何发觉及挖掘科学“天才”，是富有挑战的难题，同时，也对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及模式提出了挑战。

美国优生学家Lewis Terman曾经试图用智商（IQ）区分天才，以IQ=130为区别点，开展了“天才”遗传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从1921年开始，追踪了数千位“天才”，特别是他们的职业发展。然而令Terman懊丧的是，他的队列中只出现了寥寥几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在那些因为129的IQ而没能达到入组标准、被拒绝的人中，就有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William Shockley。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Luis Alvarez也是被拒者之一。

美国心理学家Julian Stanley修正了“天才”的评判体系，他发现，除了IQ分数，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推理思考（quantitative reasoning ability）及空间识别能力（spatial ability）也是区分“天才”的关键因素。他辅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识别出高智商儿童，并让他们跳级，提前进入优秀大学的“天才”班，接受特殊教育。在对5000名“天才”少年（gifted）跟踪超过45年的队列研究（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SMPY）中发现，SAT得分在前1%的少年日后更可能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学者、《财富》500强CEO、联邦法官、参议员或者亿万富豪。比如，新锐数学家Terence Tao、Lenhard Ng都曾是这1%中的一员，“脸书”的Mark Zuckerberg、谷歌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乐坛天后Stefani Germanotta（即大名鼎鼎的Lady Gaga），他们都成为了改变世界的精英。

这与我们长期以来的观点背道而驰，我们一直认为，要想成为行业的精英，可以通过刻苦的训练来达成，只要付出了足够的努力、而且方法正确，任何人都可以达到顶峰。而SMPY却告诉我们，先天的认知能力对一个人后来的成就至关重要，其影响远胜于刻意的练习或者社会经济地位这样的环境因素。在当时那样一个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关注点大多在于提高勤奋努力学生的成绩的时代，这项研究强调了对早慧儿童进行区别培养的重要性。

当然，家庭条件及教育体系亦是成就“天才”的要素。毫不奇怪，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会轻易地埋没子女的天赋；一个填鸭式教学，仅以考试分数判断才能，以消灭不及格为座右铭的教育体系，定会扼杀宝贵的“天才”。同时，有研究显示，个人天生的自控能力也异常重要。

“天才”是存在的，他们可能诞生于任何一个家庭，并就读任何一个学校，是人类的稀缺资源。作为运动天才及艺术天才，人们容易识别，并给予他们成长机会。而科学天才，他们很难被发觉，并常常表现怪异、被冷落及旁置,沦落为最大的人类潜能浪费（the largest known untapped source of human potential）。因此，我们的社会亟需建立天才的识别体系及科学的评判标准，让科学“天才”像体育及艺术“天才”一样可以早日被发觉，并积极探索教育体系的改革，让他们接受合适的教育，挖掘潜能，助他们成为未来改变世界的精英。

诚然，优秀的人品是“天才”成为精英的基础，否则，“天才”将成为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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