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来，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不断加剧。美国、中国、俄罗斯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加剧，甚至在瑞典和芬兰这样长期被认为是平等典范的国家也是如此。
是什么驱使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资本主义的空前统治是否意味着不再会有对抗力量来阻止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即使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是否也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来最终减少这种不平等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审视了历史，对13世纪以来的工资和收入的档案资料进行了研究。
首先，介绍一些容易混淆的术语。大家容易把收入不平等（inequality）与贫穷（poverty）混为一谈，而且将收入（income）与财富（wealth）或劳动收入（earnings）一概而论。收入的标准定义不包含资本收益（如通过财产和股份获得的收益）。收入也不同于财富（当前拥有的易销货物的总和）和劳动收入（仅包括工资和工作相关收益）。
另外，收入不平等和贫穷是两个概念，贫穷是基于贫穷线的定义，当收入低于贫穷线时就被视为贫穷。从原则上讲，贫穷会因经济成长而减少。但是，经济成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却没有简单。
回顾历史
自20世纪80年代初，所有发达经济体均出现收入不平等加剧，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增幅最大。前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俄国，以及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和中国）也出现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
这种结果令经济学家感到惊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理论认为，一旦经济体进入了“发达”阶段，对再分配的政治需求会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发生（意味着人们拥有相对较高水平的收入、财富和教育，并且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对较低）。同样地，经济学家预测，历史上较为贫穷的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会减少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因为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会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人类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或许可以揭开当前不平等问题的面纱。近年来，经济史学家已经能够利用档案资料对十二个国家历史上发生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进行评估。其中一些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估算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早期；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及多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估算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末或十九世纪初。
现代经济学家对纳税记录的档案资料、军事动员需求促进的人口收入及私人收藏的家庭历史预算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不平等的现象在近几个世纪中跌宕起伏。 此外，使不平等加剧或减轻的因素只有很少几个。
在前现代社会（即工业化前），收入不平等的驱动因素似乎大多是非经济因素。 流行病限制了不平等现象，通过消灭一部分人口，使剩余的工人稀缺，导致其工资上升。 战争由于征服奴役和掠夺而增加了不平等，或者通过破坏，使大多数人口陷入饥饿水平而减少不平等。 事实上，流行病和战争两者就可以解释西班牙14世纪初至19世纪中期大多数不平等加剧或减轻的现象。
在现代，经济因素似乎是不平等变化的最重要驱动因素。在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随着发明（如蒸汽机和轧棉机）的引入，不平等现象加剧。 由于需求高且竞争小，投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人们可以享受大额“租金”（付款超过生产成本）。收入不平等也可能是因为人们为了工资更高、更多样化（因此工资更加不平等）的工作从农村流向城市。
在英国，不平等的现象在1870年左右达到顶峰。当时，劳动力需求上升（部分原因是人们离开这个国家），立法限制了童工、工作时间等。 因此，工人的条件开始改善。 在美国，不平等现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顶峰，其下降的速度比英国慢，可能是因为欧洲移民的涌入。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不平等现象明显减轻。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国家，战争摧毁了资产（特别是在德国、法国和俄罗斯），并导致对富人大幅征税，为冲突提供资金。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的出现，公立教育的大规模增加（部分原因是对技术劳动力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以及妇女参与到就业大军，发达国家在超过半个世纪内越来越平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个“平等”期。
最终，“平等”扩散到了世界各地。 诸如向无土地人口分配土地，引入广泛的教育以及创建国有企业的政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平等（特别是在土耳其，伊朗、 韩国和埃及）。在诸如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工厂的国有化、工资分配差距的缩小以及所有资本收入的消除也促进了收入平等。
展望未来
关于目前发生的事情，这些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
一个关键的信息是，驱使不平等加剧或减轻的力量是经济、人口和政治这三种因素。 它们还可以分为“恶性（malign）”或“良性（benign）”。
恶性力量包括流行病、国内冲突、国家崩溃和战争。 良性力量包括技术变革、全球化、教育和人口统计资料——这些虽然并非对每个人都是无害，但不涉及物理毁灭资产或人类。这两种类型的力量在现代社会都是存在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可能是最为恶性的，但却促进了收入平等。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所产生的许多良性力量与两个多世纪前工业革命所产生的良性力量相似。
现今，发明新产品或投资新产品的人正在获得巨大的经济回报; 劳动力正在从相对同质的大规模工厂工作转向多种化的服务行业，这类职业包括对冲基金经理、软件工程师、私人教练和外卖配送员。
以下三种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现象：技术革命使高技能的劳动力越来越受到青睐；经济政策降低了高收入群体的税收；以及工会的萎缩。
历史数据向我们揭示：在某些时刻，良性、恶性的力量或两种力量将停止和扭转当前不平等的现象。 这与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3年出版的书《21世纪资本论》的想法相反——资本集中在前1%的人手中，以及资本稳定的回报率将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不断加剧。
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四种良性的力量也可以减少不平等。 第一种是企业对其产品收取的费用的降低。这种情况发生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第二种是技术变革，它逐渐破坏了富裕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如医生、律师和教师）所享有的职位。例如，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由于印度比其他富裕国家的医疗诊断费用便宜，患者选择进行医疗旅游，从而减少对富裕国家医疗服务的依赖。
第三种良性的力量是更加平等地获得良好的教育，以及平衡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质量。最后一种是政治变革，限制高收入，增加最低工资和资产税，并通过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使当前有钱有势的资本主义更像是一个“人民的资本主义”。（这一提议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新自由主义浪潮开始的时候提出的，但后来慢慢被遗忘了。）
在这四种良性力量中，政府能采取措施实施后两种：教育和税制改革（包括对最低工资立法）。政府还可以打击避税，资助有益社会的项目。 据估计，全球多达1%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被隐藏在离岸账户中。 国家之间更好的合作或建立国际收入和财富信息收集系统可以帮助遏制这种现象。至少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应在这方面共同努力。事实上，随着避税的成本上升，政府遏制行动也会更加有效。 美国政府于2010年签署通过了《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法案要求国外银行向美国税务机关报告任何海外账户中超过1万美元的美国籍人士。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土耳其和中国，政治家们正在向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政策转变，以安抚不满的人群， 这比停止全球化进程或变革政治制度容易得多。 这类政策使外国人（包括移民）成为替罪羊，让选民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国内问题中转移开来，这可能最终导致国际问题冲突。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什么经验和教训的话，那就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以转移到国际舞台上。这种转移可能导致灾难的发生。
(作者：宫科学)
参考文献：Nature 2016;537:479-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