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四十年的老医生，大半生诊治了二万余名病人，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近千名危重病人的生命，其中最令我难忘的病人是我刚刚毕业参加工作后抢救的第一位病人——一个六岁的女孩。

1970年8月，我背上行囊，告别了母校——北京医科大学，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北大荒这片黑土地，成为半军事化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医院的一名住院医生。开始我被分到传染科工作，和另外一名女医生管理着科内三十余名病人，有痢疾、麻疹、流脑、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病人。

9月的一天，我正值夜班，凌晨五六点钟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只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健壮男人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高喊着：“医生，医生，快来救救我的女儿！”随即将女孩放在了办公室的桌子上，我疾步上前，只见女孩全身青紫，四肢冰冷，只有躯干部位尚温暖，而且意识处于深昏迷状态，血压为0，脉搏触不到，呼吸极微弱。

经追问病史我判断女孩患的是中毒性痢疾，目前是中毒性休克，病势十分凶险，九死一生。女孩的父亲急切地对我说：“医生，这个孩子的病太重了，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是1964年从沈阳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的，只上了两年基础课，就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毕业前的一年“复课闹革命”在北大医院实习了一年，还是半日上课，根本就没到传染科实习过。当时面对如此危重的病人，一时不知从何下手，情急之中我翻开了抢救手册，迅速地下了医嘱，保暖、吸氧，肌注地塞米松5mg，一路静点磺胺类抗生素，另一路静点升压药，并且每15分钟静推阿托品1支。

此时护士提出了异议：“我工作了10多年，从未见过同时给病人静点两路药物。”我说：“这个女孩病得太重了，如果等静点完抗生素再用升压药就来不及了！”在我的坚持下，护士扎上了两路静点，我则守在病人的身边，每隔15分钟亲自给病人静推阿托品，测血压，听心音，摸脉搏……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在推完第9次阿托品后病情终于有了转机，女孩的四肢渐渐地变得温暖了，也能摸到脉搏了，血压也测到了，我和护士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孩子的父亲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药物一瓶接着一瓶静静地滴入女孩的血管里，凌晨4点多钟，血压正常了，开始排尿了，女孩睁开了双眼，喊了一声：“爸爸！”女孩的爸爸兴奋地接连给我鞠了几个90度的躬，嘴里不停地说着：“医生，谢谢，谢谢了，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呐……”

天渐渐地亮了，虽然我一夜未睡，但一点也不觉得累，望着天边粉红的朝霞，再看看洋溢在女孩脸上灿烂的笑容，一种幸福、庄严、神圣的感情从心底升起，我为我选择了医生这一职业而骄傲，为我来到北大荒而自豪。

六天后女孩欢蹦乱跳地出院了，他爸爸告诉我，他是十八团一营的，让我有时间去他家里玩。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7年，当年的小女孩也已经是40多岁了，不知她现在在哪？过得还好吗？

(作者：任潞雪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