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问题和结果如下：
一、革命，是一种颠覆性的重建，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生命及疾病的认识能力、重建能力、医疗业态。以下哪一种科学研究成果堪称医学革命：
A、X线的发现＋X光机与CT的发明；B、青霉素的发现＋链霉素的发明与抗生素的应用；C、DNA双链结构的发现＋PCR技术发明及人类基因组的计划完成；D、逆转录酶的发现＋艾滋病毒的发现＋治愈艾滋病的实践。
点评：当被问及“哪一种科学研究成果堪称医学革命”时，3/5以上的院士及专家认为是“DNA双链结构的发现＋PCR技术发明及人类基因组的计划完成”；选“青霉素的发现＋链霉素的发明与抗生素的应用”的占24%；选“X线的发现＋X光机与CT的发明”的占7%；只有6%的人认为是“逆转录酶的发现＋艾滋病毒的发现＋治愈艾滋病的实践”。
先从题目本身来说，为什么每一个选项都是“复合体”而不单纯是“某某发现”或“某某发明”呢？这就要先解释科学革命的构成要素了。能被称为科学革命的，必定是发现、发明、创新的结合体，它们其实是科学革命的3个层次——发现，揭示规律；发明，改变规律；创新，扩大发明的应用范围。
从现场专家的投票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已经定论了的、已经常规使用的科学革命，专家们已经不感到吃惊，而对于新趋势、新知识、具有未来想象空间的革命，他们则更期待。X光机、CT、MRI各大医院都在用，抗生素也已经非常成熟，艾滋病已经能够被很好地控制甚至治愈，而双链DNA和基因组现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已经走向了改写，它承载着医生们对未来医学的期望，赋予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二、在您的领域中，有无堪称医学革命的事件：
A、有，彻底改变了本领域的业态；B、应该算有，极大提高了本领域特定疾病的治愈率；C、还没有，仅仅是改善了本领域疾病的治疗手段；D、没有，离治愈疾病还很遥远。
点评：对于“在您的领域中，有无堪称医学革命的事件”这一问题，现场专家对各个选项的投票比较平均：认为自己领域发生过医学革命，且彻底改变了本领域业态的有29%；认为应该算有，极大提高了本领域特定疾病治愈率的同样占29%；认为“还没有，仅仅是改善了本领域疾病的治疗手段”的占24%；还有18%的人认为“没有，离治愈疾病还很遥远”。
比如，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血液内科主任侯健教授就认为，血液领域有很多颠覆性的革命，如费城染色体的发现以及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的特异性靶向药物。这与精准医学的精髓不谋而合——精准医学最重要的便是按照分子通路对疾病进行重新分类，在这方面，血液领域的科学家们起到了示范作用。
而陈香美院士则认为肾脏病领域还没有彻底改变整个业态的革命，还有待于其他领域发展的促进和推动。
这让我们看到了学科发展的不均衡，但每个领域都在朝着医学革命的方向努力。
三、科学研究类型为科学发现（揭示自然规律）、科学发明（改变自然规律）、科学创新（扩大发明的应用范围），在您的专业领域，主要发生了以下哪些类型的科学研究：
A、科学发现；B、科学发明；C、科学创新；D、以上三种均有。
点评：当问及“在您的专业领域，主要发生了哪些类型的科学研究”时，半数以上（57%）的与会院士、专家选择了发现、发明、创新的组合，这三个方面其实是推动人类科学进步的三大动力。
科学发现是指对已存在的客观事物进行观察及研究，发现及揭示自然规律，并形成理论。科学发明是在科学发现的基础上，针对人类面临的问题，通过科学家的努力，创造出改变自然规律或解决问题的方法。科学创新是在科学发现及科学发明的基础上，对前人的成果加以整合及完善，创造新的应用。如果只讲创新，而忽略了对科学发现及科学发明的追求，那创新则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科研和基金申请方面要同时重视这三个层面。
四、医学革命涵盖科学技术革命和科学理念革命，在您的领域，是否经历了对您产生深刻影响的理念革命：
A、有，彻底改变了我日常诊疗思维及行动；B、应该算有，但还没有对我造成应有的影响；C、还没有，听上去很新鲜，但没经过检验 ；D、没有，仅仅是一些祖先理念的翻版。
点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85%）的与会院士、专家都体验过医学理念革命。
结合第2个调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技术革命在有些医学专业领域还未出现，但医学理念革命已经席卷了几乎整个医学界，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达标治疗这些理念的革新在各个专业领域中都体现出了无与伦比的价值。
五、您如何定义您的角色：
A、开拓者，大胆创新，引领医学技术发明；B、推动者，拥抱新的技术，积极使用及推广；C、跟随者，听取同行意见，逐步尝试；D、怀疑者，观察长期效果，持审慎态度。
点评：参会医生在回答“您如何定义您的角色”这一问题时，近一半（49%）认为自己是“推动者”，超过1/3的人认为自己是“追随者”，只有11%的人认同自己是“开拓者”，仅仅5%的人说自己是“怀疑者”。
这也是中国医生角色的一个缩影，令人欣喜的是，一半医生都选择了推动者，勇于拥抱新技术，并积极使用乃至推广。
同时，我们期待更多中国医生成为开拓者、引领者！就这一点而言，在“互联网+”医疗的浪潮下，中国医生利用“智能疾病管理系统（SSDM）”开拓的慢病管理新模式已经在ACR、APLAR、EULAR等国际顶级大会上获得了认可，领先于国际同行。新的机遇已经到来，相信上面的期待将成为现实！
六、你预测，在您的学科，新的医学革命：
A、已经到来 ；B、即将到来；C、近期不会有，还很遥远；D、不太会有，要依赖其他学科的革命带动。
点评：现场一半（50%）的医学专家们预测，在自己的学科里，新的医学革命即将到来；1/4以上的专家认为已经到来。
可以看出，大多数医学专家们已经看到了医学革命的曙光，再加上一半的医生都是推动者，相信新的医学革命很快就会到来。
七、您认为现代医学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A、祛除风险因素，预防疾病；B、寻找疾病的标记物，诊断疾病；C、寻找疾病的靶点，控制疾病；D、振兴康复医学，恢复健康。
点评：在医学专家们看来，现代医学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将近一半的人（48%）认为是“祛除风险因素，预防疾病”。
一个人终其一生均会经历这样几种状态：健康、亚健康、疾病、康复，它们串联成闭环，相互转换。这就是疾病的“马尔可夫模型”（2015年第六届《康复•生命新知》医学高端论坛上提出的理念）。如何颠覆这个循环？以处于亚健康的风险人群为例，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祛除风险因素，回归健康。祛除风险因素正是避免一个人走向疾病或延缓其发病的关键环节。
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医生都有博大的胸怀：期望通过预防让广大人群不得病或者少得病、晚得病。
八、在您的领域中，以下哪一项新的技术会对今后医学实践造成显著的影响：
A、人工智能；B、组织再生；C、基因修饰；D、智慧医疗。
点评：哪项新技术会对未来的医学实践造成显著影响呢？现场三百多位院士、专家中，39%选择了“基因修饰”；33%选择“智慧医疗”；18%选择“组织再生”；10%选择“人工智能”。
基因修饰技术赋予了未来这样的可能：可以利用它去掉风险基因或者转入优秀基因，或者用它来设计胎儿甚至设计新生命，人类自己充当上帝的角色带来的将是一系列道德、伦理、法律、社会上前所未见的问题。显然，医学家们对基因修饰即将给未来医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非常感兴趣。
认为智慧医疗会影响未来医学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曾小峰教授认为：“大数据来临以后，智慧医疗将渗入到医学的方方面面，它必将颠覆医生从医的方式、看病的方式以及治疗的方式。”
九、您对未来医学的期望：
A、实现精准医学；B、实现长寿；C、实现美丽；D、制造及掌控生命。
点评：提及对未来医学的期望，近半数专家（48%）选择了“实现精准医学”；近1/3选择了“制造及掌控生命”；14%期望“实现长寿”；6%期待“实现美丽”。
制造生命、掌控生命是个非常前沿也极富挑战性的话题。科学家们已经利用计算机设计出的DNA制造出了一种人造生命——只吃石油的细菌，用于处理海上的石油泄漏。但人为制造出生命的背后也需要有掌控这种生命的能力，比如给它装入“自杀开关”，以防止其无限繁殖、危害环境及人类。
在远眺未来的同时，医生们也脚踏实地地想要实现精准医学，实现诊疗水平的飞跃。
十、您认为哪项中国智慧对世界医学最具引领作用：
A、同病异治、异病同治；B、由此及彼，由表及里；C、去其糟粕，取其精华；D、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点评：哪项中国智慧对世界医学最具引领作用呢？现场院士、专家有近一半的人（47%）认为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有23%认为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18%觉得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还有12%选择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这些中国智慧在医学上分别对应着什么呢？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就是把疾病重新分类，而这是精准医学的基础和精华，它对应的是精准医学；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应的是转化医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就是寻找医学证据，把伪科学去掉，对应的是循证医学；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向更深、更广处联系，对应的是系统生物学。
可见，我们祖先的智慧覆盖了这四大医学，中国智慧引领着世界前进！
十一、您对未来医学的顾虑：
A、医生失去主导地位；B、人工智能颠覆伦理；C、信息技术危及个人隐私；D、基因修饰技术的滥用。
点评：专家们对未来又有怎样的顾虑呢？绝大多数（59%）的院士、专家顾虑的是基因修饰技术的滥用；20%担心人工智能颠覆伦理；12%选择了信息技术危及个人隐私；还有9%担心医生失去主导地位。
这样的结果跟问题1（63%的人认为“DNA双链结构的发现＋PCR技术发明及人类基因组的计划完成”堪称医学革命）和问题8（39%的人认为“基因修饰”会对今后医学实践造成显著影响）的结果互为呼应，相互吻合。
可以看出，临床医生们比较一致地关注最根本的生命基础被动摇。
十二、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是否听过或见过貌似医学革命，实为伪科学的理论：
A、有，我当场发现，并予以纠正；B、有，我当场发现，但保持沉默；C、有，我当场听信，但之后发现；D、没有，权威专家总是传递科学。
点评：作为医学专家，现场很多人都听到过伪科学理论，这个比例高达93%。在这中间，有16%的人当场发现是伪科学，并勇敢地站出来予以纠正，比如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赵岩教授就表示“我只要发现，肯定会纠正”；但也有高达41%的人虽然知道某些人在传播伪科学，然而却选择了保持沉默。这样的结果令人唏嘘。也说明仅仅拥有科学辨别力是不够的，还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有了这样的魄力，伪科学就没有藏身之地。
还有37%的人当时听信了权威专家貌似医学革命的理论，随后才发现是伪科学。这也提醒我们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分析能力。
就像曾小峰教授所说：“权威专家并不总是传递科学，每个专家都有他的局限性。”
十三、与您刚刚从医的年代比较，医生的角色是否发生了变化：
A、变化巨大；B、有变化；C、变化不大；D、没有变化。
点评：绝大多数（74%）院士、专家认为与自己刚刚从医的年代比较，医生的角色有了巨大变化或者有变化。
王红阳院士说：“我20世纪70年代就当内科住院医生了，当年做小住院医生的时候，我们24小时住院，围着病人床前床后得转。没有非常多的现代医疗手段，主要的诊断方式还是靠视触叩听。”
但也有25%的与会医生认为与当年相比变化并不大。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肝外三科主任周伟平教授说：“就肝胆外科来说，我觉得变化不是很大。现在肝癌还是以手术为主，还是以吴老（吴孟超院士）的5叶4段为基础。”由此可见，不同医学专业领域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体会。
参会的三百余位院士和医学专家中，年龄大多在45岁以上，在医学领域钻研多年。他们所经历的二三十年，正是医学科学进步最大的年代，技术一代代更迭、理念一次次革新。现在，他们成了引领下一次医学革命的主力军。
十四、您在对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对科技手段的依赖占比：
A、75%～100%；B、50%～75%；C、25%～50%；D、0%～25%。
点评：现在，医生在日常诊疗过程中，对科技手段的依赖程度怎样呢？65%的与会医生对科技手段依赖的占比高达“50%～75%”，甚至有19%的医生占比高达“70%～100%”！
这说明现代绝大部分医生依赖于科学技术手段，而不是靠人的经验和传统的手法去诊治疾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栗占国教授说：“没有很好的病史的询问、没有很好的查体这些基本技能，光凭仪器完全不够。我觉得需要辅助一些仪器，但关键是临床上一些基本的技能。”
十五、随着医学分科越来越细，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大，让我们医生对生命和疾病的理解：
A、似越来越深，但越来越肤浅；B、似越来越广，但越来越狭窄；C、似越来越精，但越来越粗犷；D、似越来越明，但越来越困惑。
点评：越来越细的医学分科、越来越强大的信息技术，这些让医生对生命和疾病的理解有了怎样的变化？大多数（66%）的与会院士、专家认为看似越来越明，但却越来越困惑；25%认为看似越来越广，但却越来越狭窄。
为什么如此矛盾呢？相当多的医生觉得分科的细化、信息的大量涌入，看似让医生对生命、疾病了解得越来越明白了，实则却是困惑与日俱增。这其实符合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规律，就好像当一个人站得越高、看得越远，同时也带来了更多困惑——以前自以为什么都懂了，实际上这只是对当时自己所在的小圈子太熟悉而带来的错觉，一旦接触到圈子以外的事物，势必会发现原来自己不明白的更多。
1/4的专家为何选择了“似越来越广，但越来越狭窄”呢？对此，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主任游苏宁教授有个生动的比喻：“一个专家实际上是一个挖井人。他挖的井越深，他看见的天就越小。”
十六、在现代医学实践中，您和病人的关系通常是：
A、我制定方案，病人服从；B、我列举方案，病人选择；C、病人提出方案，我帮助选择；D、病人提出方案，我不予理睬。
点评：在临床上，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一般是怎样的呢？3/4的与会院士、专家在日常诊疗中往往是自己列举方案，让病人选择；还有近1/4是制定方案，病人只需要服从。
从中可以看出，现在的临床诊疗过程仍以医生为主，但有意思的是，有很多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我命令、你服从”，而是让病人来选择自己的治疗方案。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有两方面原因：①病人的知识水平越来越高，他们有智慧、有能力作出选择；②现在的医疗环境、社会环境迫使医生用这种“我列举，你选择”的方式来避免医患矛盾、规避风险。
十七、在未来医学中，您认为科学技术会一定程度上：
A、加强医生地位；B、削弱医生作用；C、改变医生角色；D、取代医生职业。
点评：人工智能、基因技术、手术机器人、检测走入家庭……这些能想到的以及我们无法想象的未来科技会给医学、医生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呢？66%的与会院士、专家相信医生角色会发生改变；25%乐观地认为医生地位会得到加强；也有人（7%）持悲观态度，认为医生作用会被削弱；甚至有极少数人（2%）觉得医生这一职业会被取代。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令人赞赏的：大部分医生面对未来医学并没有慌张，而是想积极改变自己的角色。
十八、您期望您的子女今后：
A、当医生，在国外；B、当医生，在国内；C、不当医生，在国内；D、不当医生，在国外。
点评：医生的孩子不学医，这几乎成了医疗界的顽疾，而这又何尝不是社会的遗憾和损失！与会的三百余位院士、专家中，不想让子女从医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高达63%；即使愿意让子女从医，也是想让子女在国外从医，这一比例占到了20%；仅有17%的人愿意孩子在国内从医。
早在2010年12月19日，首届《康复•生命新知》医教研高端论坛上，吴孟超院士、张涤生院士、邱蔚六院士就曾带领百余位医学专家提出并探讨了“医学世家”逐渐消失的问题，并达成共识：医学世家的消失与医生的实际地位下降、待遇偏低、医患关系紧张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并期待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报考医学院校，加入到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队伍中。
王红阳院士就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从医感到非常遗憾。
的确，医学世家的消失、优秀人才的流失将中国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置于危机之中。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值得深思。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