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踏入医疗界

    作为我国烧、创伤学界的泰山北斗，盛志勇院士最初踏入医疗界并非偶然，而是受其从小的生长环境影响。其父1917年医学院毕业后，在上海杨浦区开了一家医院。当时的杨浦区是工厂区，有纱厂、自来水厂、电力公司等，其父的医院主要病人来源就是工人。由于工人们都很穷，父亲就跟各个工厂达成协议，允许工人们先记账，等发工钱的时候再从工钱中扣除所欠医药费。这一方式很像现在的“劳保”制度，受到工人们的欢迎，医院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提起父亲的这一“创举”，盛老佩服不已，毕竟能在当时就应用“劳保”制度需要智慧和勇气。

    由于从小在医院里长大，耳濡目染间，盛志勇自然而然就把学医列为了自己的目标。1936年，年仅16岁的盛志勇考入了上海医学院。这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医学院，当时报考的人很多，录取率很低，而且即使考入了，也要面临很高的淘汰率，只要有一门主课不及格，就要被留级或退学，第一年的课程结束时差不多有一半被淘汰，而年龄最小的盛志勇却凭借优异的成绩顺利留了下来。

    1941年，盛志勇开始在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即现在的上海华山医院）实习。他向往做内科，尤其是心脏内科，并已被录取为内科的住院医，但当时主持外科工作的绍幼善教授早就注意到了他优秀的成绩和实习表现，并向院长申请将盛志勇要入了外科，就这样盛志勇阴差阳错地拿起了手术刀，并且一干就是将近70年。

    尽管是“被迫”进入外科，但盛志勇对自己的要求丝毫不松懈，经过在外科各个分科轮转，到1945年，由于表现出色，盛志勇晋升为住院总医师。

    结合自己的经历，盛老对时事评论道：“住院总医师这个制度非常好，而现在医学生一毕业就被专科化了，这样不好。我们那时候的培养是全面的，好处就在于将一个人整体化了，不是分割了七八块，现在做某一科的不知道全身情况，没有全身的概念。实际上人是一个整体，而且某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常伴随全身反应，因为身体的病理生理反应是非线性的，多是像蝴蝶效应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的培养就是，在最初的几年住院医的时候到各科轮转，之后工作表现比较好的被选为住院总医师，统管整个外科，包括外科的助理住院医师，并且要了解全院的外科病人情况，这样的培养模式不但使医生能对整个外科学的诊断治疗都了解，而且还能培养管理能力等。”“我大五实习时就开始看病人了。而现在是没有医师执照还不能看病人，这个规定根本不对。医生不看病人怎么毕业？临床实习要看病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这要在住院总医师、主治医的领导下，但是必须要接触病人，诊断、治疗病人。”

二、留学，辗转回国

    1947年，盛志勇赴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尤其在南部地区，种族歧视盛行，甚至厕所都分白人（White）和有色人种（Colored），盛志勇问道：“我应该上哪个厕所？”美国同事答道：“我们都是（二战）战胜国，你去白人厕所吧。”尽管如此，在当时，中国人要在美国发展还是很困难，非美国人在美国想做临床工作几乎不可能，主要是做研究工作。但是，盛志勇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得到了指导教授的肯定，不仅有机会参与手术，还协助教授指导学生。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马上就要过长江了，上海即将解放。“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盛志勇于是抓紧时间准备回上海。当时美国西海岸工人罢工，所有船只都停泊，盛志勇就跟船公司说，罢工结束后第一艘船他就要上。在太平洋上漂流了16天后，盛志勇回到了上海，抵达那天刚好是1948年12月31号，1949年上海解放，盛老至今仍庆幸自己及时赶了回来，而很多人由于错过了“末班车”，滞留在了美国，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无法回国。

三、四处奔波

    1950年，受时任中山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沈克非教授的邀请，盛志勇来到中山医院，开始了临床和教学工作。1951年，盛志勇参加了由黄家驷教授带领的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战争异常激烈，伤员被一批批送到医疗队，在当时，血液就是维持伤员性命的希望。为了保证血液供应，盛志勇和同事们在沈阳建立了大型血库，并研制了在战场上使用的止血剂，挽救了很多战士的生命。

    1952年，中央军委决定在上海建立一个军事医学科学院，专门研究战伤，包括原子弹伤、化学伤、生物细菌战伤。沈克非教授被任命为副院长。沈克非认为，打仗造成的伤远不止这三种伤，还有炮弹伤、子弹伤等很多外科伤，应该开展外科研究，于是就把盛志勇调了过去。为了加强对战伤的研究，1952年盛志勇协助沈克非创建了我军第一个野战外科实验基地，进行火器伤、创伤弹道学、战伤休克以及同种异体皮移植的研究。沈克非教授信任地将外科学部分的工作全权交给了盛志勇。找地方、买设备、组建人员，在盛志勇的努力下，外科学系渐渐有了起色。

    根据沈克非教授的考虑，光有研究是不够的，还要在实践中求真知，因此1956年，他联合时任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吴之理教授在上海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急症外科医院（位于南京路汉口路），医院有200个床位，其中100床住的全是骨伤、脊柱伤，由二医大一位著名的骨科教授负责，另100床都是其他的急诊，如急腹症、外伤等，由盛志勇负责。同时，盛志勇还担任着二医大局部解剖学、手外科学教研室主任的工作，可谓身兼三职（研究室的工作、医院的工作、教研室的工作），异常忙碌，那段日子，他不停奔波于三个地方，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令他得意的是，一批年轻人经他的培养成长了起来，后来这些年轻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了优秀的工作成绩。比如现在鼎鼎大名的王正国院士，就是毕业后到了盛志勇所在的研究室，在他的见证下，从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成长为了院士。

    虽然急症外科医院仅存在了3年，但它却是世界上第一家这方面的专科医院，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研究水平，直到很多年后美国才设立了这方面的专科医院。

四、创建皮库

    1958年，军事医学科学院迁到北京，盛志勇也随之调到了北京。1961年，盛志勇调入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负责创建创伤烧伤外科。当时的创伤烧伤外科包括创伤、烧伤、普外、急诊，而且由于分科不明确，甚至连神经外科的活都要干一部分，再后来，由于小儿外科缺人手，盛志勇还要兼管小儿外科，他戏称自己是“万金油”。

    就是在301医院，盛志勇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液氮储存异体皮库。大面积烧伤时，创面暴露很容易造成感染，导致病人死亡，所以必须覆盖创面。盛志勇曾用各种动物皮（猪皮、狗皮、青蛙皮）或羊膜作为覆盖材料，但这些材料毕竟都不如人皮。要用“人皮”覆盖创面谈何容易，因为有人皮的时候不一定有病人，那么取下来的皮很快就坏掉了；有病人的时候则不一定有皮。盛志勇想到，有皮的时候将之储存起来，那么病人就可以即来即用了。在解决了冷冻、复苏、保持皮的生命力等一系列困难后，盛志勇终于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皮库”，在这里，那些做手术时需要的异体皮经过特殊处理后，被卷起封好，放置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中保存起来，需要时再被取出。这座皮库先后向20多个省市100多家医院提供异体皮，挽救了1000多名大面积特重型烧伤患者的生命。此后，盛志勇还把这些经验无偿传授给了全国的许多医院，帮助他们建立了皮库。

五、科研与临床两条腿走路

    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张汝光认为创伤外科非常重要，在打仗时必不可少，所以决定创建创伤外科中心。这个任务本交给了301医院，但当时301床位紧缺，没有多余的空间来创建创伤外科中心，而当时的解放军第304医院空床很多，所以最终304医院被选定用于创建创伤外科中心。1982年，盛志勇被调到304医院，参与组建这一中心，并被任命为304医院副院长。为了使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不脱节，也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盛志勇向领导提出了3个条件：①304医院不能脱离军事进修学院，这样才可能临床与科研并举，保证学术地位和先进性；②他原科室的烧伤人马要调过来跟他一起工作，否则他单枪匹马做不了事情；③原来的烧伤病例要调过来，否则不能总结经验。这些条件都得到了卫生部的同意。但是，由于在二级学科中没有创伤外科，只有烧伤外科，所以创伤外科中心更名为烧伤外科中心，后又扩建为烧伤外科研究所，这样就把临床和科研联合了起来。

    加入304医院这个大家庭后，盛志勇就致力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医院的发展。例如，病理科是很重要的科室，是最后诊断的依据，但由于历史原因，当时304医院病理科的主任竟然是名技术员。盛志勇于是想方设法从第三军医大学调了一名真正的病理教授来主持工作。此外，当时的304医院没有研究室，仅有的动物室就是一个养了几条狗的狗棚，根本没办法做实验，但是盛志勇认定“没有研究，临床医学就上不去。必须有问题去研究室研究了以后，应用到临床，临床水平才能上去”，所以他排除困难，坚持建立动物房、建立研究室，其中的一间研究室还被认证为无菌动物研究室，为北京首家，为医院水平和声誉的提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外，为了充实“几乎没有书籍”的医院图书馆，盛志勇还向他在美国的朋友“化缘”，让他们把已经看过的、不再需要的书寄给他，后来他收到了整整2大箱书和杂志，再加上陆续订阅的杂志，医院图书馆慢慢建立了起来。最后，盛志勇将目光盯向了重症监护病房（ICU）。当时北京协和医院已经组建了全国第一个ICU，盛志勇便派人去学习。当时由于缺乏认识，医院里竟然没人愿意做ICU。盛志勇反复做工作，终于说服了一些人去学习ICU，由此建立了全国第二个、全军第一个ICU。

六、奋斗不息

    在盛老的带领下，烧伤研究所的烧伤总治愈率达99.85%，LA50达98.97%，居国际领先行列。盛老介绍道：“所谓LA50是指50%死亡的烧伤面积，L是死亡(1ethal)的意思，A是面积(area)。它所对应的数字就是说对于烧伤面积达到多大的情况下，治愈率可以达到50％。我国的LA50现在到了98％，而美国的报告是80％。可以说我国大批抢救烧伤人员的成绩是比较好的。”

    尽管烧伤救治成功率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盛志勇思考的远不局限于此。他给他的研究团队定了几个研究方向。其一是烧伤休克：烧伤休克时往往要大量输液，输液过多则导致不良并发症，如腹腔间隙综合征（腹腔渗出大量液体，导致肾衰、心衰），这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盛志勇问自己：“怎样减少输液量？问题在哪儿？”经过查阅相关文献、关注相关研究，其中的原理变得清晰起来：烧伤后，一方面受伤部位的毛细血管破裂、漏液，同时由于蛋白酶类物质的产生，全身其他部位的毛细血管、微循环也漏液，研究发现，输液过多后，其中的电解质、酶可以激活白细胞产生炎症介质、蛋白酶、黏附分子，这些物质破坏内皮细胞，导致液体外漏，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漏液后用输液补充，而输液后更导致漏液。盛志勇及其团队通过在狗身上做实验得到了初步的研究结果：用了某种药之后可以使输液量减少一半。得出这样的结果还不是终点，盛老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之应用于临床。

    另外，盛志勇还注意到，在某些情况下，如森林、草原大火，伤员往往因无法得到及时的输液输血最终休克而死。盛志勇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一次新疆某地的火灾救援时，伤者有100多人，而当地的医院只有1个输液瓶，根本无法满足输液要求。还有在战场上，当战士受伤后，往往不能马上下火线，不能及时得到输液输血，最终休克、阵亡。为此，盛志勇带领研究团队搞起了攻关，想找到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能在受伤失血、失液后短暂维持生命的药物，现已有眉目。

    在他的诸多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烧伤病人排汗问题的研究。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救治成活后，因为没有了汗腺而导致不能出汗，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到了夏天甚至会因此而中暑，这一直是世界烧伤医学界的一大难题。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在年届90高龄时，盛志勇和同所的付小兵带领课题组进行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体外诱导培养再生汗腺的研究。他们在体外成功地将人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诱导成了汗腺细胞。将之接种到裸鼠、烧伤志愿者的创面上，证实了这些都是有功能的汗腺细胞。这是国际上首次相关研究，尽管目前仅是小面积接种获得了成功，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盛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在大面积烧伤早期切痂即植入经诱导而形成的汗腺细胞，创面愈合即获得出汗功能，彻底解决患者的排汗难题。这一研究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创面修复与再生》杂志上，并被该杂志主编誉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

七、勇担医者的责任

    在盛老近70年的行医历程中，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中国。火灾、地震、战场等各种危急现场没有吓倒过他，但偏远地区的贫困和医疗资源的匮乏却时时触动他那颗医者的心。靠近大巴山的安康是山区，贫困落后、缺医少药，盛志勇当初就背着个手术包，步行几十里地，去给那里的人们看病。门板拆下来就是手术床，此外他的手术包就是全部。盛志勇记得，一名女病人，由于生孩子的时候难产，接生婆拿钩去钩孩子，结果病人的子宫、膀胱都被钩破了，一直漏尿，9年没有穿过干裤子。盛志勇检查后惊讶地发现，病人的子宫就露在外面，上面赫然有2个洞。这样的病例见所未见，这样的手术闻所未闻，盛志勇于是打电话到北京咨询妇产科医生，结果没人知道该怎么做。看到病人那乞求的目光，盛志勇决定一定要给她做手术，尽管存在风险，但解决患者的病痛，这是他医者的责任。他精心为病人量身定制了手术方案，又找到一个小学，把课桌拼起来就当手术床，经过12个小时的努力，手术成功了。盛志勇担当医生责任的结果是给了病人新的生活。

    还有一名患者，严重胃溃疡、幽门梗阻、有贫血，并可能已癌变，病情严重，盛志勇决定为他实施胃切除术。但当地既没血库又没医院，无法输血，手术就无法实施。巧的是，患者的血型和盛志勇一样，盛志勇就给患者献完血后，再给患者做手术。他用一颗仁心，再次诠释了医者的责任。

    农村的艰苦让盛志勇决心要资助农村的孩子上学，以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进而改变农村的状况。他持续地资助一个又一个希望工程的孩子上学，其中一个孩子上的是医学院，毕业后，盛志勇就鼓励他回到家乡去，把所学用于家乡的卫生事业。

结束语

    在笔者去采访盛老的当天，盛老订阅的一本汉英生物字典恰巧寄到，笔者惊讶于盛老以年过90之高龄竟然还要学英语，盛老解释道，现在仍有四本医学杂志的英文摘要请他修改，而医学生物学名词的中文翻译又有很多，容易混淆，他订阅字典就是要确保准确性，其大家风范令人折服。

    在采访过程中，盛老对现在的医疗、医学生培养制度、时事都颇有见解，体现了老一辈医学家对医学事业、对社会的关心和责任感。惟愿盛老能保持他矍铄的精神和健康的体魄！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