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科研投入的逐年增长和科技实力的大幅攀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自2000年以来，我国在研发领域的投入平均每年增长18%。2016年，我国发表的国际科研论文首次超过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一，论文数量高达42.6万篇，约占全球论文总量的18.6%。然而，就在我们为论文数量的世界第一而欢呼雀跃之际，在这场科研论文“大跃进”的过程中，随之伴发而被曝光的学术不端事件也激增。究其缘由，有识之士各抒己见，无外乎学术氛围浮躁、人才评价机制不公、科研道德沦落等。笔者以为，针对这一现状，或许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更深层次和全球视角来追根溯源。现将笔者的管见笔录于此，以期发挥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日趋凸显的难题

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学术不端的发生率到底有多高，但那些长期密切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宁愿相信各种不端行为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存在。随着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科学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且与日俱增，与之伴随的学术不端行为也有增无减。由于科学家数量和他们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增加，任何特定领域内，科学家之间的关系网也在不断地扩大并变得日趋复杂。与这种复杂性相伴，同行之间的竞争态势紧张，导致压力越来越大，约束力日趋示弱。而其中最根本的改变是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方式，当工作取得进展的时候，他们急需通过打电话、发邮件、参加学术会议，更多的是发表论文以告知业内同道，从而获得同行的认可。正如美国分子生物学史专家贾德森所言：科学的极度扩张和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学术不端急剧上升的原因之一，同时或许正是学术不端产生的沃土。

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无法回避“缺陷”在科学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遗传学将其学科基础建立在基因突变所产生的特征遗传给后代的方式之上，其中大部分突变特征都表现为遗传缺陷。癌症是高级生物体的细胞活动进程的紊乱，特别是其生长调控机能障碍。只有当我们知晓这些复杂的、迅速且相互作用的细胞生长过程中的调控机制后，癌症之谜才有可能被破解。在科学研究中，缺陷的存在为人们理解被其扰乱的进程提供了途径。同理，学术不端行为无疑也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缺陷，仔细剖析其本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并防范其发生。

二、难以回避的现实

早在19世纪末，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就预言：学术已经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学术职业化和知识专业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也是社会高度分工的必然产物。随着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科学家的研究领域也越来越细。昔日学富五车并作为智慧象征的人中骐骥已逐渐被名目繁多的各类专家所取代，能够驾驭人类系统知识的学术巨擘已寥若星辰。时至今日，我们身处一个专家云集，却鲜有真正大师的功利时代，学术职业化已是必然趋势。当学者们沦为各种体系或圈子的“专业人士”之后，就必然导致了知识体系的割裂和分化。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实际上就是一个“挖井人”，他挖的井越深，自己所能看见的天就越小。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尽管许多人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种知识，甚至可以达到“一键走天涯”。但是，很多学者其实都已经陷入了互联网孤独症候群，他们聚精会神地在自己狭窄的研究领域里深耕细作，对风云变幻的大千世界所知甚少。尽管如此，由于在各自研究领域秀出班行，加上功成名就后的“马太效应”获得的各种头衔和显赫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拥有了绝对的科研话语权，以至于自以为是地对并不熟知的领域指手划脚，不仅导致以讹传讹，也使得有识之士难以正本清源。

回溯历史，大量错综复杂的案例告诫我们，揭露学术不端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科学究竟能否自我纠错，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如此，是如今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研究发现，需要自我纠错的机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那些进行自我管理的机构，包括发表学术论文的杂志社和各种不同领域的专业学会。如今最常见和贴近现实的举措是同行评议和稿件审查，这是科学家用来评价彼此工作的特殊工具。申请基金资助实际上是前瞻性评价，对工作进行回顾性评价的方式则是对提交杂志的稿件进行审查。从原则上看，同行评议和稿件审查应该算是最无私和正确的自我管理，然而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对其功效的评价依旧毁誉参半。

三、模棱两可的定义

尽管我们认为学术不端在科学研究中屡见不鲜，但其定义仍旧模棱两可，并未达成业界共识。人们对学术不端的一般认定包括捏造、篡改和剽窃。捏造是彻底编造数据；篡改是对所获得的数据有意识地加以操控，包括只选择有利于结论的实验结果，删减那些似乎不利于结论的数值；剽窃并不仅仅是指文字的复制，它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剽窃者窃取其他作者的想法、各种操作方法和结果，甚至可能是表达方式，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窃取知识产权的事件在科学中并非罕见，它导致的冲突对那些寻求公正的科学家来说往往是毁灭性的。

如果缺乏信任，任何关于科学规范的观念都毫无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学术不端特别容易产生于一些宣称实行自治、自律的体制和职业之中，而科学就是一个宣称能自我管理、自我纠偏的大型体制。笔者以为，处理失当和不端行为的共生是一种典型现象，它深植于其所在研究机构的集体意识之中。科学不端行为的核心问题是，被问责的研究机构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资深科学家和行政管理者一再成为三缄其口的典范，他们总是试图息事宁人。在处理学术不端时，尤为重要的是要保护科学诚信，最明显的处理失当是对那些敢于仗义执言揭发者的处理。已有的众多事例显示，对待揭露者的报复常常是野蛮的，不惜导致他们的职业生涯被毁。

四、源远流长的恶习

学术不端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一直与科学发展如影随形。历史学家通过证据确凿的实例显示，学术不端事例不仅发生在一般的科学研究者之中，而且涉及到一系列声名显赫且令人敬畏的学术大师。当我们思考学术不端的经典案例时，那些彪炳史册的科学伟人如牛顿、孟德尔、达尔文、巴斯德、弗洛伊德等也难辞其咎。早在17世纪，弗兰西斯·培根就注意到：没有任何一种知识的提出是按照其产生的真实顺序进行的。无可辩驳的历史资料表明：牛顿是通过调整自己关于声速、岁差的计算，以及关于月球轨道的早期工作，使得这些结果更符合他的理论；孟德尔给出的数据太过于完美，在统计学上似乎不可能存在；达尔文发表的那些著名图片中有明显人为修饰的痕迹；在绵羊接种炭疽热疫苗和人接种狂犬病疫苗中，巴斯德在所用的疫苗、疫苗的制备方法以及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先前检测上都较大地误导了普罗大众，他的私人笔记中所记载的过程明显有悖于公开发表的方法；弗洛伊德一直坚持他的理论与方法是基于自己的案例研究，而新的发现显示他的病例是彻头彻尾的伪造，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所宣称的治愈，所基于的病例寥寥无几。在此谈及这些人中骐骥的学术不端行为，并非是为了通过揭露学术不端以诋毁这些伟人，而是在于追寻历史的真相，坦承事物的两面性，从而加深我们对科学研究真实过程的了解。

五、论文不等于期刊

论文发表是科学进程中的一项独特环节，随着研究的公之于众，科学工作的性质从私下转为公开，此时少数人的成果就变成了整个科学界的财富，使得新知识被融入到已知世界的图景中。科技期刊办刊人熟知的一个常识是：期刊的知名度绝非等同于其发表的所有论文的影响力，任何一本期刊已经发表的文章中，90%为可发可不发，即流芳百世的经典之作极为罕见，在科学研究领域尤其如此。科学工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总是被改变，随时会被超越和取代。1979年～1983年，在Science、Nature、Cell等6种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101篇当时声称其发现具有广阔临床应用前景的研究报告中，20年后，只有5项获准用于临床，仅1项真正在临床实践中显示了重要价值，其他100项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伴着时光的流逝而随风飘去。

重大科学发现或技术突破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在Science、Nature等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不等于科研成果可获得科学共同体的最终承认，在国际名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可能被证伪。举世瞩目的学术不端和造假者舍恩的劣迹就令人触目惊心——他4年内在Science、Nature发了17篇研究成果，其世界纪录为1年内在国际名刊上平均每8天发表1篇论文。最终的调查结论认定他存在肆无忌惮的学术造假，导致其绝大多数论文被Science、Nature撤稿，从而身败名裂。

六、绝非中国的特色

2015年和2017年，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分两次撤回了中国作者的168篇论文，这样大规模且非常集中地针对同一个国家的撤稿举措在出版界极为罕见，令国人震惊，尤其是撤稿的理由是论文作者编造审稿人和同行评审意见，实在是匪夷所思。作为专业的期刊出版者，为了以正视听，笔者及时发表了后来被彻底调查后证实完全正确的管见。随后，我国科技部等部委对学术不端者进行了严肃查处，并向社会进行公开通报。这一事件的发生，导致了许多人对中国科技工作者科研诚信的担忧。依笔者愚见，个别作者的学术水平和科研道德并不能代表其国家科技界的整体素质。平心而论，撤稿不仅是世界问题，也绝非中国最盛。已有资料显示：全球被撤稿最多者为日本的Yoshitaka Fujii，一共被撤稿183篇。撤稿是科技发表中的小概率事件，并非中国特色，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本次事件所涉及的Tumor Biology，也难辞其咎，因而也不再被SCI收录，从而应验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哲理。

2018年新年伊始，主编之一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国际著名肿瘤学期刊Oncotarget被MEDLINE和SCI两大国际权威数据库除名，更是证实学术不端绝非中国特色。这本创刊于2010年、影响因子近年来都保持在5.0以上的期刊，为迎合论文发表的需求，短期内大幅度扩容。从2017年10月改为每周双刊，年刊文量9593篇，平均刊文26篇/天。扩容后的期刊在投审稿与编辑出版方面出现大批量数据错误、蓄意篡改数据、图片及原始数据疑似造假、作者署名错误等，最终导致被著名数据库除名。由于该刊全面满足了我国作者多方面的需求，导致近年来国内投稿者趋之若鹜，刊登量逐日攀升，中国作者文章从2010年的6%达到2017年的57%。2010年～2017年，该刊共发表我国作者文章9997篇，占发文数的46%。显而易见，该刊的盈利也令人瞠目结舌，刊登的论文平均3400美元/篇，杂志2017年版面费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

最近国内科学界引人关注的另一热门事件就是韩春雨撤稿事件，所不同的是韩春雨是主动撤稿而不是被动撤稿，导致撤稿的直接原因是他人无法根据其论文提供的实验方案重复出论文的关键结果。我们知道，在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获得优先权。科学界通过双重奖励来推行其规则，其一是研究的原创性被认可，优先权很看重是否有原创性；其二是获得其他科学家的尊重。尽管研究结果的可证实性被认为至关重要，但其实科学研究很少被重复验证，很多的发现都是做过实验之后就直接发表论文了。在生物医学领域，重复验证曾是科学上威慑学术不端的重要手段，但如今已经几乎无效，因为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体制结构给予验证的是阻碍而非保障。导致其原因有三条：重复他人的工作不能吸引资助，杂志极少发表负面结果，有些实验很难甚至根本无法被重复。对此事件，笔者非常同意张庆新的观点：应遵循科学研究和应用的基本规律，防止急功近利，不应把社会评价凌驾于科学评价之上。

七、勠力同心的期盼

时至今日，尽管不同学科的相互交叉日趋深入。但依笔者愚见，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中，真正的学术大家一向是术业有专攻，应该在自己熟知的或擅长的领域发表实事求是的科学评论，而不是赶时髦，为了吸引眼球，对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凭着自己的想象和臆断随性而言。正如邱仁宗先生指出的：国内一些非专业人士看到一些新术语，读到一些新发表的文章，就撰写博文、发表评论，往往没有理解原文的确切含义，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混淆视听，使广大公众对严肃的科学研究计划造成误解。长此以往，不仅有损于自己的学术声望，而且会导致公众对某一问题产生失之偏颇的错误认识。窃以为，在中国当今的科学界，最大的问题是部分科学家对自己并不懂的专业自以为是地发表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评论。作为毕生以办刊为职业的期刊人，这些年来笔者在许多公开场合听到过很多“科学大家”发表了有关期刊评价指标和应该如何办刊的评论，平心而论，这些观点绝大部分都是不科学、不准确、容易产生歧义，甚至是错误的。究其原由，并不能将全部责任归咎于这些科学家。从表面上看，或许是部分对期刊领域并无深入研究的学者好为人师，但作为办刊人，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并未切实履行好办刊人对科技界应尽的科普义务，没有承担起教育科学工作者正确认识期刊的社会责任。

在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中，“科学”几乎等同于“绝对正确”，然而在金钱与权力对科学干预越来越深的今天，学术不端事件的频发使我们不得不对“科学具有无私利性”的说辞进行深刻的反思。最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科学这种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局面必定会终结，在未来数十年中，科学在各个方面所受的制约、威胁和破坏将使科学持续地向稳定状态转变。因此，要想营造风清气正的科学氛围，尽量减少学术不端，绝非依靠各种一蹴而就的短期措施。只有真正弘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争鸣氛围，才能在科学研究中弘扬人文精神，共同培育严谨学风。1883年，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罗兰就曾在Science上发表了“为纯科学呼吁”一文，这篇历经百年而不衰的经典之作，今日读来仍感人肺腑，为我们指点迷津。作者坦言：要想保持国力的长盛不衰，就必须在科学界提倡求真务实的精神，使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清醒认识到重任在肩，力戒浮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道行。

(作者：游苏宁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摘自：《中华医学信息导报》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