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铁器时代诞生了第一把切割工具以来，致力于从医的人们就开始了对外科操作的尝试。外科医生对基础科学和转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今天的我们对外科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推动着外科学不断前进，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从1967年的首例心脏移植，到深部脑刺激的出现，再到再生医学，每一步都烙印着从基础发现到临床应用的转化痕迹。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科医生放弃了做研究，这对转化而言无异于抽走“水源”，活水将变成死水。证据显示，跟一二十年前相比，现在外科医生无论是申请还是获得的基金都明显减少，文章发表数也缩减，更可怕的是，他们从思想上就认为研究不是他们的事儿。这种趋势在美国得到了详尽的描述和报道，但实际上并不仅美国如此，该现象在世界各国均广泛存在。
关于这一话题最新的报道刊载于《外科学年鉴》(Annals of Surgery)上，由美国外科医师协会(Society of University Surgeons，SUS)基础科学委员会撰写，Sundeep G. Keswani(贝勒医学院-德克萨斯儿童医院)等发现：在美国，学术型外科医生对研究的兴趣不断下滑。
该报道分析了获得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基金最多的25家医学中心的数据，发现在2006年，这25家中心所获NIH基金中有3%给到了外科，而到了2014年，这一比例降到了仅占2.3%，下降了23%(见图A)。这一时期外科所获得的基金总数从2006年的1.85亿减少至2014年的1.57亿。与之相反，同一时期NIH的基金总量却从62亿增加到了68亿。在各医学部门间比较的话，外科所得到的基金仍然呈减少趋势。2006年，外科基金是内科的9.6%，到2014年这一比例降低到了7.7%，降低了20%。
与此次SUS调查结果相呼应的是，早在2004年就有研究显示：申请NIH的外科医学科学家越来越少，即使真的申请了，他们的成功概率也没有其他学科的医生高。
SUS在这项报道中还分析了2011年至2015年间提交到年度外科学术会议的摘要数量，发现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减少了24%。
这种不寻常趋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2000年，对学术型外科医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同基础科学研究的价值，然而越来越繁重的临床工作和越来越多的行政职责压得他们无法在基础科学研究上走得更远。而到了SUS开展调查时，氛围却已截然不同。约1000名学术外科医生参与了Sundeep G. Keswani等开展的这次SUS调查。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称在他们所在的外科部门，基础研究仍是重中之重，但其中只有1/3的人相信外科医生能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成功，其他人却都认为这不现实，甚至连很多科主任都认为这不可能。大多数被调查者称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进行研究，更何况也没有足够的基金和来自单位的支持。在外科住院医师的培养上，近2/3的被调查者觉得：只有那些有抱负、有天赋、未来可能在研究上取得成功的住院医才应该去开展基础研究。事实上，尽管75%的外科主任在住院医阶段曾开展基础研究，但现在低年资医生中仅有60%、住院医中仅有53%在进行基础研究。
除外科以外的其他医学部门没有发现类似的研究下滑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外科医生所面临的时间压力比其他科的医生都大。在行政职责上，无论外科医生还是其他学科的医生，增加的情况几乎都差不多。然而在临床职责上，外科医生却比其他医生增涨得更快。以美国医院为例，外科所创造的收入越来越成为医院营收的倚重，因此医院方面没有动力来激励外科医生把时间花在开展研究上。
外科医生不断“脱离”研究这个问题必须要引起重视，也需要有力举措来逆转这种颓势。转化医学需要来自外科医生提供“活水”之源！
外科医生在研究方面其实大有可为：移植和移植免疫学领域一直被外科医生所主导，而这些领域必将迎来更光明的未来——再生医学、异种移植(移植来自其他物种的组织、器官)都将是这个未来的一隅。此外，一些必须外科治疗的疾病也非常需要外科医生的研究，比如先天性出生缺陷的矫正，再比如依赖于外科技术的成人疾病，其中代表之一就是胰腺癌。
投身研究还能让外科医生在日常工作中越来越严谨，并且有眼光来评价其他同行所做工作的质量。
如何让医院积极主动地把诊疗与科研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是政策制定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但这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那么，提供基金的机构起码可以让基金申请更容易些，让本已忙碌不堪的外科医生少些负担。学术型外科医生也应该多多去申请基金，提高成功概率。
2013年，当时NIH的预算被迫砍掉了5%(16亿美元)，NIH主任曾说：“我非常担心这意味着我们将失去一代年轻科学家。”而现在，外科学的科研基金在不断萎缩，令人不得不担心：我们是否将失去一代外科医学科学家？
(作者：白蕊)
参考文献：
1. Annals of Surgery 2017;265:1053-1059
2. Moss Surgery 2004;136:232-239
3. Nature 2017;544:393-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