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改善人类健康的科学发现和新技术挑战了我们关于这些发现与技术对人类究竟有何意义的理解。当我们操控基因及其表达，调节细胞功能，以及替换组织来改善生活质量时，我们对人类和其他物种的认知及他们的界限可能会被打破。随着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遗传复杂性、分子机制及细胞和组织功能，理论上旨在修饰的技术可被用于增强我们的身体和认知能力。关于人类身份的规范性和历史性话语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决定是否、如何以及何时使用这些可能改变我们细胞特性以及可能因此改变个体和人类身份的遗传技术、干细胞技术和生殖技术。

正如整个器官或组织首次捐赠时所引发的的道德问题和人格性反思，在再生医学中，改变基因和基因功能、替代细胞和工程组织等技术的新进展同样引出了类似的问题。例如，从镰状细胞性贫血患者身上分离可形成血液的干细胞并纠正潜在的基因突变，可以使经修正的干细胞返回到人体内，以预防、改善或治愈该疾病。血细胞基因修复是骨髓移植等现有技术的延伸。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行为的疾病怎么办？纠正有害突变可能会改变患者的个人认同感。这在医学史上并不是新的，治愈或减轻痛苦，改变精神状态及建立新的能力长久以来都与关于自身及其局限的全新想法有关。

生殖细胞融合产生新的个体，因此在一些文化中携带更深层的宗教和哲学意义。然而，这些生殖细胞可能被改变，从而避免特定的突变错误。事实上，从小鼠上活体取得的皮肤组织能够进行遗传重编程，从而变成多能干细胞状态，并且在体外能够发育为功能性卵母细胞。目前，尚未解决的技术障碍阻止了对人类细胞进行这类实验，同时，伦理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被解决。考虑到其他方式已经可以解决不育和遗传性疾病的风险，因此证实这项技术在临床方面的价值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然而，这一概念引出了一个关于控制人类命运的问题。

关于个人身份的经典论述与当前关于是否以及何时应用这些技术的伦理争论有关。道德对善行的呼吁强化了支持科技进步的论据，人类长期的渴望加强了对激进生物干预措施的呼吁。而这些呼吁又受到竞争性呼吁的抵制，并提出了这些技术所带来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关于化身和意志的历史叙述，我们将能够更好地做出关于促进或限制这些复杂医学研究的决策。

至少从公元5世纪起，哲学和神学就人类个人身份的性质和意义展开了辩论。这为中世纪的哲学和神学注入了活力，并促进了早期现代思想的形成。John Locke认为，纯粹的身体身份(身体随时间的持续性)并不足以掌握自我意义，这必须与意识和道德情操相联系。René Descartes使用了“方法论的怀疑”，并指出关于自身存在处于错误的行为至少确保，他必须是存在的，即使只是作为一个错误的实体。在考察心灵二元性的过程中，David Hume认为，经过反思，他无法确认一个“自我”，这表明，通常被认为是对自我意识的认识只是一系列单独的想法或印象。

Hume认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也是如此，我们不仅将自我概念归功于我们的内在观念，而且也涉及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经验的理解。作为回应，Immanuel Kant开发了一个关于自我立法管理外部世界(使经验成为可能)的理性主体的复杂叙述。William James在新兴的心理学科学框架内提出了自我叙述，其利用了“自省”和从19世纪起生理实验室出现的结果。他的立场是中立的一元论，将心理和身体视为描述同一个实体的两种方式。对于一些分析哲学家来说，“身心”问题被像神经科学这样的科学学科所改变，这些学科对感知的脆弱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哲学家认为，意识本身只是一个完全物质大脑的概念。然而，现象学家和许多神学家把感知的稳定性视为自我意识和意识不可约性的核心。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基因编辑和再生医学中的新技术是否会影响这些历史论据和我们对自我身份的看法。如果自我只是一部分但不完全是身体，那么我们编辑一个基因，替换细胞或更换器官又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并且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身体结构或功能的改变或许会影响这一身份。脑细胞的改变或移植细胞至大脑显然会引起更大的关注，因为大脑是个人身份形成、维持和随时间发生改变的地方。

在基因组和表观遗传状态以及生活经验和学习方面存在广泛的变化，每个参数对塑造个人身份认同都起着一定作用。尽管如此，体细胞或生殖细胞中一个单一基因的改变就可能对个人身份认同产生深远的影响。生殖细胞中一个基因的突变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孟德尔遗传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生活。类似的，体细胞突变可能导致恶性肿瘤，从而导致自我意识产生深刻改变。这些遗传改变被认为对个人自我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对人类基因组的操作有可能改变自我身份，但随着我们对于基因调控网络了解越多，对这些操作最终可能如何影响到表型进行预测将更加充满风险。然而，随着生物信息学的发展，以及我们对人类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动力学更加了解，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任何人类道德姿态的基础。

关于何种属性构成了人类的问题可与那些表征自我的问题区别开来，尽管二者可能是相关的。例如，如果用非人类细胞替换人类细胞，从而形成嵌合体，患者是否会成为非人类的一些东西。而这仅仅是程度(有多少细胞被替换)的问题还是细胞种类(哪些细胞和器官受到影响)的问题，还是二者兼而有之。那些接受异种移植(如猪的心脏瓣膜)的患者并不会被认为不是人类或者低于人类一等，但是这种观点可能并不适用于神经再生。目前，在动物身上培养人类的器官也成为可能，但是除了中枢神经系统之外，更多的关注是不同种属间病毒的传播，并且禁止将人“生殖”细胞移植到动物中。最后，人类可能必须回答这样问题，成为人类是否重要，更确切地说，是否继续成为拥有某些道德价值特征(如爱和同情的能力；一些人也可能缺乏这些特征)的人才是我们的重点。

或许，在一个世纪内，“人类”这个单词将会成为怀旧代名词，而不是单一的道德范畴。那些增强认知、心理和身体能力的技术可能使我们进化为超人或“跨人类”，并具有未知的长期后果。考虑到我们改善自我且超越正常人类能力的愿望，新技术将如何塑造我们对于人类的期望，也许与治疗干预的意义同样重要。例如，目前有很多研究旨在减缓衰老进程，使得人类能够活得更久。如果这些研究成功了，人类和人类文明可能会被转变。随着改变我们自身生命形式的能力增强，会有越来越多的能力改变我们周围的生命形式，这也将会改变我们对自我的看法。

对疾病治疗和创伤治疗的迫切要求使得患者只关注治疗，而不关注这些技术是否会影响到个人的身份认同。这些患者的诉求如何影响未来实现治疗和增强的目标？通过考虑到什么才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一复杂问题，我们不仅能更好地决定是否开展符合伦理的医学研究，还能够更好地做出是否变成超人的决定。

(作者：贺利军)

参考文献：Science 2017;356:139-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