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规范利益冲突，2006至2012年间，美国许多学术医学中心(US academic medical centers，AMCs)颁布了限制医药代表拜访医生的政策(如不允许医药代表送医生礼物，以及纳入明确的执行机制)。目前很少有关于该政策对医生处方影响的研究。

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IanLarkin等人对此展开研究，评估该政策出台前10个月至36个月期间与政策出台后12个月至36个月期间医生开具处方的变化。

研究者对2006年1月至2012年6月之间的2126名主治医师(干预组；19个颁布政策的AMC)开具的16121483张处方与对照组医生（未受限于政策的医生）开具的24593张处方进行比较，并用多元回归分析比较AMC政策出台前后，美国5个地区(加利福尼亚，伊利诺斯，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纽约)医生处方的变化。

研究发现，2006年至2012年间，积极推销(actively detailed)的8大类药物(如降脂药物、胃食管反流病药物、糖尿病药物、降压药、安眠药、注意力缺陷及多动障碍药物、抗抑郁药物和抗精神病药物)的处方量呈下降趋势(该总体下降趋势可能是因为研究期间仿制药作为竞争者进入市场，这增加了研究时间趋势的难度)。积极推销药物的市场份额下降了1.67%(95% CI：−2.18%～−1.18%；P<0.001)，而非积极推销(not detailed)药物的市场份额上升了0.84 %(95% CI：0.54%～1.14%，P<0.001)。AMC政策与积极推销药物处方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对于8大类药物中的6种都具有统计学意义，这6种药物包括降脂药物、胃食管反流病药物、降压药、安眠药、注意力缺陷及多动障碍药物、抗抑郁药物。这种负相关关系在19个AMC中都存在。分别来看，8个AMC的数据显著，11个不显著。

该研究表明，AMC限制医药代表拜访医生的政策与积极推销药物的处方率一定程度的下降有关，处方的变化并未在所有颁布政策的AMC中观察到。(作者：宫健)

参考文献：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7; 317:1785-1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