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6日，在意大利蒙扎举行的马拉松比赛中，肯尼亚马拉松选手埃鲁德·基普乔格（Eliud Kipchoge）跑出了2小时25秒的好成绩，创造了目前为止最快的个人马拉松纪录，在此之前，官方世界纪录是2小时2分57秒。这一惊人的成绩再次展现出了人体的巨大潜力，也许我们离2小时以内跑完马拉松的世界纪录已经不远了。Kipchoge之所以取得了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成绩，得益于他所接受的严苛训练：每周在海拔2400米左右的高原地区跑至少120英里（193千米）。
WHO指南推荐，儿童和青少年每天至少进行60分钟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moderate-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MVPA），以促进健康、提高心肺耐力。然而，在高收入国家，人们很早就开始习惯于不运动的生活，在世界其他国家这一情况也在日益加剧：据2012年Hallal PC等在《柳叶刀》（Lancet）上的报道，全世界80.3%的13岁～15岁的青少年每天MVPA未达到60分钟。然而在非洲东部的肯尼亚，高水平的MVPA带来了良好的心肺耐力，使他们取得了运动上的成功。
肯尼亚的南迪县（Nandi）出了很多有名的跑者，Kipchoge就是其中一个。在南迪，农村10岁～17岁的学龄儿童每天的运动量很大，女孩每天MVPA的时间在109分钟～193分钟，男孩更高，每天131分钟～234分钟MVPA。这些孩子的有氧运动能力相当高，2013年，格拉斯哥大学的Alexander R. Gibson等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上发表文章称，他们对肯尼亚15个男孩、15个女孩的检测发现，他们的最大摄氧量值都很高，男孩达到73.9ml/kg/min，女孩达到61.5ml/kg/min，而正常成年男子的最大摄氧量是50ml/kg/min～55ml/kg/min，优秀运动员一般才会达到60ml/kg/min～70ml/kg/min。（最大摄氧量是反映人体有氧运动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耐力运动员的重要选材依据之一，高水平最大摄氧量是高水平有氧运动能力的基础。）从儿童时期就开始的高水平MVPA不只在东非农村才有，在玻利维亚生活着的齐玛内人（Tsimane）仍保持着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形态，高水平的体力活动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17年3月，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Hillard Kaplan教授等在《柳叶刀》（Lancet）上报道，齐玛内人罹患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是全世界最低的，他们中只有3%的人冠脉钙化积分在100以上（提示中等斑块，冠心病危险性高）。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体力活动水平的整体下降伴随而来的是心肺耐力的低下。2014年，Konstabel K等在《国际肥胖杂志》(Int J Obes)上报道，他们对2008～2011年间欧洲8国2岁～10.9岁大儿童的体力活动水平进行了评价，发现7684名儿童中，能达到推荐PA的儿童比例总体来说是很低的。能达到WHO推荐的每天60分钟以上体力活动的儿童，各国的比例不同：女孩达标比例在塞浦路斯最低——仅2%，在瑞典最高——14.7%；男孩达标比例在意大利最低——9.5%，在比利时最高——34.1%。这些欧洲孩子中，男孩每天的MVPA在24分钟～52分钟，高于女孩的24分钟～39分钟，但比起东非农村的孩子就少多了。女孩的MVPA之所以少于男孩，社会文化因素占了部分原因：男孩参与运动和其他校外活动更多。至于有氧运动能力：2016年，Olds T等在《运动科学杂志》（J Sports Sci）报道了对37个国家儿童20米折返跑测试数据的回顾分析，其中包括了欧洲20个国家。20米折返跑能反映最大摄氧量，被广泛用于评价儿童的有氧运动能力。研究指出北欧国家如芬兰、冰岛、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儿童表现最好，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0.6～0.9个标准差；而南欧国家，如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儿童有氧能力占了最末6个席位中的3个，另外3个是新加坡、巴西、美国，比全球平均水平低0.4～0.9个标准差。北欧、南欧儿童体力活动水平和心肺耐力的差异或许反映了经济、文化和气候条件的不同：富裕的北欧国家能给孩子们提供时间和必要设施去娱乐、运动；同时，孩子们在充分的教育下也能够理解体力活动的重要性和价值，在整个国家都提倡运动的氛围中，孩子们自然也会跟上；另外，北欧比较冷，而研究显示年均气温与折返跑表现呈负相关，所以寒冷国家的孩子们表现更好。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久坐生活方式，东非农村仍很大程度上保留着祖辈们的生活方式，这也使得他们在中长跑、长跑的国际舞台上得以占据一席之地。很多人仍错误地认为东非跑步运动员之所以能取得好成绩是因为他们的基因，这不仅是对科学证据的忽视，而且罔顾历史，同时也忽略了高收入国家体力活动水平和心肺耐力的下降。
美国奥委会的Randall L. Wilber等2012年在《国际运动生理学实践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Physiology and Performance）上对既往证据进行了回顾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肯尼亚/埃塞俄比亚长跑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独特的基因或生理学特点。2016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巴吞鲁日分校的Tuomo Rankinen等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上的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对1520名耐力运动员（835人参加过世锦赛/奥运会中的耐力项目），和2760名对照者开展了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结果并未在优秀耐力运动员中发现有益于他们耐力表现的基因变异。
回顾历史，在现代奥林匹克史上，第一批主导长跑界的运动员来自芬兰，1912年～1976年长达65年的时间里，芬兰出了很多杰出的优秀运动员，比如Paavo Nurmi和Lasse Viren；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换成英国运动员主导——Sebastian Coe、Steve Ovett、Steve Cram，以及比较近的Kelly Holmes、Yvonne Murray和Paula Radcliffe。如果留心一下现代英国人的户外体育活动记录，不难发现都集中在1965年～1997年间，那时候孩子们通常走路去上学或者在外面玩；而进入久坐时代，特别是屏幕时代后，电视、电脑、手机占据了大量时间，户外体育运动的时间就少得多了。最近几十年来，东非长跑运动员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其中包括很多原因：良好的人体测量学指标使他们拥有很好的生物力学及代谢效率；年龄很小就在高海拔地区生活、训练；为了改善经济条件、提高社会地位，他们有强烈的心理动机在竞技场上取得成功。
全世界有一半人现在住在城市，将来还会不断有人涌入，很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将成为久坐一族，缺少体力活动。我们的身体和现代社会的这种不协调必须得到纠正，回看过去，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创建一个能与我们身体构造相适应的新世界，在那里，我们能像过去我们的祖先一样，把体力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作者：白蕊)
参考文献：Lancet 2017;390:635-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