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0多年前抗生素被引入现代医学以来，其有效性一直在逐渐减弱。现今，我们无力治疗感染、治理气候变化，二者并列成为全球威胁。新型抗菌药物在短期内不太可能被广泛使用；即使是使用了新型抗菌药物，细菌、病毒以及其他微生物也将会再次对该类药物进化出耐药性。不管如何，向微生物发动战争这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毕竟我们的身体和地球均依赖于它们。
解决抗菌药物耐药性需要全球共同行动。与臭氧层、稳定的气候及生物多样性一样，全球易感微生物群体也是一个共享资源库。但是，没有个人或国家有保护这一“共享资源库”的强烈动机。这一资源库由于大量抗菌化合物的使用以及耐药微生物不断增加的竞争优势而被逐渐耗尽。这是典型的“共享资源库的悲剧”。
我们与微生物的密切关系的发生早于现代人类的出现。这是数百万年来共同进化的结果。我们的身体需要特定微生物种类以帮助消化、维持免疫功能以及改善全身健康状况。同样，微生物也可通过营养循环来维持地球的健康，包括那些维持土壤和水质量的微生物。换言之，微生物可使人类文明保持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对支配人类与微生物间关系的复杂相互作用及不确定性了解甚少。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FAO）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OIE）的支持下制定了“2015年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草案，认识到需要多领域合作以解决抗菌药物耐药性。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Peter等人看来，解决抗菌药物耐药性迫切需要减少抗生素的大规模过度使用，以确保地球的长期宜居性。
2016年9月21日，各国国家领导人在纽约市会晤，参加联合国抗菌药物耐药性高级别会议以讨论采取进一步行动。
各方的目标是增加社会对微生物组的抗逆力（resilience）。在Peter等人看来，这是保持低水平耐药性的好方法。在对其他共同资源库（如渔业和森林）的抗逆力研究中取得的进展，表明了对抗耐药性的关键步骤，如下文所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变更制度、法规、教育、社区规范和期望，尤其是在医药和农业方面。
教育学习
到目前为止，政治和金融投资主要集中于建立激励机制，以加快药物创新和新的或更快的诊断方法研发。目前，这种技术措施主要是吸引和惠及“地球北部”的富裕国家。激励机制的目标不仅是惠及“地球北部”的大型制药公司，也要在全球范围内支持研究和开发工作。联合国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应该是，各国承诺开展最广泛和最具创意的、关于耐药和微生物界的教育活动。
为什么？因为在抗菌药物耐药性危害方面的无知水平是令人震惊的。2015年，WHO对12个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64％的公众认为抗生素也适用于治疗病毒感染，例如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这类基础知识差距导致患者不计成本地随意使用抗生素。
相反，机构和公民必须以一种能够更加独立的学习方式了解主要事实、背景和风险。这一目标需要改进宣传活动，呈数量级地扩大规模，并加大在新的通讯工具方面的投资。泰国抗生素合理使用计划（Antibiotics Smart Use project）于2007年启动，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方向。该计划使患者在药房中能够根据其是否出现咽喉痛来进行自我诊断，以确认其是否需要抗生素治疗。为了进一步学习，应该扩展参与者可监测自己微生物组的公民科学项目，以涵盖对身体各部位的耐药性进行自我检测等。
此类运动可以使社区参与，并推广关于如何和何时使用抗生素的规范。运动将需要国际协调，以达到相应的质量和影响，并适应区域性视角。可通过学校、大众传媒和社交媒体扩大参与度。
共同行动
耐药性影响动物和环境健康，以及人类健康，因此需要各有关部门开展协同行动。没有一个示例比农业中抗生素的高使用率（主要是用作生长促进剂或疾病预防）更能说明这一点。在美国，所有已消耗的抗生素中有70%～80%是用于家畜；预计2030年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农业使用量将是2010年的2倍。抗生素和耐药基因进入食物链、土壤和地下水，从而威胁着人类健康。
欧盟已逐步停止将医学上重要的抗生素用于农业促生长剂。其他国家或地区（包括墨西哥和中国台湾）已寻求减少抗生素使用。在美国，一项指令通过自愿措施和加强兽用治疗来阻止抗生素用于促生长。但是，目前强大的工厂化养殖集团以及缺乏紧迫感已使更强有力的命令“打折”。
改变我们如何使用抗生素（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使用）的更强力的政治行动需要公民了解得更多。例如，公众应可在线访问监测结果，了解农场附近居住点人类耐药性增加的情况。同时，消费者群体可通过呼吁零售连锁店改变肉类来源来发挥关键作用。例如，美国食物连锁店Chipotle、McDonald’s和Chick-fil-A已对公众的要求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响应，对他们销售的肉类中抗生素的使用设有更严格的限制。
尤其令人担忧的问题并不是仅限于抗生素在食品生产中的使用，而是包括耐药基因的国际传播，尤其是那些对许多“最后一道防线”的药物产生耐药性的基因。最近，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发现了携带粘菌素耐药性的移动质粒基因。显然，各国在不损害全球利益的情况下不能单独行动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有效地监测和控制人和食物中最危险的多重耐药菌株。全球常规监测计划有助于防止耐药性传播。其可对从国外医院返回的医疗游客或患者进行筛查，以识别出多重耐药菌株的携带者。作为国际医疗中心的医院必须带头，增加经费和学习机制，以便其他医院效仿。
2005年WTO成员国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是一个旨在向全球提供监测和应对措施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适当地给予资助，可以有效应对耐药性。然而，应对新出现的疾病所需的资源不像在高收入国家一样同等地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出现——这是近期埃博拉疫情的一个重要教训。各国政府均有共同责任提高应对耐药性的能力。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捐助国需对新的和现有的筹资机制（如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提供更大支持。
扩大合作
必须扩大国际和国家联盟。全球行动计划加强了WHO、FAO和OIE之间已建立的合作关系。这应该扩大到包括贸易、开发和环境在内的其他相关部门。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UNAIDS）于1996年设立的模式是如何加强合作、利用资源、使多方参与和减少障碍的一个范例。
联合国会议必须致力于推动各机构之间的学习。例如，国家机构之间需要有一个全球平台，以分享最佳做法和最新的耐药水平和抗生素使用数据。在欧洲已出现关于耐药菌人体血液感染以及人用和兽用抗菌药物的消耗的这类交流。这必须扩大规模，以监测社区、食品行业和环境中的耐药性。全球水平的相关交流模式是WHO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为有效地吸引公众，需更频繁的更新、更生动的可视化和参与交流。
与巴黎气候协议一样，各国应向联合国提出自愿的耐药性限制目标。各方可能因制定上的差额（受限于潜在的惩罚）而走得更远。一个关键的优先事项是建立国家水平的可衡量的指标，例如抗生素人均年消费量中位数。
至于气候问题，从企业到民间团体的非国家行为可作为社会转型的核心。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行动计划制定过程中征询了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参与必须成为防控耐药性全球联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现有管理工具包括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和指南，每种方法均有利弊。让企业负起责任的第一步是制定抗生素推销相关国际规范（1998年，美国推销支出为16亿美元），这类似于WTO1981年通过的母乳替代品销售规范。
立即行动
耐药性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要求立即进行社会全民动员。对于全球健康，维持抗微生物药物的易感性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提高人类对全球抗耐药性行动计划的依从性有利于对许多其他微生物相关重要问题采取行动。这些问题包括传染病、粮食安全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反过来，这些行动又可导致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更为公平的国家进步。
建立耐药性的全球抗逆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当时机成熟且计划准备就绪时，变化将以惊人的速度出现。2016年联合国高级会议是全球共同行动解决人类与微生物间相互作用问题的难得机会。我们必须保护抗生素挽救生命的能力。
（作者：龚银花)
参考文献：Nature 2016;537:159-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