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大师
1985年我从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毕业，在留校的行列中，我幸运地被分配到吴孟超教授创立的长海医院肝胆外科的团队。跟随吴孟超教授，是我在逐渐领悟到医学的深奥，强烈地热爱上这门学科后的一个梦想。吴教授指令老“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陈汉教授对我进行严格训练，半年后，开始了大外科轮转，骨科、普外、泌尿外科、烧伤、急救等，手术技术及医学知识有了飞跃。每个周六下午的政治学习必须回肝胆外科，吴孟超教授问起我轮转情况时，我自豪地告诉他我能保证在二十分钟内完成阑尾炎手术，他意味深长地说：“年轻人，你还没遇到难的病例。”直到我经历了“肝下位阑尾”及“腹膜后阑尾”，冒着大汗，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把那“小东西”找到并捞下来时，才理解了大师的告诫。
1988年吴孟超教授已是第二军医大学的副校长了，他命令我结束轮转，回肝胆外科担任“住院总医生”（协理医生），职责包括：掌控病人入院的床位安排，主管华侨、外宾及高干病人，紧随吴教授，安排他的查房、会诊及手术。
平凡的一天
那时只有66张床，平均每天的待床病人超过100名，每天我的集体宿舍门口及病房门口都挤满了病人家属，追着我一路小跑。肝癌病人能等的时间有限，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因此我严格遵守吴教授定的规则，可开掉的肝癌病人优先入院，胆道及其他良性病置后。
一天，早上6点半我迷迷糊糊上厕所小便时，被一个紧随我数天的黄疸病人用右手臂反锁住我的脖子，要我答应他入院，在我义正词严的警告下，他终于松开了手，并且从兜里拿出了500元钱要塞给我，我愤怒地将他推出厕所，并告诉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永远别想住进肝外科。
第二天他又来了，这个农村的汉子流着眼泪告诉我，他的500元钱在公共汽车上被小偷偷了，现在除了交给医院的住院押金，已是一无所有。他要退掉押金当路费，回外地老家，听天由命，他向我道别并致歉。看着他金黄的巩膜上忍不回去的眼泪顺着黑黄的面颊流下来，我茫然了。我掏出白大衣口袋中的待床住院证，找出诊断为“肝内胆道结石，胆总管结石”的那张，察看过当天出院空床，咬了咬牙，在住院证上写下了床号，签下了我的名字。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违背吴教授指示的行为，10年后提起此事，他认为我做的是对的。那个年代，医生月工资只有不到100元钱，但医生从来不拿红包，年底时各大工厂会宴请医生吃饭，夏天还送来工厂自制的汽水。社会无比尊重这一群体，很少听到病人告医生，常常是病人的父母在出现医疗事故时安慰医生放下包袱，感谢医生尽力了。
不平凡的一天
我每天要跑三个地方：华侨病房、高干病房及普通病房。在普通病房完成早交班后，即小跑到300米外的华侨病房。那里每天住着几十个华侨及外国病人，都是慕吴孟超教授的大名来的。豪华单间内多有家属陪同，除写病例及病程记录外，我要花很多时间回答家属提问。500米外的高干病房条件较差，只装修了三间空调房间，为吴教授的手术病人专用。
吴孟超教授作为负责医疗教学的副校长，每天下午在大学校办开会办公，傍晚来查房，再确定第二天的手术病人。常常在调整手术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我必须马上与手术室商量加手术，与血库商量备血，找病人家属谈话，下医嘱备皮、禁食等等，第二天早交班后，再跟随吴老手术。每每手术顺利完成后，在更衣室内，吴老总奖励我一根香烟，让我同他一起美美地深吸几口。
1988年的一天早上，我开始为一位特殊身份的病人做术前准备。他叫宦乡，是我国当时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180厘米以上的个子，留着鲁迅的那种平头，目光炯炯，声音浑厚，笑声爽朗，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提问、倾听及看书。宦老已80岁了，在肝右叶发现了占位性病变。
我整理好病历，像往常一样到了院办小会议室，心血管科、呼吸科、麻醉科的专家都在场，由我向上海市委领导汇报手术准备情况，这样的汇报已有过数次。
回到病房，宦老像往常一样迎接我，我们向他隐瞒了病情，“骗”他患的是血管瘤。这是惯例，但很痛苦，因为我们在骗病人，更何况骗的还是一位我尊敬的长辈。他很配合地躺下，我为他备了皮，他风趣地问我多长时间剃下的毛会长出来。
下午，汪道涵同志来了，他们谈论着一个秘密行动，由宦老带队，同汪道涵及钱伟长一起赴新加坡，会见台湾当局的代表。汪道涵笑着对我说，要精心治好宦老，手术恢复后陪他们去新加坡。我后来才知道“秘密行动”就是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作为医生的我差点亲历。
傍晚，我下好医嘱，正打算去食堂吃饭，护士让我接电话，我到了值班室拿起话筒，那边传来了邓小平办公室的声音，在询问宦老的情况后，让我代问宦老好。
第二天早上，我们将宦老推进手术室，吴孟超教授主刀，陈汉教授做一助，我做二助。手术中发现宦老的肿瘤位置极差，无法行一期切除，吴教授为他做了肝动脉结扎，并注射了抗癌药（5Fu），希望肿瘤在缺血的状态下缩小，行二期切除。
手术顺利完成，我们爷仨同往常一样在更衣室里抽烟，但心情并不轻松，毕竟宦老的肝癌无法一期切除。
宦老很坚强，他坚持自己上厕所。直到我10年后自己开了个阑尾，才知道术后的病人是多么痛苦，需要多大的毅力。宦老没吭一声，恢复很快。
之后，在探望宦老的身影中出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及市长朱镕基，我都有幸陪伴在宦老的左右。1989年吴孟超教授推荐我去了美国，一天，我在美国报纸的头版惊讶地发现，我曾有幸握过手、交谈过的探望我病人的访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总书记及总理。
2006年的一天，我在机场过安检时看见了几个月没见的吴孟超教授，我兴奋地大声叫喊“吴老”，差点被安检人员以大声喧哗的罪名扣留。不久之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胡锦涛总书记为吴孟超教授颁发“2005年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报道。吴老是世界上开肝癌手术最多的医生，也是世界上年纪最大还在开刀的医生，当之无愧。2006年12月，我亲眼看他将600万元的奖金（国家奖励500万元，总后勤部奖励100万元）作为科研基金捐献出来。
结束语
医生面对病人只有一个职责——救死扶伤。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我们品味着人类对待疾病及死亡的态度，同病人一起享受战胜疾病的快乐，也一起熬过艰难的求生历程，同家属一起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在向宦老的高大身躯告别时，我泪如雨下。对我这名普通医生来说，吴老是伟人，我跟随这位伟人一起治疗了许多平民肝癌病人；宦老是伟人，我同一位伟人医生一起为这位伟人病人治病；我通过这两位伟人又遇见了许多伟人，或许只有医生这个职业才有这样的荣幸和机会。虽然我已离开了医生行列，但我热爱医生，关注医生，努力为医生提供好的武器及服务。我将珍藏那些当医生的日子，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和纪念的一天天。
（作者：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