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加拿大造成44人死亡，并带来了许多改革建议。保罗•韦伯斯特关注非典疫情是如何影响加拿大对COVID-19反应的。

加拿大流行病控制方面的专家大卫·奈洛尔说，加拿大对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的反应，是受益于该国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疫情中的经验，那次疫情造成了44名加拿大人死亡。

2003年10月，在非典疫情暴发后，奈洛尔和一群加拿大顶级疫情控制专家在一份名为《从非典中学习》的报告中，向加拿大联邦、省和地区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全面的建议。

从那时起，加拿大的公共卫生和流行病控制系统已经围绕这些建议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最突出的是，由奈洛尔和他的合作者提出的建议使得加拿大公共健康机构成立，该机构现在领导着对COVID-19的反应。

奈洛尔和他的小组成员所提出的建议，即“为实现急诊科感染控制的最低设施标准提供必要的改造资金”，以及“确保每家医院都有足够的负压室来治疗传染病患者”。临床评价科学研究所所长、多伦多桑尼布鲁克医院急诊科医生迈克尔·舒尔(Michael Schull)表示，对于该建议，社会舆论反应不一。

舒尔说：“非典的最大教训之一是，在疫情暴发前，减少不必要的住院，并尽可能在家治疗患者。” 不幸的是，这次没能最大限度地采取这种必要措施，以致COVID-19疫情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病例数量一度超过医院能承载的范围。

加拿大医学协会、加拿大家庭医生学院和加拿大皇家内科和外科医生学院创建的虚拟护理工作队主席伊万·阿弗莱克指出，未能在全省和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体化的数字保健能力，阻碍了在最需要的时候扩大“虚拟”保健服务的努力。该工作团队在2月份发布了一份报告，警告说“将建立一系列分散的虚拟护理服务，这将对连续性有损，并可能导致护理质量问题。”

阿弗莱克这位来自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医生说:“从非典中吸取的教训让我们很早就认识到，在数字化环境中，医疗保健提供者可以帮助患者大大降低感染风险。作为医疗专业人员，我们必须改变工作方式”，他说，因为COVID-19正在加拿大全国范围内蔓延，只有虚拟护理能力跟得上才能应对，“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数字世界中实施模拟医疗”。

然而，还有其他改进。奈洛尔说:“在2003年非典暴发期间出现的一个令人痛苦的挑战是，在公共卫生机构的背景下，联邦与省之间的合作相对薄弱。针对我们的建议，我们做出了一系列改进，从修改立法到新的常设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为共同管理公共卫生危机制定了基本规则，并建立了新的合作文化。”

奈洛尔说:“加拿大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省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力，包括在医疗保健方面”。奈洛尔说，也许2003年以来最重要的是，公共卫生通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显然，数字媒体自2003年以来已有所发展，不仅为错误信息开辟了渠道，还为公共卫生官员和政府提供了即时、广泛传播信息的途径。”奈洛尔的一个担忧是有太多的发言人。“加拿大政府和所有较大的省份正在整个政府的基础上处理这场危机。诚然，这是一件好事，但这也意味着许多部长希望在麦克风前有所作为。”

为加强疾病监测、连接公共卫生和临床信息系统而建立一个国家级数字卫生“信息结构”的努力（包括流行病监测系统），还没有产生一个泛加拿大数字系统来跟踪COVID-19的测试、感染和治疗。

尽管奈洛尔在2003年的报告中呼吁“提高国家公共卫生科学能力”，但在过去十年中，加拿大生物医学研究的整体资金支出减少了，许多精英流行病研究人员难以找到资金支持。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系统医学和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联合主任约翰·贝杰龙说: “我们没有跟上美国科学投资的速度，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发挥我们在国际上应对COVID-19的科学领导作用。”

“非典”让整整一代加拿大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者和领导人认识到，“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对待COVID-19，”舒尔说，“我们在非典方面的经历无疑使我们处于有利地位。”

（编译：宋苗苗）

参考文献：Lancet 2020;395:936-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