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措施”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为一直存在的问题行为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法，包括那些传统的经济干预未能影响的问题行为。支持者的理由是，如果标准的激励方法(如按绩效付费)无法改变行为的话，那么换种方法可能会成功。助推措施因不干涉、保留人们的选择而不是强迫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而备受青睐。
2014年末、2015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有159人感染麻疹。这次疫情的暴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州麻疹疫苗接种率较低造成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怎样改变影响公众健康的行为。近年来，医疗卫生专家越来越多地采用“助推措施”来影响公众行为。助推措施“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改变人们的行为，而不禁止任何其他选择。” 助推措施的例子：在医生的处方系统中设置默认选项，以增加仿制药的处方，或者按质量等级降序列出健康保险计划，以鼓励受益人选择高质量的保险计划。
“助推措施”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为一直存在的问题行为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法，包括那些传统的经济干预未能影响的问题行为。支持者的理由是，如果标准的激励方法(如按绩效付费)无法改变行为的话，那么换种方法可能会成功。助推措施因不干涉、保留人们的选择而不是强迫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而备受青睐。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可以通过发布公共服务公告来影响人们的接种决定，或者向为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提供彩票，以这些助推措施来缓解麻疹疫情。但是，加州并没有依赖“助推措施”，而是加强了疫苗接种要求，取消了个人信仰豁免，并强制要求入学者接种疫苗；随之而来的是，疫苗接种率飙升。
人们对医疗卫生中使用的许多助推措施充满热情，认为它们值得广泛施行。但有害健康的行为往往出现在一些有理由超越助推措施的情况下。
首先，一些有害健康的行为不仅伤害了行为人自己，也伤害了其他公众成员。例如，二手烟会影响不吸烟者的健康。如果助推措施未能大幅减少抽烟人群，医疗卫生领导人肯定会考虑助推措施之外的干预措施。更重要的是，在问题行为危害到其他人的情况下，“助推措施”的主要优势之一——即保有人们的选择自由——已不再具有说服力，因为受到这些行为伤害的其他人，其自身的自由已受到损害。
其次，一些医疗卫生的选择权并不完全掌握在病人手中。例如，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的比率在不同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是由患者因素所决定的，这表明医生是做出这些潜在有害选择的人。同样，一些医疗卫生选择是由家庭成员做出的，比如婴幼儿自己无法做出接种疫苗的决定，这是他们父母做出的决定。当有害的选择不是由会被这些选择所伤害的人做出的时候，政府可以采取更果断的方法来影响决策。
第三，经济利益往往以更广泛地伤害患者或社会的方式影响医疗卫生决策。制药公司的营销策略可能会影响医生的处方或病人对某种疗法的需求。患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更直接地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例如医生的收入与他们所提供服务的数量密切相关。当与强有力的补偿激励措施相抗衡时，一些助推措施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
并不是说当助推措施失败时，应该立即采取极端的行为控制，没必要在助推和猛推之间做选择。相反，干预是连续存在的。在连续统一的 “干预阶梯”（intervention ladder）中，干预是按照从最少干预到最具侵入性的顺序进行的——从提供信息开始，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机制逐步推进，最终以限制选择告终。从提供信息开始，通过奖惩并用的助推措施，最终限制选择（见图）。例如，信息宣传活动相对来说是不干涉的方式，但它们的范围可以很温和（如：在政府网站上提供餐馆的营养信息），也可以稍微强硬一些（例如：要求餐厅在菜单上提供营养信息），还可以更严格一些（规定餐厅菜单上营养信息的大小、颜色和设计）。
事实上，通常很难判定助推措施和更有力措施的界限：对不健康行为处以5美元的罚款可能是助推措施，但如果是25美元或者250美元的罚款呢？额外点击几下鼠标就能让医生们不再开具不必要的检查，但是如果要点击6次鼠标呢? 此外，行为的危害性是不同的，有些对行为人而言影响很小（例如,每天多吃一个甜甜圈），有些却会对第三方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结核病患者没有采取预防措施，让其他人也暴露于结核风险中)。
面对这些挑战，医疗卫生决策者必须利用他们的判断来决定如何强有力地干预，以制止有害行为。潜在危害越大、范围越广，就能越快地从温和的干预转向更果断的干预。最后，当涉及医生的行为时，请记住，医生有保障病人利益的职业责任。当强烈的经济利益或个人利益导致医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下令进行有损患者或整体人群的检查或治疗时，不应再局限于助推措施。
助推措施还可用于放大其他行为干预措施的效果，旨在减少严厉措施。例如，美国不禁止香烟，而是依靠各种推动措施，如公共卫生公告，外科医生警告和其他公共教育活动，以及更加果断的干预措施，如对烟草产品征收极高的税收，禁止特定类型的烟草广告，以及限制在公共场所吸烟。
当助推措施失败，或者行为会带来严重社会后果时，医疗卫生决策者就应该考虑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改变危害健康的行为。
（编译：贾盛崧）
参考文献：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9; 380:30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