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核病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流行，无情地吞噬着善良的生命。“十痨九死”便是当年广为流传的形容结核病人的悲惨结局。鲁迅笔下的华老栓为了给患结核病的儿子治病，不得不向刽子手买下那个血淋淋的“人血馒头”，明知是根无用的救命稻草，却仍然紧紧抓住，足以看出当年人们对结核病的无奈。

19世纪中叶，在疗养院治疗结核病的方法开始在欧洲盛行，其后，美国也开始效仿。同时，医学界开始推动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贫民的居住条件，这降低了结核病的发病率。虽然疗养对病人本身并没有实质好处，但病人在疗养院或医院得到隔离，他们将疾病传染给别人的风险大大降低，也有助于抑制结核病的流行。另一方面，牛奶巴氏灭菌法的推广，阻止了结核病由牛传染给人。

结核杆菌的发现以及对结核病传播途径的了解，使结核病的防治工作看到了曙光。无数科学家前赴后继，苦苦寻觅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物。

1921年，法国细菌学家卡迈特和他的助手芥岚将一株毒性很强的牛型结核杆菌，经过13年231代的连续移植、培养和传代后，制成了沿用至今的卡介苗。卡介苗是送给每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的见面礼。迄今为止，全球已有超过40亿人接种了卡介苗，有效地降低了儿童结核病的感染率。

1932年，俄裔美国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接受了美国防痨协会委托的一项任务，研究结核杆菌在土壤中的命运。经过3年的研究，瓦克斯曼认定，结核菌进入土壤后就被消灭了。

消灭结核菌的“杀手”是谁呢？生活在土壤里的微生物很多，要找到真正的“杀手”并不容易，但执着的瓦克斯曼从土壤中分离出一种又一种微生物，并一一检验它们的杀菌能力。从1939年到1943年，瓦克斯曼领导的团队共从土壤中分离出一万株放线菌，他们发现，其中有一种丝状微生物——链丝菌属，它的提取物能够对结核杆菌产生抑制作用，而且毒副作用较小，这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链霉素”。1944年1月，瓦克斯曼公布了他的发现。尽管链霉素会伤害内耳，但它的出现意味着结核病是可以治愈的。病人咳嗽着消瘦、无可挽回地慢慢死去，这噩梦终于有了醒来的希望。

链霉素的发明成功，不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治疗结核病的有效药物。虽然人类发明的第一种抗生素的桂冠已经被青霉素摘走了，但人们从青霉菌家族的其它成员中却很难再找到新的抗生素。而从放线菌中找到的链霉素，却使科学家们看到了从放线菌家族中提取新的抗生素的可能。目前，像金霉素、新霉素、庆大霉素等大多数抗生素，都是从放线菌属的细菌囊肿发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瓦克斯曼为后人寻找新的抗生素奠定了方向。瓦克斯曼也因此荣获195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自链霉素后，人类迎来了控制结核病的第一个黄金年代。世界大战结束了，生活环境改善了、发病率下降了，各种抗结核药纷纷涌现：对氨基水杨酸、异烟肼、吡臻酰胺、环丝氨酸、乙胺丁醇、利福平…… 人类彻底扭转了“十痨九死”的历史，50年代起，结核病这个曾经令人恐惧的名词开始离我们远去，结核杆菌似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许多结核病医院、结核病防治机构甚至关门歇业，寻找新的出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甚至预言，到20世纪末，结核病将可能继天花之后，成为地球上第二个被消灭的传染病。

人类也许高兴得太早了。50年的消沉和平静绝不意味着结核杆菌的彻底臣服和全线溃败，它们卧薪尝胆，蛰伏变异。美国人的话音刚落，看似奄奄一息的“白色幽灵”就以更为顽固的形式向人类发起反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近年来，结核病在全球各地死灰复燃。1993年4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发布《全球结核病紧急状态宣言》。1995年，全世界有300万人死于结核病，是该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大大超过了结核病流行的1990年。目前，结核病成为了传染病中的第一杀手，全球有结核病患者2000万，每天仍有5000人死于结核病，而每年罹患结核病的人数超过800万，其中，95%来自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

我国结核病疫情也不容乐观。在我国，结核病的感染总数占全球的18%，这一数字仅次于印度，高居世界第二。2010年，我国全人口结核病的感染率为44.5%，农村人口高于城市人口。

在上世纪50年代那些振奋人心的抗结核药物被发现后，人们已经很久没有发明有效的新药品了。相比于人类的停滞，瘟疫却从没停下自己侵略的脚步。越来越多的病人感染上了更加强大的“耐药性病菌”。“耐药性病菌”对普通治疗结核的药物免疫，让结核病治疗陷入了进退维谷、左右两难的境地。

当然，对于结核，人们也不必太惊慌。如果保持空气流通，经常锻炼身体，注意预防感冒，多数人都可以远离结核病这个恶魔。我们期待着有一天，结核病的哀愁和不安将一去不复返，而彻底消灭结核病后的明天，人类才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