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以表彰他在体外授精技术领域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在获奖的第一时刻，85岁高龄的爱德华兹因为健康原因，已无力接听诺贝尔奖评委会告知其获奖消息的电话。更遗憾的是，最有可能与爱德华兹分享诺贝尔奖的另一位科学家没能等到这一天，爱德华兹的亲密“战友”、与他一同创立试管婴儿技术的英国妇产科学家帕特里克•斯特普托在1988年溘然去世。按照规定，诺贝尔奖不能颁给已经去世的人。

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诺贝尔奖，早在十几年前，罗伯特•爱德华兹就应该得到它。可他所带来的技术，无疑是向人类社会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为伦理、宗教、社会管理带来了重重挑战。人类不得不用更长时间来审视它、接纳它。它就是试管婴儿。

1978年7月25日，一名女婴的诞生成了当天全球媒体竞相报道的头条新闻。这一天的23时47分，人类历史上首例试管婴儿以剖腹产的形式在英国皇家奥尔德姆医院诞生，她的名字叫路易斯·布朗，重五英磅十二盎司。

试管婴儿的诞生，对罗伯特·爱德华兹而言，是多年坚持研究的结果。上世纪50年代，正是体外授精技术萌生的时代。当时美籍华人生物学家张民觉的研究表明，兔子的卵子可在试管中授精并发展成胚胎。而爱德华兹则在当时敏锐地意识到，体外授精方法将会是人类治疗不孕症的一个重要途径，并由此开始了他穷极一生的研究。

尽管动物的试管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早就有成功先例，但人类卵子的生命周期与兔子、牛完全不同。人类卵子如何成熟、不同荷尔蒙如何促使卵子成熟、何时适合授精、哪种精子更易被接受，都需要爱德华兹将谜底一一揭开。

牵涉到人类生殖的课题实在太敏感了，试验之初，爱德华兹就遇到了重重困难。他根本找不到实验材料——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卵细胞放入这场“荒谬的实验”。妇产科医生听说他们收集卵巢组织的要求后纷纷摇头，还有人直接指责他是“疯子”。最后，是爱德华兹的好友、妇科医生莫利·露丝为他提供了在手术中切除的卵巢，才使爱德华兹的试验能够进行下去，一项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伟大发明才没有胎死腹中。

面对困难，爱德华兹并没有退缩。1967年，爱德华兹与发明了腹腔镜技术的妇产科医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取得联系。1968年，他们开始了举世闻名的合作，进行人的体外授精研究。1969年，实验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爱德华兹首次成功地实现了人类卵子的体外授精。

然而就在此时，爱德华兹遭到了最激烈的反对。在西方文化和宗教环境中，孩子是“上帝的礼物”，孕育孩子是一种夫妻性的自然过程，人工生殖技术却颠覆了自然繁衍的一般秩序，使实验室里诞生婴儿成为可能。宗教界认为，人类的繁衍是由上帝控制的，怎能由人类“操控”？他们要求爱德华兹立刻停止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公众担心的是，体外授精和胚胎移植会“培养出畸形的怪物”。一些人认为，这种研究压根就不该进行。1971年，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诺贝尔奖获得者、被誉为“DNA之父”的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就严苛地对爱德华兹说：“要继续你的工作，你就得在必要时杀婴。错误是无可避免的。”

在一片争议声中，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也以“不符合伦理”的理由，决定不再资助爱德华兹的体外授精实验，两位科学家只能依靠个人捐赠的少量资金维系研究。

爱德华兹平静地忍受了这一切。他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有个孩子，没有什么比孩子更特别的了。”这也正是他20多年坚持不懈研究的动力。

与此同时，许多渴望得到孩子的不孕女性不顾社会阻力，为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提供卵子，供他们试验。1976年，约翰·布朗和莱斯利·布朗这对饱受不孕症折磨的夫妇走进了爱德华兹的诊所。因为每个月将卵子从卵巢送到子宫的输卵管阻塞，卵子无法正常受精，布朗夫妇婚后9年未育。而在他们之前，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的试验已经失败了101次。对他们双方来说，这似乎都是一项“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努力”。

几天之后，爱德华兹成功地从布朗太太体内提取一颗正要离开卵巢的卵子，在培养液中与她丈夫约翰·布朗的精子结合，发育成8个细胞的胚胎，最后植回到布朗太太的子宫内，一个月后，布朗太太成功怀孕。经过十月怀胎，顺利产下了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

2007年1月12日，29岁的路易斯·布朗又通过自然分娩的方式产下一名健康的男婴，这一喜讯打破了人们对“试管人能否自然受孕”的重重疑虑，也用事实证明了试管技术的安全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试管婴儿技术已经传遍世界，400多万人由此诞生，而且这400多万人正在陆续繁衍他们的后代。试管婴儿正成为世界人口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英国和澳大利亚，通过试管婴儿等辅助生育技术出生的新生儿已经分别占到全部新生儿的1.2%和3%。平民化了的试管婴儿，正像一个欢乐天使，为众多经历了无数次失望的家庭带来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