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打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全世界有22%的慢性病患者在短时间内受到严重影响，死亡率显著上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他们应该怎么办？
早在2007年，肖飞教授就和他的老师吴孟超院士，还有沈锋教授一起提出了“与疾病共生存”的观点。这个观点当时提出来的时候比较有争议，也比较新颖。因为传统的观念都是要消灭疾病，战胜疾病，而“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是饱受争议的。
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社会人士接受了这个观点，其中有的是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有一些无奈。这个理念于2007年发表在《中国医学论坛报》上。
“与疾病共生存”，是一个事实，也是一种无奈。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疾病？疾病的定义是，由于内部或外部的因素造成我们的器官或机体出现一些损害或损伤，导致了功能障碍，以及生活质量下降的状态。
“与疾病共生存”为什么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呢？首先，我们有内部的损害，大家都知道自身免疫性疾病是我们识别自己，敌我之间出现了问题，把自己的器官和组织当做敌人，去进行免疫反应或者炎症反应，从而造成损害。肿瘤也是这样，我们在生下来以后，细胞在不断地更新和复制，中间出现了错误，而这种错误没有被我们的免疫系统所监控、识别，没有把它给处理掉。或者是整个自杀功能都没有启动，出错细胞出现了一个永生状态，去争夺资源，不断地复制，最后直到它不可控地生长，导致我们生命的终结。
其次，还有很多外部的损伤。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好的生活习惯，什么是坏的生活习惯，但是很难在一生中坚持好的生活习惯，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受到外部的损害。我们没有办法在大环境和小环境下去完全改变，包括微生物，我们周边还有身体内部都有微生物。再有遗传，我们目前是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基因。
还有一个更加没有办法避免的是衰老。在衰老过程中，我们可以想办法延缓衰老，但是几乎没有办法完全逆转衰老。衰老的过程首先就是免疫系统的衰老，我们的免疫识别和免疫抵抗能力都下降了，自然而然会有很多因素造成我们内部器官和系统的损害。
上面列举的这几个因素，实际上人类目前还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们，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其实是一种无奈，所谓的这些损害造成的器官的功能丧失，或者生活质量下降，还有自然的衰老是没有办法去根本逆转的，或者是把这些器官损害和功能丧失完全治愈，所以是一种无奈。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消灭了一种疾病——天花。天花病毒被人类完全控制住了，被清除了（eradication）。现在只有两个天花病毒株，保存在俄罗斯和美国的实验室里，联合国曾经开会一起投票，是不是要把这两株病毒完全消灭掉？但是后来没有达成共识，因为人类没有权利把世界上的某一个物种完全灭绝掉，所以目前还没有达成最后的结论。我们之所以能消灭天花，一个是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另一个是病毒本身存在的一些弱点让人类可以征服它。
第一，天花病毒是DNA病毒，DNA病毒是双链的，更加稳定，所以几乎没有大的变异，它的变异程度或者变异频率远远低于新冠病毒的RNA，RNA病毒是单链的。还有天花几乎是接触性感染，直接是人传人，没有中间宿主。现在的新冠病毒溯源达成了一个共识，它是从野生蝙蝠身上跳跃或外溢到人类。天花是人传人，只要我们控制住人其实就可以控制住天花。但是如果出现了其他动物作为中间宿主，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控制自然界。例如禽流感，当这些鸟类在全世界迁徙的时候，我们人类是束手无策的。
第二，天花的潜伏期比较短，发病比较严重，天花感染以后，我们很容易就能识别出来。然后，感染者会出现高热，皮肤出现水泡，然后快速地发展到重症状态，我们很容易找到这些人群并隔离开。
第三，天花几乎没有无症状携带者。而许多其他的病毒，比如新冠病毒，会有很多无症状携带者，他们没有发病但可以传播。
第四，国际地缘政治。在1979年消灭天花之前，世界上有三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第一世界阵营、以东欧为主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阵营。三大阵营达成共识以后，全世界进入了全民接种疫苗的状态，疫苗的作用非常有效。
所以，人类能够消灭天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战胜了第一种疾病以后，大家非常的兴奋，随后联合国把目标指向了下一个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但最后证明我们没有办法根除这种病毒。
病毒是一个含有遗传物质的颗粒。它生活在自然界，没有条件去复制。但是当它一旦进入细胞，就寄生在细胞内，利用自己的遗传物质，利用寄生细胞的整个工厂开始复制自己。所以，病毒在细胞外是含有遗传物质的颗粒，到了细胞内就变成了可复制、可传代的微生物了。
从基因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有31亿个碱基对，其中8%是来自病毒，也就是说病毒在我们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间起到一个很重要作用，它嵌入到我们的DNA里，甚至有些病毒的功能性基因还表达出对应的蛋白，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其中有些关键功能，比如说胎盘的形成，目前就有科学证据表明与嵌入到我们DNA的逆转录病毒有关。所以，病毒已经在我们身体内了，我们已经无奈地跟它们共生存了。
从生命进化的角度来看，目前有较强的科学证据表明，从地球生命出现的那一刻起，从一些小分子的化学物质到了一个可能的生命体，可复制、可不走样的传代的中间状态就是病毒。它存在体外的时候是一个颗粒，但是携带着遗传物质RNA或DNA。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消灭天花的成功不容易复制。从1979年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我们仍然没有消灭脊髓灰质炎。而发生在我们国家的SARS和禽流感，在一段时间内就消失了，这是通过人民的战争，通过最传统的隔离、封城，把它们给控制住了。其实，这两个病毒的传播力并不是那么强，还没有进化到一传多的能力，偶尔出现一个超级传播者就被控制住，实际上这些病毒并没有去大范围地扩散开来。
与病毒共生存是事实还是无奈？
回忆一下1918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据说当时世界上有接近5000万人死亡。这次流感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现在还会季节性地出现，为什么会这样？H1N1病毒本身是一个RNA病毒，RNA病毒还取决于它的传播力怎么样。禽流感在中国是昙花一现，后来被控制住了。其实它的传播力是有限的，还没有进化到可以结合人类上呼吸道的黏膜细胞，它没有进化到更强的传播力，虽然它致死率非常高。
我们现在面对的新冠病毒，它的传播力在不断地进化，在外溢到人身上的时候，因为它的一个蛋白相对应的基因出现了变异，然后它可以结合我们的ACE2受体从而进入细胞，传播力当时认为是1传2.6个人。但是在它变异过程中间，据科学家研究，德尔塔（Delta）病毒已经超过了1传2.6。如果有60%的人群接种疫苗，应该可以建立起免疫屏障。但如果它的传播力加强了，就像麻疹病毒一样，麻疹病毒的传播力可以达到1：9。我们就需要扩大接种人群，建立免疫屏障。
还有就是新冠病毒的复制能力，德尔塔病毒的载量成百倍的上升，意味着什么？复制能力更强了。还有一系列的复制酶的活力也更强了，病毒躲避免疫屏障的能力也更强了。目前的疫苗是针对病毒的S蛋白，如果它的空间构象出现了变异，那抗体结合病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还有变异病毒的致病力可能更强了，导致的急重症更多了。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它进入我们人体后造成了一个叫Long COVID，就是新冠病毒病后综合征，长期造成我们多个器官功能不全或者损害。
所以，虽然现在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是疫苗的发展还是追赶不上病毒的脚步。何况在疫苗诱导的免疫压力下，病毒能够适应它并实现更强的生存和复制。所以，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病毒可能越变越强，越来越适应在这种环境下生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种进化的压力让它不断地突破我们的免疫屏障，造成感染。
我们需要有思维方法的转变。这是科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与疾病共生存”的基础上，接受“与病毒共生存”的观念，同时要有所行动。
新冠病毒打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全世界有22%的慢性病患者在短时间内受到严重影响，死亡率显著上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他们应该怎么办？
所以，在遇到这种疫情的时候，我们要适应一种“新常态”（new normal）。我们怎么样在与疾病共生存的同时，适应这样一个特殊的病毒，把它当做健康的风险因素。就像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一样，都有它潜在的风险因素，但是我们可以去适应它、预防它，并且正确地认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