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监测追踪技术与传统人工调查追踪方式有何不同？尽管数字监控在规模和速度上有明显的优势，但考虑到隐私问题，它是否能给公众健康带来足够的好处，从而证明采用数字监控是合理的呢？数字监控追踪系统的设计选择，对公众健康和隐私有什么影响？

接触者调查（Contact investigations）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手段，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控制结核病和包括HIV病毒感染在内的性传播疾病的人工调查方式。然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的大规模感染为接触者调查带来了巨大挑战，传统的人工追踪方式很难满足当下大规模感染的追踪需求。在中国、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已通过采取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进行数字监控，弥补传统人工调查方式的不足。

美国尚未使用数字监控作为工具，但是谷歌公司（Google）、苹果公司（Apple）、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以及两个泛欧洲联盟以及许多独立机构正在开发蓝牙智能手机技术，当监测到用户有确诊新冠肺炎（Covid-19）患者密切接触史时，可以快速通知用户。数字监控追踪技术与传统人工调查追踪方式有何不同？尽管数字监控在规模和速度上有明显的优势，但考虑到隐私问题，它是否能给公众健康带来足够的好处，从而证明采用数字监控是合理的呢？数字监控追踪系统的设计选择，对公众健康和隐私有什么影响？

数字监控智能追踪与传统人工调查的比较

依托于智能手机的数字监控智能追踪的最大用途是弥补传统人工调查追踪的不足，增强追踪的时效，而不是替代传统追踪。如同美国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最近采取的策略一样，最成功的策略是从大规模的传统人工调查追踪开始的。数字监控智能系统旨在更快地扩大人口信息。

传统人工追踪从向卫生部门报告开始，然后由卫生部门评估风险，询问确诊患者的已知密切接触者，并通过电话或亲自通知潜在接触者风险。在某些国家，患者没有绝对义务披露其接触者，卫生部门相关人员也不会将患者的姓名告知接触者，但在某些情况下，知情人士可以推断出索引患者是谁。

相比之下，如果用户与确诊为Covid-19的患者有过密切接触，数字智能追踪系统会迅速通知相关用户。这些系统将多层次地保护用户隐私。数字追踪系统将探测彼此间的距离而不是地理位置，从而避免生成暴露智能手机用户出行地点信息的集中数据库。此外，下载和使用此类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是自愿的。根据Apple和Google最近的合作成果，使用iOS或Android系统智能手机的个人可以选择是否开启跟踪，就像用户选择开启或关闭定位服务一样。确定接近度的技术依赖于在电话之间来回发送的匿名信号（称为“Chirps”）。Chirps不包含任何识别信息，可以确保用户隐私。个人的Covid-19诊断结果仅提交给公共卫生部门。

当公共卫生机构应用数字监控的时候，用户的权限必须得到充分认可。苹果和谷歌计划只有在卫生部门批准授权的情况下才使用其应用程序。卫生官员将确定医学上的密切接触（距离和时间），向已确定的接触者发送有关自我隔离、症状检查，以及通知医疗和公共卫生人员的卫生信息。在公众信任Apple、Google的前提下，必须使其确信公共卫生人员绝不会将数据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用户控制vs 集中方式

目前，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数字监控追踪方式：一种是中国、韩国、台湾地区等地青睐的更加集中的方式；另一种是Apple-Google开发的系统支持的分散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方式，一些欧洲国家也青睐这种方式。例如，中国政府对个人出行地进行监控，建立了感染风险评估系统，依次分“红色、黄色、绿色”三个等级，只有在评估等级为“绿色”时，方可自由进入公共设施、工作场所或旅行。韩国利用数字监控对违反隔离或社交隔离令的个人进行执法和罚款。台湾地区增加了智能手机位置跟踪功能，以监测和制裁违反隔离要求的行为。以色列最初利用卫生部的国家安全法律权威实施数字跟踪，但最近以色列高等法院发现，这种监视是在行政命令下进行的，而且没有得到立法批准，因此缺乏继续进行下去的充分法律依据。重要的是，数字监控系统的成功实施，依赖于资源充足、部署迅速的人工追踪手段。

在自动追踪系统的设计上，欧洲出现了分歧。各国同意需要数字系统来自动识别感染者的接触者，但对于当地卫生部门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应该获取个人信息的程度存在分歧。一些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倾向于更集中的做法，即公共卫生部门可以立即收到已识别联系人的个人信息。其他国家（如奥地利、爱沙尼亚、德国和瑞士）倾向于按照欧洲学者小组的一项名为“DT-3P”的设计进行权力下放；在该设计中，接触者会收到与感染者接近的通知，但只有当个人选择这样做时，才会通知公共卫生部门。苹果公司、谷歌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设计均与这种分散的方法一致。在美国，联邦政府尚未发布一项全国性的政策。

最佳设计：平衡健康和隐私

尽管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但如果广泛采用数字监控追踪系统并将其纳入全面的公共卫生战略中，数字系统将为遏制SARS-CoV-2的传播做出重大贡献。最终，在公众的生命安全与隐私权之间，可能需要权衡取舍。

数字监控追踪技术应增强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但不能取代它们。主要的公共卫生手段包括大规模的人口监测、人工追踪、隔离和病毒核酸/抗体检查。保持社交距离对于减缓传播和减缓卫生系统的压力仍然很重要。尽管开放经济很重要，但过分依赖数字跟踪或将导致疫情复发，并增加医疗系统的压力。

如果没有广泛的应用，数字系统则不能有效地补充传统方法。最近的一项模拟表明，只要80%的智能手机用户（即总人口的56%）使用该数字追踪应用程序，Covid-19大流行就可以得到遏制。新加坡志愿系统的初步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4月21日，只有20%的人安装了该系统。即使在紧急情况下，美国公众也不大可能接受实施数字追踪的措施。维护公众信任度仍然是遏制Covid-19大流行的重要事宜。

由于在必要的时间内，大部分用户不会联网，而且有些人不会注册Covid-19诊断系统，因此仅靠数字系统无法确保安全。公共卫生官员必须向公众普及数字追踪系统的缺陷。否则，公众可能会获得安全的假象，从而导致冒险行为的增多。一般用户，由于并不非常清楚网络的规模或分享比例，很难解释数字应用程序的反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尽管数字追踪已成为一种公共卫生工具，但重要的是要避免在工作场所、执法部门或移民等情况的二次延展使用。雇主可能会要求将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反馈结果作为返回工作岗位的条件。医院可能会优先考虑检测和治疗的结果。考虑到目前的技术状况，这两种情况都无法保证。确保针为侵犯隐私和未经授权的使用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将提高社会公众对数字系统的接受程度。

一旦一个应用程序进入公共领域，其在智能手机环境中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则越大。为了避免长期使用，即所谓的功能潜变，特别是在非公共卫生情况下，联邦或州政府对数字追踪程序应用的授权可以与Covid-19紧急声明的持续时间相联系，并设置自动关闭。还可以将应用程序设置为固定期限后自动卸载，并且自动删除个人数据。

公民自由和公共卫生之间的权衡

尽管公共卫生和公民自由是协同作用的，但它们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为了提高数据的利用率，政府可以强制或激励这些技术的使用，并允许雇主和企业使用数据。国家卫生部门也可以为更广泛的监控目的寻求获取数字数据的途径。鉴于目前这些数字监控追踪技术背后的证据基础并不十分稳固，强制使用它们目前看起来还为时过早，因此很难在隐私和自主之间权衡不确定的公共健康利益。激励措施似乎更为适用。只有在试点项目和模型提供了充分的科学证据来评估公共卫生对隐私和其他成本的影响时，才有必要广泛部署。（编译：贾盛崧）

参考文献：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20;323:2371-2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