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的科学不是由奇迹机器产生的，而是由将科学好奇心与问题解决联系起来的机构产生的。大学和科学组织应该聚在一起，制定一个计划，以提供更好的社会价值，而不给纳税人增加额外成本。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运行着所谓的“奇迹机器”。通过联邦科技投资，奇迹机器定期催生了惊人的进步。

2017年6月底，共和党领导的美国国会提出了预算计划，忽略了特朗普总统建议的对科学机构的削减计划。这是为什么？根据许多科学家、科学倡导者和民主政界人士的说法，这些共和党人既往并不是这样，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对科学发动“战争”。

这其中的缘由是，支持自由市场的共和党人和学术科学家有着共同的信念：不受约束的、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基础。控制众议院科学、空间、技术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在3月的年度立场声明中写道，“物理科学的基础研究”是“具有最大科学突破潜力”的领域，“其突破将有利于新的行业和美国的就业”。另外，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主席Maria Zuber将这类研究称为“技术生态系统”的“基石”，也反映了相同的情绪。然而，这种共同信念的问题在于，它是误导的，而且通过继续秉承这一理念，科学家将研究事业本身置于了危险之中。

数十年的学术研究表明，当基础科学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背景下进行时，其在促进社会目标方面最为有效。约25年前，经济学家Nathan Rosenberg和Richard R.Nelson写道，广泛接受的基础研究的定义，并不纳入“实际应用”这一理念，这是“不幸的，确实非常奇怪”。

然而，当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Daniel Sarewitz及其研究助理检查了超过100篇过去12个月《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提到的基础科学或基础研究的文章时，他们没有发现一篇挑战了以下观点：基础科学（故意分离了应用的考虑）是技术进步的来源。事实上，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的主席Eric Lander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主席Eric Schmidt在5月的《华盛顿邮报》上发文，并将基础科学的投资描述为驱动经济的“奇迹机器”。

当然，如创新的所有方面一样，偶然性和好奇心在科学中发挥着一定作用。无论是研究果蝇基因的Thomas Hunt Morgan，还是从水母中分离绿色荧光蛋白的Osamu Shimomura，来自伟大科学家的想象力的奇迹是充满诱惑的。但现代创新的历史（如疫苗、飞机或互联网）大多显示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理念：基础科学的重要贡献是建立在“应用启发”的研究之上的，而不是只留下科学家和他们自己的设备。

经过20多年的推动该理念的努力，Daniel Sarewitz不再感到惊讶：科学家们不愿意接受它。在推进支持其政治利益的信念方面，科学家只是表现得像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与奶农或首席执行官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奇迹机器的神话”危害科学和社会，因为它使科学家免于其责任、管理和对人类需求的响应。对于诸如质量差的出版物、超强竞争和炒作的问题，这些问题被放任恶化的原因在于“奇迹机器的意识形态”——给我们钱，让我们独自待着，我们将解决世界的问题。

科学家可能有理由抱怨，这些问题至少部分是因为资助者主张的“可转化”的想法，而不是因为他们对自身创造力的追求。毕竟，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转化科学中心到英国的研究卓越框架，科学家正在被推动证明他们的研究的影响。但是，这种推动“可转化”的想法反映了一个问题——“创新从孤立的基础科学开始”是一种错误的信念。

学术科学家可能会松了一口气：共和党议员相信这个奇迹机器，并保护其资金。但是，随着夏季的继续到来，Daniel Sarewitz期望，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等机构中，共和党人及几个非党派将执行一些特朗普拟议的任务导向计划的资金削减。一些有针对性的计划（如NIST的“制造业美国”）旨在精确地整合促进创新的研究和应用开发。

学术界可以退后一步并默许这类有害的削减，作为维持其奇迹机器的代价的一部分。同时，政治家们可以说，在预算困难的时代，他们只是遵循科学家的建议和给予基础科学以优先。作为以上的代替，科学家应该与政策制定者合作，对“研究如何优先和组织”进行改革。如果科学机构加强了研究议程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联系，并且抵消了“通过出版物和拨款（而不是创造有社会价值的知识）来衡量科学家的事业”的有害激励，那么科学系统可以取得巨大进步。

非凡的科学不是由奇迹机器产生的，而是由将科学好奇心与问题解决联系起来的机构产生的。大学和科学组织应该聚在一起，制定一个计划，以提供更好的社会价值，而不给纳税人增加额外成本。国会可能只是倾听，科学和世界将会受益。(作者：黄希瑶)

参考文献：Nature 2017;547: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