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柳叶刀》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并发性流行病（Syndemics）的文章，包括“并发性流行病和健康的社会生物概念”（Syndemics and the biosocial conception of health），“非传染性疾病并发性流行病：低收入人群中的贫穷、抑郁和糖尿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 syndemics: poverty, depression,and diabetes among low-income populations），“并发性流行病脆弱性和健康的权利”（Syndemic vulnerability and the right to health），以及“共同发生的流行病、并发性流行病和人群健康”（Co-occurring epidemics, syndemics, and population health）。
并发性流行病是理解人群中多种疾病的概念框架，这些疾病可被人群所在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所加重。并发性流行病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混成词，或者共患病（comorbidity）的同义词。并发性流行病的特征是存在两种或多种疾病，疾病之间发生不良交互作用，对每一种疾病的轨迹产生负面影响，增加患者面对疾病的“脆弱性”，并可因社会不公平而变得更加有害。
也许并发性流行病方法的最独特特征是，强调个体生活的情况和环境。换句话说，并发性流行病从根本上依赖于环境（context）。并发性流行病的概念最初由医学人类学家Merrill Singer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用来描述药物滥用、暴力和艾滋病（substance abuse, violence, and AIDS，SAVA）之间的交互作用，当时这造成了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全面的健康危机。在研究吸毒者的艾滋病预防时，研究人员注意到了影响风险的多种因素，诸如缺乏住房和贫困等结构性因素，以及诸如歧视和缺乏支持系统等社会因素，这一切都加重了疾病负担。
研究人员观察到，这些因素并不是平行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和累积的，这为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了“分支点”。在这些领域，研究人员取得了明显进展：人们认识到，关于对抗和治疗疾病的干预措施，必须采取更加多因素的措施；然而，目前仍存在很大的需求和机会来更广泛地应用治疗并发性流行病的原则。因此，对于并发性流行病的研究表明，存在着更广泛应用综合应对方式的巨大需求和机会。自SAVA这一词语被确认以来，出现了更多的纳入“艾滋病”这一组分的并发性流行病的描述，例如在南非亚撒哈拉区域的HIV-营养不良-粮食不安全的并发性流行病。此外，其他现有的和新兴的并发性流行病概念关注于非传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NCDs），例如在从墨西哥移民至美国的女性中存在“暴力、移民、抑郁症、2型糖尿病和滥用”（violence, immigration, depression, type 2 diabetes, and abuse，VIDDA）。
无论是传染性疾病还是NCDs，或是发生在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countries，LMICs），都有相似的机制在发挥作用，促使已有的并发性流行病长期存在或恶化。具体来说，环境的快速变化可能会产生有利于并发性流行病进展的条件。例如，全球化模式通过增加高卡路里食品和加工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迅速且根本地改变了LMICs的饮食习惯，最终极大地提高了2型糖尿病患者的比例。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相关的保护性卫生措施或基础设施的破坏，可能会对特定人群造成不同程度的有害影响。
美国的政治和公共卫生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它们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无法预见的健康危机。由于当前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VIDDA并发性流行病可能只是其他潜在的移民健康相关并发性流行病的先兆。在2017年1月25日美国颁布关于移民政策的行政命令之后，许多以前处于驱逐出境低风险的的人群，将成为移民执法部门工作中的不安因素和不受欢迎的焦点。几家主要的新闻网最近都报道称，医疗保健中心已经注意到，在慢性病例如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中，移民患者的数量呈下降趋势。有证据表明，相较于其他族裔群体，西班牙裔的患者更少前往医疗机构就诊，但是由于最新的行政命令的威胁，墨西哥移民突显出更高的脆弱性。从临床角度来看，对于将研究的焦点从为何患者出现不良预后（例如血糖失调）转向研究促进该状况发生的其他因素，应用并发性流行病方法是新颖且有价值的。
尽管目前对于可能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临床执业人员和公共卫生干预者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但是并发性流行病的框架允许通过了解某些疾病和状况的复杂性质，减轻这些负面效应，以及解决引起这些效应的一系列因素。在实施具有社会意识的医疗上，并发性流行病提示，环境因素是其中的关键。(作者：赵永刚)
参考文献：Lancet 2017;38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