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科学游行”中，世界上大约600个城市的成千上万的人进行游行和集会，向公众提醒科学的重要性，要求科学知情的政策，反对在诸如气候变化和疫苗等事项中的科学否定主义，并倡导持续的科学资助。但在一个极化的社会，我们真正需要抵制的可能是人性——这种相信我们想要相信的事实的冲动。

“人一旦采纳了一个意见，会用其他所有东西，来支持和同意它。” Francis Bacon（“经验主义之父”）在17世纪得出这个结论，大约350年后，三个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证实了其有效性。他们招募了对死刑有强烈信念的参与者，并向他们展示了两项使用类似方法的研究：一项研究表明死刑有效地阻止了犯罪，另一项研究的结果正好相反。参与者被要求评估证据的质量和说服力，结果，参与者认为与他们既往信念相矛盾的研究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糟糕，并且出人意料的是，暴露于该因素后，导致了两组之间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两极分化。研究人员对这种“偏见同化”（biased assimilation）的机制进行了猜测，我们可能将不确定证据的弱点解释为我们自己信念的证据，又或者坚持对既往信念破坏较少的“替代解释”（选择最接近既往信念的解释）。

在一个“替代解释”变质为“替代事实”的时代，《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全国记者Lisa Rosenbaum在波士顿的“为科学游行”（March for Science）期间想起了斯坦福的研究。在“为科学游行”中，世界上大约600个城市的成千上万的人进行游行和集会，向公众提醒科学的重要性，要求科学知情的政策，反对在诸如气候变化和疫苗等事项中的科学否定主义，并倡导持续的科学资助。但在一个极化的社会，我们真正需要抵制的可能是人性——这种相信我们想要相信的事实的冲动。

信任在哪里被打破？

“不相信科学是普遍的”这一信念实际上本身就有点不科学。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Cary Funk说，事实上，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数十年间保持稳定。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与其他团体相比，人们更加信任科学家（除了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之外），其他调查表明，10个美国人中有7个相信“科学研究对社会的正面效应多于负面效应”。

信任被打破的地方是在特定的主题方面，例如气候科学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相信来自科学家的信息。虽然理论上人们可能相信科学，但当面对他们不想相信的事实时，他们试图“证明”产生这些事实的过程是不可信的。那么，科学过程中是否有特别的“痛点”可被人们用来驳斥其不喜欢的科学发现？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Daniel Gilbert说，“科学事实”（scientific fact）这一短语本身就是个不好的开端，他回想其在医学院的第一天听到的警告：“我们将要教给你的，一半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半”。Gilbert指出，“除外其他选项，科学是找到真理的最糟糕的方式”（科学虽然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没有更好的方式），“只有不断地改变我们的想法和观点，我们才能越来越接近真理”。

然而，这种科学的“脆弱性”（不确定性）常被用于驳斥循证建议。由于不确定性、公众利益和偏好，营养科学可能是存在最多不信任的领域。事实上，由于对照、盲法试验的不可克服的挑战，大多数营养科学的怀疑是有必要的。营养科学具有其独特性，因为我们都要“吃饭”，听到我们所爱的食物可能导致阿尔茨海默病或卒中，是令人扫兴的。这些因素为驳斥科学过程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当你们（科学家）不断改变想法和观点时，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关于某某的证据？”

改善科学传播

当我们向公众呈现具体的科学发现时，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构建它们：表示它们的不确定性程度，从而实现持久的可信度。正如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Tim Caulfield提出的，在报道新发现时，媒体可以用文献所说的结论性的内容开头；然后，读者可能会理解，一些“偏差信息”不太可能是真的。另一个容易丢失的因素是证据质量。正如临床指南指出支持它们的证据水平，科学新发现的报道，也可增加关于证据等级的背景。

在Caulfield的经验中，人们对于与其信念相矛盾的科学共识，最常援引的驳斥理由是，科学因政治的干预、科学家的野心和行业资助而腐败。此外，这种科学腐败的看法往往来自真实的故事（narrative），即使这类故事是罕见的。认识到这种故事在促进科学不信任方面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听说过不能重复的实验、仍未发表的负面发现及偏倚的普遍存在。学术界被一种奖励结构所“鞭打”，这种奖励结构支持“数量超过质量”、“保密超过透明”及夸大结果的显著性。
在一个社会媒体奖励那些最大声和最具有道德正义的世界中，对揭露愚蠢荒唐之事的偏好，可能会促使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的现象：群体中大多数人不相信该愚蠢之事，但认为其他人都相信这件事（群体多数成员私下拒绝一种行为模式，但是错误地想像其他大多数人都接受它）。Gilbert认为，在心理学领域的“重复危机”（replication crisis）的辩论中，也存在类似的事情。2015年，一组知名心理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并广泛报道在媒体上，结论是超过一半的心理学实验未能复制。之后，Gilbert及其同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出了其研究方法中的三个关键缺陷，表明该研究未能阐明实验复制失败的真实频率。不出所料，文章中说的“心理学处在危机中”受到的公众关注远比公开信中说的“我们真的不知道真实的比例”多得多。这封公开信确实受到心理学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写信给吉尔伯特说，他们同意他，但害怕发声。

Gilbert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害怕逆转公众讨论的方向，他怀疑这可能源于一些更广泛的结论：科学是腐败的，因此可以合理地被忽略。人们辩论不同的观点对于科学进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过程，他们本来可能得出结论：“Gilbert是错误的”，但他们现在得出的结论是“Gilbert是邪恶的”。害怕冒险进入争论意味着：比起科学的拥护者，公众更多听到了批评者的声音。

改变“故事”

Robert Young是一位关注气候科学等问题的沿海地质学家，反对“为科学游行”，他写道，“我们需要讲故事”，“不是游行者”。Lisa Rosenbaum对游行者的动机感到共鸣，但也基本同意Robert Young的观点。

著名的心理学家Daniel Wegner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叙述，即他在11岁时开发的关于两类科学家的理论：犯错者（bumblers）和指出者（pointers）。虽然Wegner指出，当犯错者犯错时，指出者广泛且热情地将其宣告，典型的犯错者则在羞耻中瘫痪相当长一段时间，但Wegner也强调了指出者的必要性。Wegner描述了驱动科学进步的两个基本冲动：“我们必须知道真相”和“我们必须避免错误。韦格纳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要建立知识，我们需要犯错和指出错误，以及相信和怀疑”。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倒退，我们将承担无法完全了解一个领域的风险。

在真理寻求和怀疑之间实现正确的平衡，对于科学过程和如何构建其发现是至关重要的。Lisa Rosenbaum怀疑，目前的Lisa Rosenbaum的不信任气氛，反映的并不是科学误差或不确定性的增加，而是“指出者”抓住话语权的传播环境。大声被认为是有代表性的。

当我们为“改变故事”制定战略时，Wegner关于“思考抑制”（thought suppression；试图避免想起一些我们宁愿忘记的事物）的工作同样重要。正如Wegner所证明的，当人们被告知不要想白熊时，他们发现自己无法思考其他任何东西。此外，还存在一个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如果我们试图抑制一个想法，之后又被允许可沉迷于该想法，我们沉迷的程度远远超过最初未抑制时（越是抑制住自己的想法，因反弹效应会产生更多的想法）。因此，虽然在传播科学时集中关注科学失败会提高公众不信任的风险，但补救办法并不是隐藏科学错误。这种隐藏科学错误的抑制将引起“反弹”，无疑会加剧进一步的不信任。相反，我们必须学会讲故事，并强调，使科学正确的东西是持续承认科学错误的能力。(作者：黄希瑶)

参考文献：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7;377:188-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