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andMe是一家提供基因检测服务的互联网公司，采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经营模式。23andMe成立于2006年，总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城（网址：www.23andMe.com）。其创始人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是Google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的前妻，毕业于耶鲁大学生物学系。

23andMe的“23”代表人体中的23对染色体，而“Me”的寓意是公司的宗旨是向客户提供完全个人化的基因信息。公司不是在医生的要求下做检测，而是直接向客户提供基因检测服务。正如它的宗旨所述，23andMe要成为世界上值得信赖的个人基因信息的来源。

23andMe最主要的业务就是向全民推出针对个人的全基因组测序。当全世界的科学家们还在为探索人类基因组奥秘努力时，消费者只要花费99美元（2014年3月27日的官方网站报价）就能在23andMe公司完成个人基因组测序。

顾客只需要在网上订购该公司的个人基因组检测试剂盒（personal genome test kit），再将受试者的唾液储存于盒内的试管寄回23andMe公司；数周后客户便可以通过在线的方式查看检测结果。除了提供潜在疾病的预测以外，检测报告还提供受试者的家谱、饮食、病史等相关信息，帮助顾客了解自己为何喜欢一些食物或者味道，另外还能了解顾客和一些历史名人的遗传关系。

对于如此特殊的服务，2008年《时代》杂志年度最佳发明奖颁给了23andMe的个人基因组检测试剂盒（personal genome test kit），而此前获此殊荣的分别是大名鼎鼎的iPhone和YouTube。

23andMe公司除了从个人基因组测试服务中获取直接的商业利润之外，还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该公司拥有的基因组数据库随着顾客的逐渐增多而在不断增长，目前已经拥有超过50万人的数据。这个庞大的个人基因组数据库是极为宝贵的第一手的科研资源，通过这些数据23andMe可以进行更多更高层面的研究，获得更多的科研成果。

Myriad Genetics公司也有类似的问题。在2006年Myriad Genetics宣布不再共享其BRCA1/BRCA2变异信息时，该公司已经建立了至少包含14300条BRCA1/BRCA2变异信息的数据库。

虽然BRCA1/BRCA2的“共享临床报告”项目已经启动，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在公众领域建立一个足以对抗Myriad公司的数据库，至少得花上几年时间。而就在这“追赶”之时，Myriad或许早已获得可喜的科研成果。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研究向前迈进；对于盈利性公司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有重要发现，公司便可以获得相关的专利权，进一步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

如此看来，这项生意可以说是“无本万利”。但是，由“专利”引发的社会争议接踵而来：“专利”的盈利性和限制性会不会限制相关科学研究的发展呢？使用顾客信息进行科研，最终又将从中盈利，这是否有违“道德”？正是这些质疑将23andMe一次一次地推向“伦理争论”的风口浪尖。

23andMe曾获准一项命名为“帕金森症相关的基因多态性”的专利，这是为该公司新鉴定的帕金森症的风险位点申请的专利。23andMe通过网络完成了帕金森患者的招募，对照组的实验数据正是来自于23andMe公司的其他顾客。

23andMe公司一直游走于伦理雷区的原因，正是因为它是使用个人健康信息来作为获得专利的数据；因此它必须接受拷问：这是一家研究所还是盈利性的企业？

2013年9月，23andMe在一片争议声中获得了“定制婴儿”的专利，同时，也使这个声名鹊起的公司陷入了另一场愈演愈烈的“伦理风波”。

尽管这项专利在FDA的审查中遇到了麻烦，但是最终还是被授予了专利权。

这项专利被命名为“基于遗传学评估的供体配子选择”，它为就诊于生殖诊所的准父母们提供了“定制后代特性”的可能。准父母们可以通过这一技术选择配子的供体，并查看后代可能的表型，如乳糖耐受、肌肉性能等。

这场伦理争论集中在“准父母对未来子女的遗传性状究竟有多大的决定权？”众所周知，新生婴儿一旦降生于世，社会就有义务确定，将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来的技术究竟对他有利还是有弊。

反对者认为，让父母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其后代的遗传特性可能会让父母变得非常专制，从而会要求孩子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生活。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是悄无声息地恶化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

支持者则认为，努力使孩子更聪明、更友好或者有音乐方面的天赋有什么不对？从“基因上进行改良”和“给孩子请家教、上音乐课或灌输纪律从而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只不过是方式上的不同而已，为什么不选择更加容易的“私人定制婴儿”？

23andMe是这样宣传“定制婴儿”专利的：作为“遗传计算器”，该专利能够利用供体和受体的遗传信息“计算”出某种显而易见的特定表型的概率，这些表型可以是眼睛的颜色，也可以是某种恶性肿瘤的易感性。

这种“供体选择模式”实际上就是“将配偶和后代工具化”的过程，必将导致“核查清单”式的带有“歧视性”的待人方式大行其道。尽管所有的专利法案都包含有道德伦理条款，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却甚少使用这些条款。

早在19世纪，美国就有一项案例法沿用至今，它规定违背“正确的道德观”的发明创造不应该被授予专利，但是如今在全社会“实用性至上”的功利主义诉求下，美国专利法不幸地被人们忽视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各种遗传、基因组和其他生殖技术越来越普遍，已经有多项技术被运用于防止诞生患有严重疾病的孩子，比如胚胎植入前的遗传学诊断。但是，对于如何划分“疾病严重程度”的标准呢？如何定义“严重疾病”呢？是指“出生后一年内导致孩子死亡的疾病”？还是指“耳聋”这个疾病？又或者指的是“这个孩子不能如父母所愿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

尽管存在这些伦理上的争议，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商业平台上使用健康人的信息将促进我们对与遗传因素和疾病易感性有关的生物学的认识。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法学系教授汉克•格里利认为23andMe公司性质介于研究和盈利之间，这种性质界定标准的模糊不清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事情——通过数百万人的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建立起来的电子健康档案可能带来世界性的改变。

格里利教授说道：“这是社会发展必然的趋势，我预测人们并不排斥这种改变。23andMe公司专利申请带来的问题只是初现端倪，将来我们要面临更大的问题。”

23andMe公司的帕金森病相关专利覆盖了一系列的技术，包括检测个体是否携带特定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簇的技术以及预测个人罹患帕金森的几率的技术；然而作为这些技术基础的SNP数据都是根据23andMe公司的顾客提供的家族史和健康数据而获得的。

约翰•康利（John Conley）是来自教堂山镇的北卡罗莱纳大学的一位知识产权和生物技术专家，他说这项专利不仅引起了“伦理争论”，而且在犹他州盐湖城引起轩然大波：犹他州的Myriad基因公司（Myriad Genetics）对这项专利的获准提出质疑。因为Myriad基因公司曾经获得帕金森病相关的2个SNP位点的专利（BRCA1和BRCA2），但却因为“伦理问题”被判无效。

2011年，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美国分子病理学会与Myriad基因公司的官司”中判决：Myriad基因公司“专利内容”和“专利技术”均无效。随后的申诉中，最高法院未受理“专利技术”的上诉并维持原判，接受了“专利内容”的申诉并支持部分内容有效。

康利认为：“相对于Myriad基因公司，23andMe公司这项专利涉及的‘专利技术’覆盖面更广，甚至包括‘分析某个特定SNP位点的意义’。联邦巡回法院对Myriad基因公司‘专利技术’判决无效的初衷正是意在保证这些在科研领域广泛使用的技术不被‘专利’垄断；然而，23andMe公司被授予专利权则是违背该初衷的。”

斯坦福大学的格里利教授表示，23andMe的帕金森病相关专利引起了更加广泛的质疑，人们对于利用个体的健康信息进行任何一种研究特别是商业研究忧心忡忡。

格里利教授说道：“对于公司如何使用自己的个人健康信息，顾客应该知道多少？有多少个人信息是可以授权被使用的？这一切都是问题。虽然目前我们要求基因公司必须获得顾客的知情同意的授权。但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就我们所知，顾客对这个知情同意其实了解得并不充分。”

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声称23andMe已经非常清楚地在条款和条件中说明该公司所收集的信息将用于商业用途。然而，格里利教授认为这个辩解是苍白无力的，他表示：“顾客的知情同意授权过程并不是像核实陈列在商品包装盒的信息那样简单，而且，包装盒上的那些信息也没几个人会真正去阅读。”

23andMe公司曾面临一个来自于美国FAD的大麻烦，前途未卜。2013年11月25日，美国FDA在其网站上向首席执行官安妮•沃西基公布了一封警告信，认为23andMe违反了联邦法律，因为该公司声称其产品可鉴定针对254种疾病和健康状况的健康风险。然而根据规定，只有获得FDA批准的医学测试才被允许做出此类声明。

北卡罗来纳大学科技法专家和《基因学法律报告》作者John Conley说，这封FDA的警告信异常严厉，好像FDA被激怒了一样。因此，23andMe公司停止了与健康有关的数据解读服务（health-related genetic reports），但是涉及到的祖先检测（ancestry-relatedgenetic reports）等的数据解读还在继续。

目前DNA检测数据解读结果的可信程度仍然存在疑问，需要临床前瞻性试验来验证预测模型的准确性。不准确的结果或者准确的结果告知不充分，都可能会增加无医学知识的普通人心理压力从而导致过度医疗。

对于这个拥有超过50万人个人基因组数据库的基因公司，政策阻挡会持续多久？公司又将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