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英国大画家Samuel Luke Fildes的作品：

那是19世纪末的一个夜晚。画家年幼的儿子高热，奄奄一息. 他请来的医生坐在一旁，关切地注视着患儿。桌上放着吗啡，或许是水杨酸，显然他已经束手无策了。父亲焦急地望着孩子，同时用手安抚着趴在窗边饭桌上的母亲。黎明的微光印在筋疲力尽母亲的背上。据说，患儿在黎明时分死去，尽管如此，画家还是非常感谢守候一夜的医生，感动于他的关怀和陪伴，由此创作了这一不朽的名画。

20世纪，我们发明及应用了超过千种新药，医院越来越大，设备越来越先进，医生队伍越来越壮大，分科越来越细，医疗卫生支出越来越高，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然而，在如此显而易见的巨大改变面前，现代医疗受到的批评、谴责之声却越演越烈，医疗体系中多达10个之多的利益相关方互相抱怨，导致医院遭打砸、医生遭袭击、部门遭谴责，医患互不信任，病人也因此承受着治疗不足和治疗过度之伤，药害事件、医疗纠纷层出不穷。

在科技如此进步的今天，医生再也不用拎着空包走街串巷、无药可用，病人再也不会因小病在家等死，但是，为什么人们对医疗的满意度如此之低？医疗的痛点和难点是什么？痛点和难点的深层病因又是什么？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辩。
This is the work of the British painter Sir Samuel Luke Fildes-The Doctor. It was a nigh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young son of the painter got fever and was dying. A doctor sitting beside the bed was watching over the sick child with concern. There was a bottle of morphine or salicylic acid on the table. Apparently, the doctor was helpless. The father was gazing on his child anxiously, laying his hands on the shoulder of the exhausted mother to comfort her. The mother was sitting beside the window with her back in the light of the dawn. It was said that the child died at dawn. However, the painter was very grateful to the doctor for his care and companion, and thus created this great work.
In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ere more than a thousand new drugs in the market. The hospitals’ capacity and the physicians’ team have a rapid growth. The medical equipment became more advanced. The medical discipline has more branches. Both medical expenses and human’s life expectancy increased. However, in the face of such a dramatic change, the modern healthcare system has been criticized and condemned severely. There are 10 stakeholders within the healthcare system，they blame each other, which caused hospital violence, attacks by patients, condemnation on healthcare department, distrust between patients and physicians. Meanwhile, patients are suffering from inadequate medical treatment or overtreatment. More and more drug-induced injury events and medical disputes are emerging nowadays.
Today,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doctors no longer have to worry about lack of medicines, nor their patients will die at home because of minor illnesses. But why do people have low satisfaction with healthcare? What are the pain points in healthcare? What is the real cause of these pain points? Let us think about it.

一、为什么人们对医疗不满意？

2018年12月22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九届《康复•生命新知》医学高端论坛上，3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专家的投票显示：近半数认为目前的中国医疗体系处于历史上不太好的阶段，各种关系矛盾加剧。

1、在您眼中，中国医疗体系的现状是：

A. 历史上最好的阶段，各种关系得到了解决

B. 历史上比较好的阶段，各种关系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

C. 历史上不太好的阶段，各种关系矛盾加剧

D. 历史上最有希望的阶段，各种关系正在得到解决

而在“生命新知”微信平台对普通大众进行的同一个问题的调查显示：他们中有更高比例的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医疗体系不太好，高达75%，也就是说10个人里就有7.5人这样认为。

对此，参与研讨的专家们揭开了其背后的原因：

1、投入低、合格医生少

张奉春教授：“这些年国家对医院投资很大，建了很多现代化医院，设备也更新了很多，但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不满意呢？我觉得这是因为人民对身体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我们相应的思想转变没有跟上。

我觉得最大的痛点难点是两方面决定：一个就是投资太少。我们作为医生最担心的就是给病人看病过程中，想用的东西却不可以用，或者要计算这个病人的经济能不能承受得了，使得我们被束手束脚，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我就觉得中国医生培训体制有些问题，因此非常合格的医生还是太少。所以说，我们医务人员很多，但是被病人信任的医生和医院太少。举我们风湿科的例子，我们风湿科尽管这些年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医生仍然非常短缺，因此病人总是要往返在各大城市之间、奔波着去看病，而这些医院的风湿科又总是人满为患，他们挂号等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要想解决好这两个方面，一个要加大投入，当然这跟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关，再一个就是要认真地培训合格的医生。我觉得这两点要是解决了，可能医疗难点、痛点会得到一些缓解。”

肖飞教授：“张教授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论点，就是国家的投入还是不够，我们的医院越建越大，病人往返于医院之间和家庭之间让他耗费了很多的精力，所以对这个系统不是特别的满意。”

2、医疗被定位成了消费

游苏宁教授：“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们国家对医疗的投入也是够的，但是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医疗被定位成了消费，消费就是-我出了钱你就得给我弄好，你弄不好你就得退钱。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肖飞教授：“所以游教授的观点是医疗的定位有问题，就是医疗不作为一个公共服务了，变成了一种消费，以这个来挣钱。”

3、中国医疗处于最有希望的阶段

于伟勇律师：“我的答案是D（中国医疗处于历史上最有希望的阶段，各种关系正在得到解决）。医患关系的紧张在前几年其实比现在要更厉害，尽管现在还有伤医事件，但总体来讲，应该是这两年比前几年有所缓和。上海可能比其他地区要稍微更好一些。

2018年大概8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好多有关医改方面的新举措。一个是李克强总理开会说要把医疗健康，包括中国服务要提到新的高度，医改要深化。上海也出了50条，提出健康医疗、健康服务、健康保险，上海已经一步步在走了，已经不是光喊口号。所以从党和政府来讲，咱们医改改到今天，这次好像从力度来讲比以往要更大。我觉得这是希望。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法制。以前出个条例、出个办法要几十年不变，大家怨声载道，近几年尤其是去年开始，我们的司法解释出来了，有了医疗的条例，8月份又出来一个医疗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办法，从这个角度讲，至少在往前走，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我还觉得是有希望的。”

何东仪教授：“我是毫不犹豫的就填了D。我们家是几代做医生的，我在比较当中，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医疗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为什么？因为随着医学的发展，诊断技术、新药大量涌现，对一些疑难重症的机制大量阐明，所以对病人的治疗手段更多，成功率大大提高。虽然现在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但是国家在解决。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痛点就是广大劳动人民对健康生活的追求，跟实际医疗提供的不足之间的差距造成的。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等，实际上国家有许多政策，包括分级诊疗，包括药物降价，包括现在要带量采购等等，总体来说还是不停地在解决。实际上这种矛盾在发达国家当中也是存在的。3、5年以后，哪怕10年以后，随着这些关系的理顺，随着国力的提高，我想这些医疗痛点可能没现在那么痛。痛点总会有的，因为矛盾始终是存在的。”

陈凯先院士：“我本人是选择了D。现在医院出现的矛盾问题受到社会关注的程度是空前的，是过去各个历史时期没有的。过去我们在经济、科技、医学发展的水平还不够高的时候，好像问题还没有这么突出。今天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医学治疗的水平，医院的装备、技术条件，医生的培训，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大家对于医院意见反而受到社会上的关注。

我觉得中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对健康的追求和期待更高，而现实和期待之间有差距，另外我觉得大家对维护权利的意识也在增强，所以发生一些问题以后，有时容易处理不当。

我觉得随着医改、医学、科技的进步，我们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二、中国医疗主要痛点何在？

在医疗中，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对此，在医疗领域工作多年的医生们有自己的看法。

2、您认为中国医疗卫生最主要的痛点为：

A. 看病难

B. 看病贵

C. 医患矛盾

D. 医疗不公平

这样的结果与普通民众的观点不谋而合，在“生命新知”微信平台上对同一问题的调查显示，“医疗不公平”得票最多，47%的民众都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医疗痛点。

肖飞教授：“对这个问题大家的投票集中地反映到了医疗不公平的这个答案。张教授，您答的是哪个？”

张奉春教授：“我答的是D（医疗不公平）。因为我们作为医生能接触各个阶层的人，我自己觉得有人的医疗得到非常好的保障，而有的人却一点儿都没有，他们每次来，真的是看到他们从贴身的衣服、缝得密密麻麻的线里面掏出钱来，有时候我真的是感觉非常悲哀。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一个是投入还相对不足，因为我们看到各个国家的投入，比如美国的医疗卫生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我们才占4%，我觉得这不能使我们国家所有的人能够得到一个基本的保护。特别是有一些病人，他花了钱，甚至倾家荡产，结果病还没治好，一旦他认为还出现了医疗事故，尽管可能不属于医疗事故，但他也会把愤怒发泄到医院，发泄到医生身上。”

肖飞教授：“张主任目睹了很多病人非常凄惨，因病致贫、因病破产的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游苏宁教授：“我也投的D。因为我们国家说看病难，看病贵，实际上是个伪命题。你只要能找到关系，哪位医生都能看。我看过《乔布斯传》，如果乔布斯在中国，那现在可能依然活着，因为在美国他要器官移植的话，不论是谁都要排队等很久。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医疗的公平性问题。”

于伟勇律师：“我的答案也是D。刚才各位专家的意见我也同意，其实这是很深层次的。其实医患矛盾比较大的时候，真正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医疗不公平。这不公平体现在什么呢？机会不公平，得到医疗服务的机率、机会相当不公平、资源分配不公平。有的是历史原因、体制问题，有的是由于既得利益者维持了这种状态，因为对他而言这是最佳的状态、最有利的情况，所以不想改或很难改。怎么改？应该是上层下决心。”

肖飞教授：“所以，医疗不公平必须是从顶层设计着手解决。”

何东仪教授：“我也是选的D。因为我觉得A、B、C。都是建立在D的基础上。为什么呢？医疗不公平牵扯到几方面，一是地域的不公平：好医院、大医院、好医生，相对集中在大的城市，周边城市的居民，他同样来看病，成本就更高，包括交通、住宿等等。第二，经济收入的差异：毕竟有钱人看病的话，无论从他的花销也好，从治疗的疗程也好，他都是能够承担得起的；第三个，还有社会地位的不同。”

肖飞教授：“何院长提出了3点——地域的差异、经济的差异和地位的差异造成了医疗不公平，这是‘因’。”

陈凯先院士：“我选的是看病贵。我们当今社会上，还是有相当多的家庭因病返贫，或者是因为贫困而没有办法很好地看病。可能对相当的一个群体，还是存在这个问题的。有些家庭的经济还可以，但是遇到大病也挡不住。因为有这种状况，所以我认为看病贵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在当今，医学发展得非常迅速，逐渐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形成了当今的医疗模式、医疗体制，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进行过一次调查，这个调查就讲到，当今我们医学的发展模式，是全世界供不起的，是不公正的医学，也是不可持续的医学。就是说，现在的医学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昂贵——包括检查、治疗，结果就造成了社会跟公众的负担非常沉重。有的人负担得起，有的人负担不起，所以这种发展模式对社会跟国家来讲，是沉重的负担，对个人更是如此。所以就造成了不公正、不可持续。这种问题还是要从医疗的体系、模式上解决——就是，医学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它核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些都要做深刻的反思。”

肖飞教授：“陈院士提到，看病贵不单单是医疗本身的问题，它是医疗模式的问题。有一位很伟大的哲学家说过，我们每一个人出生是不平等的，有人出生在教授家，有人出生在资本家的家庭，但是一个好的社会，是在一个人得病的时候展示出平等、公平，由医生来判断最好、最合适的治疗。”

三、挖掘“看病贵”背后的“病因”

找准“七寸”，才能精准打击。什么才是看病贵的“七寸”？

4、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是：

A. 药太贵

B. 医疗费用太贵

C. 医疗保障不健全

D. 医疗资源使用不当

对于这个问题，普通民众的答案集中在“医疗保障不健全”这个选项上。在“生命新知”微信公众号上开展的投票显示：39%的民众认为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在于医疗保障不健全，另有38%的民众与大多数医生们的观点吻合——医疗资源使用不当。站在医疗体系“外围”，民众体会到的是自己未得到充分的医疗保障，而体系内的医生看到更多的则是医疗资源被不当使用了。

张奉春教授：“我回答的是C，因为我觉得就是保障不健全。在美国，如果不上医疗保险，我觉得普通民众得一个病也承担不了，所以美国要全民上医疗保险，在民众心里是接受的。可是咱们国家的民众不接受！每个人必须在年轻没得病的时候，就应该有这个意识去投资（比如保险），保证你未来有病的时候能有保障。当一个人得病了，那没得病的这些人就能把资源用在病人的身上，再加上国家的保障，形成多方面的保护。如果全依靠国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保障机制不健全。”

游苏宁教授：“我是选的D，医疗资源使用不当。我觉得，全国各地的人跋山涉水去大医院看病，其实大医院不比当地医院高明太多，但是到大医院后可能病症就出来了，因为疾病也有发展的期限。就医疗资源来看，我觉得国外的转诊体系是特别好的。如果没有转诊体系，都到大医院看病，这是医疗资源使用不当，对我们国家是个很大的问题。”

张奉春教授：“游教授提到的我非常赞成，咱们国家的病人不管大病小病，全往自己心仪的医院、大医院去看。而在毛泽东时代，是有三级医疗网的，一级一级转诊。现在咱们大医院集中了太多的病人。”

肖飞教授：“所以，现在其实是看病太容易造成了看病贵、看病难。”

于伟勇律师：“我选择C。现在老百姓所谓的贵，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自付部分多。其实保险一直在改革。在公立医院，大家可能对医制险不感兴趣，可能当个鸡肋。但咱买个车，你说没有保险你敢上路吗？车有强制险、有商业险。坐个飞机还要买个意外险。但是医生呢？自己带着病去给别人看病，自己都没有保险。保险推广确实是有具体的困难，但是保险的趋势是肯定的。我觉得等到保险理顺了，或者有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险系统，那么好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或者没有现在感觉得那么难了。”

何东仪教授：“我选D。实际上医疗资源使用也不能说不当，就是欠佳。针对这点，我觉得上海做得比较好，尤其是这个月上海市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三甲医院一定是治疗疑难杂症的。我们上海每个区有中心医院，或者二级医院，二级医院未来要建成在这个区的区域诊疗中心。社区医院就是广覆盖，为社区居民解决一般的问题，加强分级诊疗、转诊制度。事实上这个政策的出台我觉得正好是针对医疗资源使用欠佳所采取的措施。”

陈凯先院士：“我选择D。我觉得医疗费用的昂贵，是因为有一些是不必要的支出。比如医疗技术的使用不当，甚至于有些医生滥用了医疗，再加上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衡，有些地区的民众无法及时得到恰当的治疗，造成延误，不得不到大城市去看，造成费用的上涨。”

肖飞教授：“大家的答案集中在医疗保障不健全和医疗资源使用不当，但是这两个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如果药太贵，降价就可以了；医疗费用太贵，限价就可以了，但是医疗保障和医疗资源这两个是最难解决的。现在如果要重新建立分级医疗，那病人到医院看病，医院可能就不给他挂号，老百姓可能就会把三甲医院给砸了。所以说，这是很难处理的一件事情。”

四、新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述了：①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②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④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⑤中央和地方的关系；⑥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⑦党和非党的关系；⑧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⑨是非关系；⑩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些是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个问题，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可以尽可能多地调动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相似地，现在我国的医疗领域存在十大利益相关方——医护、病人、医院、药监系统、政府医疗管理部门、医学会、生产企业、媒体、医保，以及商业保险公司，他们之间也相互关联、构成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关系双方是谁呢？

5、在中国医疗体系中有10大利益相关方，您认为其中最要的关联方为：

A. 医院与医生

B. 医生与病人

C. 药监与卫生管理

D. 医保与保险公司

尽管医生们认为“药监与卫生管理”和“医生与病人”同等重要，都是十大利益相关方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然而，“生命新知”微信端对普通民众的调查显示了不同的结果，民众显然把“医生与病人”作为了极其重要的关系，以40%的得票率稳居第一。

张奉春教授：“我投的是药监和医药管理部门，因为我觉得医药管理部门真的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药监、医药管理部门有时候一拍脑袋就出了一个政策，但这政策适不适合下边使用？实际上其结果是给医生的临床工作造成了很多影响。比如说关于病历怎么写，如果按照要求去写病人的病历，就成了冷冰冰的那么几行文字了，而把医学的精髓-医生对一个病例的讨论、发表的不同观点全都抹杀了。另外，还有观点提出来，病人可以随便复印住院病历，今天看病明天就可以复印，那医生谁还敢在病历上发表个人的一些观点，因为病人拿出医生发表的观点，就可以打官司去了。所以，我们临床一线的工作人员总觉得医药管理部门有的时候没有充分调研，制定的政策翻来覆去，实际上给医学的发展，还有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相处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游苏宁教授：“我是选了医保与保险公司。现在把矛盾直接转化到病人跟医生这儿了，实际上如果我们有医保的话，保险公司把这些都做好的话，国外医生跟病人没有什么关系，他都是用医保来解决的。所以这个如果医保做得好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医患矛盾。”

肖飞教授：“看来游教授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保障如果到位了，矛盾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于伟勇律师：“我个人觉得医生和医院的关系比较重要。目前来讲，趋势是想要将两者分开，但是现在两者的利益还是绑在一起。医生要依靠某些大医院，才能获得他自身的利益，而大医院要靠某些医生来维持它的利益。这也造成改革的难度大。”

何东仪教授：“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看，我选了药监和卫生管理。现在许多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的问题，实际上某些政策、方针不一定适用，所以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举例来说，一些基药，包括甲胺这类药物，是临床常用药物，但社区医院不能开，病人全跑到三级院去开。另外，现在为了防止医生乱开药，设置了药占比，但为了将药占比限制在低点，可以通过做大分母来达到，比如多做化验、检查，导致有些病人本来不用检查、化验，本来开药就可以了，但为了达到药占比，只能给他检查。有些科室，比如风湿病科相对好一点，因为病人的确需要查肝肾功能，血尿常规等等；可有些科，比如高血压，病人不要做什么检查，这就带来一些资源的浪费。”

肖飞教授：“刚才何院长反映的两个例子都是在临床一线确实存在的，而且确实造成了医疗体系中相关关系的不顺，希望未来的政策制定能切合实际。”

陈凯先院士：“我觉得是最后一个-医保与保险公司。一个病人到医院去看病，他遇到的最大的突出的问题，最大的困难，往往就在支付能力上看不起。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把医疗保险这些问题把它解决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能解决的话，可能相当大一个程度上可以缓解很多矛盾。”

刘毅教授：“我在国外待了十年，我知道国外的保险系统并不全是国家医保，大部分还是商业医保。比方说我到国外医院去工作，我首先要看医院给我买了什么样的保险。而我们国家真正由保险覆盖的内容只是很小一部分，老百姓掏的钱都是自己掏的，大部分的药都不能报销。所以我觉得建好医保系统，这是我们现在改善各种关系的一个重点。一旦大部分老百姓都能充分享受医保的情况下，不用再从自己兜里掏钱，不用一个月挣1000块钱要花800块钱去看病的时候，患者的心理就能理顺了。所以我觉得医保尤其是商业医保的开放，对于我们现在解决医疗中的各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成都市现在是我们国家若干城市里边唯一一个进行大病医保的。成都的大病医保是怎么做的？每一个成都市居民，每一个人一个月额外交21块钱就能享受所有的生物制剂，可以报销90%多，病人只拿10%不到，他当然愿意了。前段时间有单位请我调查生物制剂在中国的使用，我就说-医保的病人肯定比那些自己掏钱的人用得时间长、用得彻底、用得好。比方说我投入21块钱，万一我得了类风湿关节炎，我就可以享受好多人提供的21块钱，我就可以享受这些报销，反过来讲，只要我不得类风湿，那些钱我给别人我都心甘情愿。这才是‘大河有水小河不干’的概念，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肖飞教授：“刘教授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成都尝试让全民都出力，只要支付很低的保费，当你患这个病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保险的保障，即使没有得这个病，也会心里踏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

张奉春教授：“在咱们国家，把这种模式推广下去其实挺困难的。别看只是21块钱，但有些人觉得自己没得病，又这么年轻，很多人就不出这个钱。另外，就保险而言，公司也是要盈利的，一个人今年刚得病保险可以给付，第二年大概就不让这人上保险了。而且一个人得了病再上保险的话，保费就使劲往上涨。所以，保险也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肖飞教授：“的确存在这种现象，一旦生病，保险公司就不再承保了。但现在很多国家是强制保险公司，不论一个人是什么状态，都必须承保。”

主持人肖飞教授总结

1、医疗十大关系未理顺
在医疗复杂的体系中，利益相关方多达10个，彼此相互抱怨，医疗体系脉络不通。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在调整，但目前还是未被理顺，尤其是医生和病人间的关系。而这也导致了看病难。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全国各大医院，皆是一个景象。

2014年召开的第五届《康复•生命新知》医学高端论坛期间，曾对300余医生做过一次调查，很多医生认为近40%的门诊病人是不需要到三甲医院看病的。也就是说，这些病人占用了医疗卫生资源，是看病太容易导致了看病难。

这个悖论在美国也存在。美国的麻省总医院也曾对医生做过类似的调查，他们的专科医生认为3/4的病人是不需要到门诊看病的。这类病人也是占用了卫生资源，导致需要来看病的病人病情就被耽误了。

如果能够分流这40%的病人，让他们的问题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解决，那么将极大缓解看病难。

2、医疗资源使用不当

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的一篇文章显示，在美国，占据死因榜首的是心血管疾病，其次是恶性肿瘤，令人意外的是位居第三的竟是医疗差错，可见医疗资源的滥用，在发达国家也导致了严重的问题。

在我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栗占国主任带领团队在40家中心开展了一项横截面调查，对1900多个类风湿关节炎病人的调查结果显示：达标率不足30%。也就是说，在现在有很多药物选择、指南公布了治疗方案的前提下，病人的治疗有效率只有30%，而实际上几乎所有学科都存在这种现象。

北京协和医院曾小峰教授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分析了国家风湿病数据中心采集的数据，发现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达标率只有14%。可以看到，这是全国的一个普遍现象。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穆荣教授在欧洲抗风湿联盟（EULAR）2018年会期间报道了一项研究，病人数据采集自智能疾病管理系统（SSDM），发现达标的病人有30%在6个月之内复发，可以想象，这些病人走出医院后没有随访、没有监督、没办法继续控制病情，然后他就变成了那一部分没效的病人。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怎样来管理这些病人，让已经消耗的医疗资源不要白费，并减少未来继续消耗医疗资源的机会，用最小的投入，实现病人病情的长期缓解。

（整理报道：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