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calization是个英文新词，字面意识为“医学化”，在20世纪70年代由Peter Conrad提出。维基百科全书的定义为：“将人类本身的日常状态及问题定义为需要治疗的医学状态及问题，同时，医生及其他医学专业人员对其开展研究、诊断、预防或治疗的过程。”在此我们暂称之为“创造疾病”。
创造的新疾病就在我们身边
疾病的创造多从人类一些自然生理问题开始，如：阳痿，被定义为新病种ED（erectile dysfunction，勃起功能障碍），随之而动的是三个治疗ED的重磅炸弹。打开美国的电视，几乎在所有的频道以每15分钟一次的频率上演着治疗ED 的暧昧广告。再如：正常的妊娠，也予以疾病的规格对待，产前无休止的检查、毫无科学依据的胎教、滥用剖腹产等，造成巨大浪费的同时，也对产妇、家庭及社会造成危害。还如：小学生上课不听讲及做小动作，被冠以ADHD（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缺乏多动症），据报道，美国的7%的学龄儿童服用治疗ADHD的药物。
创造疾病给社会带来巨大负担
Peter Conrad近期在《Social Science & Medicine》杂志上发表文章，以科学的方法，估算了“创造疾病”导致的美国的直接医疗开支。Conrad调用了多个数据库、厂家年报及分析文章，针对焦虑症、行为异常、身体形象、勃起功能障碍、不孕症、男性秃顶、停经、正常妊娠、一般沮丧症、肥胖、睡眠障碍、物质滥用（substance related disorders）等12种新造疾病开展研究，发现这12种疾病在2005年造成771亿美元的支出，占美国同年医疗总费用的3.9%，超过心脏病（567亿）及肿瘤（399亿）领域的花销，更加超过了美国公共卫生的投入。这一研究仅仅针对12种新造疾病，实际在新造疾病方面的开支定会高出3.9%的比例。
利益驱动下疾病定义的外延
在学术及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创造疾病的运动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学会成为推动者，医生被商业利用，个别厂家成为了巨额利润的享受者。许多学会为了引起社会及政府部门的重视，有意无意的将其领域中的疾病定义扩大化，如：慢性肾病、糖尿病。
美国肾脏病基金会制定了以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为线索的慢性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定义，将CKD分为五期。按照此定义，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的CKD患病率高达10%～13%。然而，研究显示，I期及II期的CKD无明显不良预后，更未增加终末期肾病的风险，其临床意义模糊，给病人增加了不必要的烦恼。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全科医生掌握了CKD的定义后，向肾病专科医生转诊CKD病人的数量大增，但接受肾脏替代疗法治疗的病人数没有变化，造成肾科医生异常忙碌，浪费大量卫生资源。个别厂家动用学术权威医疗单位，以循证医学的名义，设计出超大型（over powered）临床试验，以延缓CKD升级为目标，数千人入组，以追求干预组显著优于对照组的p值，发表文章，再组织学术权威学者，大肆演讲推广，以达到扩大用药的目的。试想，在GFR评估方法及创造出的CKD（I、II及部分III期）定义受到质疑的情况下，昂贵的药物治疗仅减少不到10%的人群CKD分期升级，其意义当然值得怀疑。
我国开展的一项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按WHO（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以血糖及糖耐量检查为依据，将部分血糖正常的人群也纳入糖尿病诊断，研究结果提示9%的国民患糖尿病，加上潜在人群，数量高达14%。此论文发表在顶级临床研究杂志上，让国际社会震惊，同时，巨大的商机让医药巨头们咋舌。美国刚刚公布了一项研究，以颇有争议的格列酮类药物治疗糖耐量受损的人群，结果显示格列酮类药物可以预防II型糖尿病的发生。可以想象，这个结果若变成专家学术讲座题目，结合我国巨大的糖耐量异常人群，其商业价值不言而喻。但荟萃分析显示，此类药物可增加超过40%的心血管意外的风险。而将这一有争议的药物用于预防糖尿病，后果难以想象。
风险因素不是疾病
在医学界，大有将风险因素当作疾病来诊断及治疗的趋势，发现血脂增高就吃降脂药，体重超标准就处方减肥药，针对吸烟的人群则使用戒烟药，等等。人们应当正视事实，不应该将这一风险人群当作病人来治。科研结果表明，包括控制饮食、锻炼、减体重等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是最好的预防、甚至是治疗II型糖尿病的手段。将风险因素当疾病治疗是危险的，除了浪费医疗资源及产生药物不良反应，更有误导的恶果。人们会天真地认为医学无所不能，放弃改变生活方式的努力，任凭不良习惯肆虐。
创造疾病与认识疾病
创造疾病并不都是坏现象，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医学科学进步的产物。
随着人类基因组的诞生以及检测技术的完善，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已不断提高，老的疾病会随之更名或重新归类，如：“肾移植慢性排异反应”归入“慢性移植肾肾病”（chronic allograft nephropathy，CAN），“四高一低”（即高血压、高血糖或糖耐量异常、高甘油三脂血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被命名为“代谢综合征”；同时，一些新的疾病被发现。如：100年前诞生于非洲的艾滋病，未被科学家重视，在20世纪80年代导致数名同性恋病人死亡后，以症状为线索得到“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的病名，之后，法国科学家发现了导致AIDS的病原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完成了一个新疾病的发现及创造，从而开始了征服HIV的征程。当今的AIDS病人可以在药物控制下，“健康”地存活25年。
认识疾病是个过程
在“发热待查”、“腹痛待查”及“重叠综合征”等临床诊断的人群中，往往现代科学手段也无法在早期做出正确诊断，只有对症处理，让时间慢慢讲出症状背后的故事。
假如病人出现关节疼痛及肿胀，但不符合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的诊断标准，常常冠以“未分化关节炎”，给予非甾体抗炎药对症治疗，密切观察。其中，有相当比例的病人病情缓解，无需继续治疗。若病情发展，满足RA诊断标准，则按RA治疗规范，根据病情、病程及预后予以DMARDs治疗。在厂家的推动下，一些专家对“未分化关节炎”的观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学术会议上提出了早期予以某种草药提取物，可以阻止未分化关节炎分化为类风湿关节炎观点。甚至提议更积极治疗的建议，给予生物制剂治疗“未分化关节炎”。这样的可能性存在，但目前仅是凭想象的推测及经验的感觉，缺乏科学依据，为过度治疗提供了口实。医生应该积极地提出假说，设计科学的研究方案，以循证医学的方法验证假说。
人类认识疾病本质及判断疾病危害的能力还十分有限。WHO在2009年根据H1N1猪流感在人群间流行范围及特点，发布了世界大流行的警告，预测人类可能面临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灾难，呼吁世界各国储备抗病毒药及疫苗。于是，多国政府及民间机构大肆抢购药物及疫苗，结果发现，著名的抗病毒药并没有充足的抗病毒证据，疫苗在疫情缓解后方到达各国手中。BMJ揭示，WHO的专家决策委员会由多位成员或在医药公司公职，或担任医药公司顾问，存在利益冲突。学者们质疑WHO宣布H1N1猪流感大流行有商业色彩。
祛疾病与祛糟粕
在我们创造疾病的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古老的疾病被重新定义，被“非疾病化”，或“祛疾病化”（demedicalization）。
祛疾病的典型例子是对“同性恋”的定义。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在中世纪均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特别是把这种病纳入了精神异常。而随着科学的进步，尤其是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这一群体不断理解及宽容，同性恋已从疾病分类中剔除。
还有一个误区，人们认为心血管疾病是现代人特有疾病，无比激动，除了自己，怪罪环境、心情、工作。其实，早在数千年前就有这种疾病。AdelAllam对22具古埃及的木乃伊予以CT扫描，发现超过50%的木乃伊有血管硬化或钙化。因此，现代人不必自作多情，动脉粥样硬化是个古老的疾病，不要大惊小怪地以为是现代科技创造了并发现了一个新病。
我国的制造疾病的状态更加复杂。传统医学多以症为线索，传承古方，辨证施治。因许多现代人已无钻研精神，浅尝辄止，以症论病，造出了许多疾病，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市井间常可听到阴虚、阳虚、肾虚、脾虚、肝火旺等名词，入冬时节，连广播电台也助威全国人民买膏方进补。别有用心的厂家趁虚而入，发动了全民补肾、全民补钙的运动。传统医学中存在很多垃圾，如何保其精华，祛其糟粕，需要我们医生运用循证的科学思维及勇气，开展一场“祛疾病”的研究。
（作者：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