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剂是指既无临床药效,又无毒副作用的中性物质构成的、外形似药的制剂,多由葡萄糖、淀粉等无药理作用的惰性物质构成。安慰剂对于那些渴求治疗、对医务人员充分信任或崇拜的病人,能在心理上产生良好的积极反应,从而得到和真药一样甚至更好的效果,这种反应就称为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
1955年,Beecher HK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The Powerful Placebo》的研究论文(JAMA 1955;159:1602-6),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安慰剂效应。研究发现,大约四分之一服用安慰剂的背痛患者,表示疼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更重要的是,这些疼痛的减轻可以利用客观的方法检测得到,并且这种现象没有出现于未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身上。文章中,研究者认为安慰剂具有很高的治疗效应,能明显改善各种主观反应。虽然作用机制还不是非常清楚,但安慰剂确实有效,其有效率可达35.2±2.2%。
医务人员在对病人进行治疗时,可以利用安慰剂(或心理暗示),激发病人的安慰剂效应,特别在患者对某种药物或治疗手段坚信不移时,就可增强该药的治疗效果,提高医疗质量。在某些病人中,安慰剂效应较易出现。这种人的人格特点是:好与人交往、有依赖性、易受暗示、自信心不足、很注意自身的各种生理变化和不适感、有疑病倾向和神经质。据统计,大约有35%的生理性疾病患者和40%的精神病患者会出现此种效应。
目前,有关安慰剂效应的临床证据不断出现,包括对于抑郁、疼痛、偏头痛、慢性疲劳、哮喘、高血压、肠易激综合征和帕金森氏病的作用。
有研究发现,安慰剂效应的产生与人脑中抑制疼痛的“μ-阿片受体系统”的激活有关。
人体在遭到痛苦后,大脑会自动分泌一种叫胺多酚的内啡肽物质,这种物质所产生的胺多酚快感会减轻痛苦,而患者在服用预期有效的止痛药物(其实是安慰剂)后,大脑分泌的胺多酚会增多,从而使患者的痛苦得到了减轻。
然而,和自然界所有事物的规律类似,正反、阴阳、明暗、好坏是相伴相生的,有安慰剂效应的存在,就会有反安慰剂效应(nocebo)的发生。研究显示,服用便宜的药,即使是同样的成分、含量及质量,疗效往往低于价格贵的产品。医生的负面态度及暗示,亦对疗效有影响。因此,药品便宜的价格、医生犹豫的态度可催生反安慰剂效应。同样,公共媒体的负面报道及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信息,也可导致病人对不良事件的过度顾虑及关注,产生反安慰剂效应。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汀类药物。患者报告的他汀类药物不耐受,主要是他汀类药物相关的肌肉症状(statin-associated muscle symptoms,SAMS),SAMS临床表现包括临床体征、症状和实验室检查结果,从血清肌酸激酶浓度升高或肌痛,到更严重的疼痛性肌炎,以及罕见的致死性横纹肌溶解。因“只出现轻度肌痛(一种最频繁的SAMS)时,也可能会出现问题”的理念被广泛宣传,SAMS成为用药知情同意的必要内容,病人处于高度警觉状态,对他汀类药物产生反安慰剂效应、报告“肌肉疼痛”的比例显著高于药物注册研究(双盲RCT)提示的肌痛发生率。因此,社会及医疗行为,会通过对患者的暗示,产生正、反两种安慰剂效应。当然,反安慰剂效应是否与抑制“μ-阿片受体系统”的激活有关,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是,在真实世界,治疗药物可能遇到反安慰剂效应,从而影响其疗效及安全性的现象值得进一步评价。要知道,反安慰剂效应不仅会降低应有的疗效,还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请关注本期医学前沿——他汀类药物:当心“反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是指既无临床药效,又无毒副作用的中性物质构成的、外形似药的制剂,多由葡萄糖、淀粉等无药理作用的惰性物质构成。安慰剂对于那些渴求治疗、对医务人员充分信任或崇拜的病人,能在心理上产生良好的积极反应,从而得到和真药一样甚至更好的效果,这种反应就称为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
1955年,Beecher HK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The Powerful Placebo》的研究论文(JAMA 1955;159:1602-6),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安慰剂效应。研究发现,大约四分之一服用安慰剂的背痛患者,表示疼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更重要的是,这些疼痛的减轻可以利用客观的方法检测得到,并且这种现象没有出现于未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身上。文章中,研究者认为安慰剂具有很高的治疗效应,能明显改善各种主观反应。虽然作用机制还不是非常清楚,但安慰剂确实有效,其有效率可达35.2±2.2%。
医务人员在对病人进行治疗时,可以利用安慰剂(或心理暗示),激发病人的安慰剂效应,特别在患者对某种药物或治疗手段坚信不移时,就可增强该药的治疗效果,提高医疗质量。在某些病人中,安慰剂效应较易出现。这种人的人格特点是:好与人交往、有依赖性、易受暗示、自信心不足、很注意自身的各种生理变化和不适感、有疑病倾向和神经质。据统计,大约有35%的生理性疾病患者和40%的精神病患者会出现此种效应。
目前,有关安慰剂效应的临床证据不断出现,包括对于抑郁、疼痛、偏头痛、慢性疲劳、哮喘、高血压、肠易激综合征和帕金森氏病的作用。
有研究发现,安慰剂效应的产生与人脑中抑制疼痛的“μ-阿片受体系统”的激活有关。
人体在遭到痛苦后,大脑会自动分泌一种叫胺多酚的内啡肽物质,这种物质所产生的胺多酚快感会减轻痛苦,而患者在服用预期有效的止痛药物(其实是安慰剂)后,大脑分泌的胺多酚会增多,从而使患者的痛苦得到了减轻。
然而,和自然界所有事物的规律类似,正反、阴阳、明暗、好坏是相伴相生的,有安慰剂效应的存在,就会有反安慰剂效应(nocebo)的发生。研究显示,服用便宜的药,即使是同样的成分、含量及质量,疗效往往低于价格贵的产品。医生的负面态度及暗示,亦对疗效有影响。因此,药品便宜的价格、医生犹豫的态度可催生反安慰剂效应。同样,公共媒体的负面报道及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信息,也可导致病人对不良事件的过度顾虑及关注,产生反安慰剂效应。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汀类药物。患者报告的他汀类药物不耐受,主要是他汀类药物相关的肌肉症状(statin-associated muscle symptoms,SAMS),SAMS临床表现包括临床体征、症状和实验室检查结果,从血清肌酸激酶浓度升高或肌痛,到更严重的疼痛性肌炎,以及罕见的致死性横纹肌溶解。因“只出现轻度肌痛(一种最频繁的SAMS)时,也可能会出现问题”的理念被广泛宣传,SAMS成为用药知情同意的必要内容,病人处于高度警觉状态,对他汀类药物产生反安慰剂效应、报告“肌肉疼痛”的比例显著高于药物注册研究(双盲RCT)提示的肌痛发生率。因此,社会及医疗行为,会通过对患者的暗示,产生正、反两种安慰剂效应。当然,反安慰剂效应是否与抑制“μ-阿片受体系统”的激活有关,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是,在真实世界,治疗药物可能遇到反安慰剂效应,从而影响其疗效及安全性的现象值得进一步评价。要知道,反安慰剂效应不仅会降低应有的疗效,还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请关注本期医学前沿——他汀类药物:当心“反安慰剂效应”。
当代年轻起病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与合并症的负担及决定因素尚不清楚。为了确定在儿童期和青春期被诊断为糖尿病的青少年和青壮年中的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的患病率及风险因素,美国科罗拉多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的Dana Dabelea等人开展了一项观察性研究。
2002年至2015年间,研究纳入美国5个地区的2018名在20岁前被诊断为1型或2型糖尿病的患者。暴露因素包括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及已经建立的风险因素(血红蛋白A1c水平、体重指数、腰围身高比、平均动脉压)。主要终点为糖尿病性肾病、视网膜病变、外周神经病变、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动脉硬化及高血压。
在这2018名参与者中, 1746名为1型糖尿病患者(平均年龄17.9岁;1327名非西班牙裔白人;867名女性患者),272名为2型糖尿病患者(平均年龄为22.1岁,72名非西班牙裔白人,181名女性患者)。平均糖尿病病程为7.9年。除了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外,2型糖尿病患者的所有并发症的年龄校正患病率比1型糖尿病患者更高。对已建立的风险因子进行校正后,2型糖尿病病人患糖尿病肾病、视网膜病变、外周神经病变的几率比1型糖尿病更高,两组在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的发生率上无显著差异。
总之,在儿童期或青春期被诊断为糖尿病的青少年或青壮年中,2型糖尿病的并发症与合并症的患病率高于1型糖尿病,但两组都经常发生并发症。这些发现提示,需对糖尿病年轻患者的并发症进行早期监控。(作者:贺利军)
参考文献: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7;317: 825-835
目前,硬脑膜下血肿的发生率正在增加。这是否与抗血栓药物的使用增加相关,目前尚不清楚。为了评估普通人群使用抗血栓药物与硬脑膜下血肿的发生风险的相关性,以及硬脑膜下血肿发生率和抗血栓药物使用的趋势,丹麦南方大学的Gaist等人开展了一项病例对照研究。
共10010例20岁~89岁患者参加了此项研究,他们在2000年至2015年间第一次检出硬脑膜下血肿。对照组纳入与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400380例参与者。通过使用丹麦基于人群的地方数据(人群:484346)和国家数据(人群:520万),来识别硬脑膜下血肿的发生率以及抗血栓药物使用情况。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被用于评估比值比(odds ratios,OR),并对共患病、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进行校正。
暴露因素为低剂量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维生素K拮抗剂(vitamin k antagonist,VKA)、直接口服抗凝剂及联合抗血栓药物治疗。主要终点为硬脑膜下血肿与抗血栓药物使用的相关性、硬脑膜下血肿发生率及抗血栓药物的年使用率。
在10010例硬脑膜下血肿患者中,有47.3%的患者使用了抗血栓药物。低剂量阿司匹林(26.7% vs 22.4%;校正OR=1.24)、氯吡格雷(5.0% vs 2.2%;OR=1.87)、VKA(14.3% vs 4.9%;OR=1.73)及直接口服抗凝剂(1.0% vs 0.6%;OR=3.69)与硬脑膜下血肿的风险更高相关。当VKA联合抗血小板药物时[例如,低剂量阿司匹林+VKA(3.6% vs 1.1%;OR=4.00)、氯吡格雷+VKA(0.3% vs 0.04%;OR=7.93)],发生硬脑膜下血肿的风险最高。在普通人群中,抗血栓药物的使用率从2000年的31/千人升高至2015年的76.9/千人。硬脑膜下血肿的发生率从2000年的10.9/10万人年升高至2015年的19.0/10万人年(P<0.001)。升高最大的群体是老年患者(>75岁)。
在丹麦,抗血栓药物的使用与硬膜下血肿的风险更高相关。VKA与抗血小板药物的联合使用所造成的硬膜下血肿的发生率最高。2000年至2015年间,硬膜下血肿的发生率增加可能与抗血栓药物的使用增加相关,尤其与老年人中VKA的使用相关。(作者:贺利军)
参考文献: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7;317:836-846
皮质类固醇是强力的抗炎药物,已被用于治疗各种疾病70多年,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可追溯至1949年。皮质类固醇的使用是基于其对于许多患者症状的强效缓解。考虑到感染、静脉血栓栓塞、无血管性坏死和骨折等严重急性并发症的风险,以及一些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骨质疏松和其他医源性库欣综合征)的风险,一般情况下应避免长期使用皮质类固醇。实际上,皮质类固醇是因药物相关不良事件入院的最常见原因之一,优化其长期使用是多年来各专科临床指南的主要焦点。与长期使用不同,短期使用皮质类固醇发生并发症的风险目前并不清楚。
为了确定短期使用口服类固醇的处方频率以及与其使用相关的不良事件(败血症、静脉血栓栓塞、骨折),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临床管理研究中心的Akbar k Waljee设计了一个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了2012年至2014年间年龄在18岁至64岁之间的患者。
主要结局指标为口服皮质类固醇的短期使用率(定义为持续时间少于30天)、皮质类固醇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药物开始使用后30天与31天~90天的危险期内不良事件发生率比值。
在1548945名成年人中,327452人在三年内接受了至少一次短期使用口服皮质类固醇的门诊处方。老年、女性和白人成年人的使用频率更高,区域差异显著(P<0.001)。最常见的适应症是上呼吸道感染、脊柱疾病和过敏。处方由各种不同专科提供。服用药物开始后30天内,败血症(发生率比值为5.30,95%置信区间为3.80~7.41)、静脉血栓栓塞(3.33,2.78~3.99)和骨折(1.87,1.69~2.07)的发生率均增加,在随后的31天至90天内减少。泼尼松等效剂量小于20 mg/天时,败血症、静脉血栓栓塞和骨折的风险增加持续存在(发生率比值分别为4.02、3.61和1.83;P<0.001)。
在商业保险计划中,三年内有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被给予了短期口服皮质类固醇的处方,这与不良事件风险增加相关。(作者:贺利军)
参考文献: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7;357:j1415
髋部手术后的再次手术率很高。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Nauth等人研究了滑动髋螺钉与松质骨螺钉对再次手术和其他主要结局的风险的影响。
在这项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在8个国家的81个临床中心招募了年龄在50岁以上的髋关节骨折患者,这些患者需要接受骨折固定术。 患者被随机分配,分别接受单个大直径的螺钉和侧板(滑动髋螺钉)固定,或现有标准固定方法(多个小直径的松质骨螺钉)。外科医生和患者知道自己的入组情况,但数据分析师在进行分析时是盲态的。主要终点是初次手术后24个月内进行再次手术,以促进骨折愈合、缓解疼痛、治疗感染或改善功能。
在2008年3月3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间,共有1108名患者入组,分别接受滑动髋螺钉(n=557)固定或松质骨螺钉(n=551)固定。两组患者在24个月内的再手术率无显著差异:滑动髋螺钉组的542例患者中有107例(20%),松质骨组的537例有117例(22%)(P=0.18)。滑动髋螺钉组患者的血管坏死较松质骨螺钉组更常见(9% vs 5%;P=0.0319)。然而,两组间医学相关不良事件数并无显着差异(P=0.82),这些事件包括肺栓塞(P=0.41)和败血症(P=0.79)。
在再手术率方面,滑动髋关节螺钉并未显示优势,但是一些患者(如:吸烟者,以及移位性骨折或股骨颈基部骨折患者)应用滑动髋螺钉可能比松质骨螺钉更好。(作者:贺利军)
参考文献:Lancet 2017;389:1519-1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