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为人类留下什么?当然是或疾病缠身、或衰老、或意外终结的躯体。如果是意外死亡,我们的器官可以通过器官移植手术拯救其他终末期的病人;如果是衰老死亡,机体可以用于医学教学;如果是死于疾病,病理解剖对诠释疾病发展的规律,疾病对机体、器官、组织、细胞、基因造成的损害,以及最终导致死亡的因素具有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病理解剖,医生的临床死亡诊断几乎千篇一律,“呼吸循环衰竭”,常常是呼吸先停止,心跳在升压药(多巴胺)及强心剂(肾上腺素及激素)的作用下,坚持数小时后停止,宣布死亡。而这样的临床诊断对临床医学的进步没有帮助。特别是一些新型及复杂型的传染病,对病理解剖的需求更加强烈,更需要留下生命最后的礼物。
留下最后的礼物,第一靠法规。在德国有一条法律,如果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就可以直接对死亡的这些病人做尸体解剖、医学解剖,不用征求家属的意见。德国医生对12例连续死亡的病人进行尸体解剖,发现1/3的病人死亡的原因是肺动脉栓塞,58%的病人(7个病人)都发现了静脉血栓的形成,8个病人都表现出了严重的肺部浸润的状态,所有病人的肺里都发现了新冠病毒SARS-CoV-2的RNA,但是只有9例在咽喉部发现了病毒,这意味着12个病人的肺部全都病毒阳性,只有9个咽部是阳性的,3个如果用常规的方法检测就漏诊了,这就是假阴性。其中有6个病人有病毒血症,即在血里查到了病毒;有5个病人在肝脏、肾脏、心脏中查到了病毒;还有4个病人在大脑,还有腿上的静脉(大隐静脉)发现了病毒。这一研究我们在上一期《康复•生命新知》中详细介绍过。
留下最后的礼物,第二要靠觉悟。美国开展了一项“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尸检项目,鼓励罹患艾滋病的人群,以及他们的家属捐献遗体,实施多器官穿刺的快速病理取样及分析。目前已有多个研究描绘了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状态下,艾滋病病毒(HIV)的躲藏之地,以及受累器官和细胞的HIV分布图。这一自愿留下的最后的礼物,为日后科学家们弄清楚HIV,治愈艾滋病提供了思路。
当然,如果人们不幸罹患疾病后,在有生之年捐献身体组织及细胞,那更为可敬及伟大。6年前,我和传奇的、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病人在拉斯维加斯喝咖啡,他接受了我们摄制组近3个小时的采访,他的故事唤起了治愈艾滋病的希望和征程,他在征服同时罹患艾滋病及白血病的绝症时,遇到了柏林医生胡特,接受了世界第一个具有基因缺陷但可抵抗HIV的骨髓移植,成为世界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病人——柏林病人,他为科学研究贡献了几乎身体上所有的组织和细胞,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生命礼物,成就了无数个医学传奇。听说,他的白血病又出现了,已经病危,祝他好运。
请关注本期医学与社会:HIV感染者留给世人最后的礼物。
在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为人类留下什么?当然是或疾病缠身、或衰老、或意外终结的躯体。如果是意外死亡,我们的器官可以通过器官移植手术拯救其他终末期的病人;如果是衰老死亡,机体可以用于医学教学;如果是死于疾病,病理解剖对诠释疾病发展的规律,疾病对机体、器官、组织、细胞、基因造成的损害,以及最终导致死亡的因素具有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病理解剖,医生的临床死亡诊断几乎千篇一律,“呼吸循环衰竭”,常常是呼吸先停止,心跳在升压药(多巴胺)及强心剂(肾上腺素及激素)的作用下,坚持数小时后停止,宣布死亡。而这样的临床诊断对临床医学的进步没有帮助。特别是一些新型及复杂型的传染病,对病理解剖的需求更加强烈,更需要留下生命最后的礼物。
留下最后的礼物,第一靠法规。在德国有一条法律,如果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就可以直接对死亡的这些病人做尸体解剖、医学解剖,不用征求家属的意见。德国医生对12例连续死亡的病人进行尸体解剖,发现1/3的病人死亡的原因是肺动脉栓塞,58%的病人(7个病人)都发现了静脉血栓的形成,8个病人都表现出了严重的肺部浸润的状态,所有病人的肺里都发现了新冠病毒SARS-CoV-2的RNA,但是只有9例在咽喉部发现了病毒,这意味着12个病人的肺部全都病毒阳性,只有9个咽部是阳性的,3个如果用常规的方法检测就漏诊了,这就是假阴性。其中有6个病人有病毒血症,即在血里查到了病毒;有5个病人在肝脏、肾脏、心脏中查到了病毒;还有4个病人在大脑,还有腿上的静脉(大隐静脉)发现了病毒。这一研究我们在上一期《康复•生命新知》中详细介绍过。
留下最后的礼物,第二要靠觉悟。美国开展了一项“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尸检项目,鼓励罹患艾滋病的人群,以及他们的家属捐献遗体,实施多器官穿刺的快速病理取样及分析。目前已有多个研究描绘了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状态下,艾滋病病毒(HIV)的躲藏之地,以及受累器官和细胞的HIV分布图。这一自愿留下的最后的礼物,为日后科学家们弄清楚HIV,治愈艾滋病提供了思路。
当然,如果人们不幸罹患疾病后,在有生之年捐献身体组织及细胞,那更为可敬及伟大。6年前,我和传奇的、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病人在拉斯维加斯喝咖啡,他接受了我们摄制组近3个小时的采访,他的故事唤起了治愈艾滋病的希望和征程,他在征服同时罹患艾滋病及白血病的绝症时,遇到了柏林医生胡特,接受了世界第一个具有基因缺陷但可抵抗HIV的骨髓移植,成为世界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病人——柏林病人,他为科学研究贡献了几乎身体上所有的组织和细胞,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生命礼物,成就了无数个医学传奇。听说,他的白血病又出现了,已经病危,祝他好运。
请关注本期医学与社会:HIV感染者留给世人最后的礼物。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最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每100个患者中就有1 位RA患者。特别是血清阳性者,先前有假说认为RA起源于呼吸道炎症,导致自身抗体形成,进而导致患病。美国哈佛医学院的Vanessa L. Kronzer等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确定RA与哮喘、被动吸烟和开始吸烟年龄之间的联系。
研究人员对单中心生物库中RA组1023人进行研究,此外还包括RA亚组(新发RA患者)175人,对照组(非RA患者)3061人。
研究发现,在对过敏、城市环境和被动吸烟暴露等因素进行校正后,哮喘与RA组相关(OR =1.28;P=0.02),但与RA亚组相关性不强(OR=1.17;P=0.60)。过敏性疾病史与RA组 (OR=1.30;P< 0.001)以及RA亚组 (OR=1.61;P=0.01)均相关,尤其是食物过敏,它与RA组显著相关(OR=1.38 ;P=0.01),在RA亚组中,也表现出强相关性(OR=1.83;P=0.06)。在家或工作时被动吸烟与RA组和RA亚组无显著相关性,另外,RA组(OR=1.03;P=0.03)或RA亚组(OR=1.00;P=0.98),吸烟开始年龄与RA发生风险均无显著相关性。
研究结论显示,哮喘和过敏可能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生风险增加有关。被动吸烟和早期吸烟不会影响类风湿关节炎的风险。(编译:舒强 山东齐鲁医院风湿免疫科)
参考文献:Arthritis & Rheumatology 2019; 71:1217-1224
目前已发表了多篇关于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早期临床描述的报道。这些早期报告,通常是典型Covid-19住院患者(多数为肺炎患者)的简单病例描述,为更严重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在一种新发疾病的早期阶段,人们往往会听到更多关于重症病例的消息,因为这些是最先引起公众注意并与死亡有关的病例。然而,重点是要记住,目前最理想的估算是大约81%的Covid-19患者病情轻微,不需要住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呼吸病学研究院周飞和他的同事发表在《柳叶刀》的一项研究,对Covid-19重症患者(即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的临床病程和死亡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报告了191名来自武汉的Covid-19感染者在疫情暴发的第一个月内的研究结果,并追踪到出院(n=137)或死亡(n=54)。直到出院或死亡为止的随访是迄今为止与其他病例的不同之处。他们的队列有许多与其他报告相同的特点:中位年龄56.0岁(IQR 46.0~67.0),男性患者比例较高(62%),且将近一半(48%)的患者具有合并症。患者院内死亡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入院时年龄较大(OR=1.10;P=0.0043)、序贯器官衰竭评分较高(5.65;P<0.0001)和血浆D-二聚体大于1μg/mL(18.42;P=0.0033),且这些因素均与重症肺炎相关。这项研究还提供了临床和实验室检查结果随时间变化的早期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临床医生识别病情进展为重症的患者。院内死亡(28%)远远高于其他随访数据不完整的报道,其中32例需要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中死亡率很高,31例死亡(97%)。这可能反映出在疫情暴发早期,因病情严重入院的患者比例较高。在另一份有关武汉疫情的报告中,Covid-19重症患者的死亡率为62%,而需要机械通气的患者中,死亡率为81%。
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关于死亡率的前沿信息。研究者收集了世界上已知的许多早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病例,从入院到出院的各种详细信息。通过识别这类因同一疾病而入院的患者并随访至出院/死亡,作者对引起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结果对于从个人层面上描述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非常有用。这些初步数据可作为一个重要的框架,作为全世界在与这一大流行病作斗争中前进的基础。
周飞和他的同事在研究中也对病毒脱落的数据进行了报告。每隔一天获取一次咽拭子样本,症状发作后,PCR阳性中位数为20天(IQR 16~23)。在存活者中,病毒脱落的中位持续时间为20天,范围为8 天~ 37天;但在非存活者中,病毒直到死亡都可以检测到。重要的是,PCR阳性不一定表明病毒是活的,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更好地了解Covid-19的感染期以及对治疗和感染控制的影响。
尽管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始终存在局限性,但这项研究提高了我们对于Covid-19临床病程和死亡风险的认识。我们现在对住院治疗的Covid-19的严重程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研究提高存活率的治疗方案。(编译:贾盛崧)
参考文献:Lancet 2020; 395:1014-1015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的荟萃分析已经确定了240多个与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T2D)相关的基因位点。然而,其中大多数基因座都是在对有欧洲血统的人群的分析中发现的。
为了检验东亚人的T2D风险,中国、日本、韩国等多国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对77418例T2D患者和356122例健康对照者的GWAS数据进行了荟萃分析,参试者为东亚血统,来自中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韩国、美国的23项研究。在主要分析中,研究人员在183个位点上发现了301个不同的关联信号,其中61个是最新发现的与易患2型糖尿病有关联的基因位点。东亚和欧洲人群中,T2D相关的常见变异表现出强相关效应大小。新发现的易感位点包括GDAP1、PTF1A、SIX3、ALDH2基因中及附近的信号,以及影响肌肉和脂肪细胞分化的基因。在另一个位点,研究人员发现了两个重叠的2型糖尿病基因信号,它们似乎通过NKX6-3和ANK1基因在不同的组织中起作用。
校正身体质量指数( BMI)后发现,对T2D影响较大的基因仅存在于东亚人群中,比如具有脂肪营养不良样性状的基因位点,这也印证了之前所观察到的现象——对于东亚人群而言,除了BMI,腹部肥胖、或者脂肪代谢障碍也可能促使了T2D的发生。这些新关联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它们在东亚人群中具有较高的等位基因频率,它们可能受环境和行为因素(如饮酒)的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对433540位东亚人进行的研究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相比欧洲人群中相似BMI的人群,东亚人群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更高。
参考文献:Nature 2020;582;240-245
既往研究显示,STAT4多态性增加高加索人群中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JIA)的发生风险;然而,STAT4多态性在汉族人群中的作用尚不清楚。北京市首都儿科研究所研究人员对此展开研究,旨在研究中国汉族人群中STAT4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对JIA的作用。
研究包括205例JIA病例和267例健康对照者,研究人员分析了16个STAT4 SNPs位点,并计算这些SNPs与JIA风险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rs11893432的G等位基因与JIA风险增加相关(比值比OR=1.73;95% CI: 1.03~2.88;P=0.037)。这种关系在少关节型JIA(OR=2.75; 95% CI:1.29~5.83; P=0.026)中可观察到,而在多关节型JIA或全身型JIA中则没有观察到。与CC+CG基序相比,GG基序与少关节型JIA风险显著相关(OR=1.88;95% CI:1.06~3.32;P=0.034)。rs1018981的C等位基因和rs10931481的A等位基因与多关节型JIA的风险相关性更大(C等位基因:OR=7.82;95% CI:1.06~57.74;P=0.044;A等位基因:OR=2.86;95% CI:1.23~6.65; P=0.039)。
在汉族人群中,rs11893432的G等位基因与JIA风险显著相关,尤其是少关节型JIA风险。rs1018981和rs10931481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多关节型JIA的高风险相关。(编译:朱浪静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肾脏内科)
参考文献: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heumatology 2019;37:33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