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Genius),是指一群天生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其数量仅占人口比例的万分之一。姚明、刘翔、乔丹、菲尔普斯属于体育“天才”,他们从小展示出与众不同的运动天分,经过父母及学校发觉、优秀教练培养及科学训练,成为了人类顶级的运动员,他们创造世界纪录、代言国家;莎士比亚、贝多芬、肖邦、达芬奇是艺术“天才”,他们自幼展示了艺术天分,表演创作,为人类留下了不朽之作,成为永生的艺术家;体育“天才”及艺术“天才”较易识别,自幼获得特别重视及培养的机率较高,他们多在欢呼声中成长,无悬念地成为人类的瑰宝。而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是科学“天才”,但他们从小并没有展示出超众的才能,与众不同之处多为一些公众眼中的缺点:孤独、怪异、甚至自闭。这些科学天才,似乎非但没有被父母及社会挖掘,还被旁置,甚至歧视。他们的成功,是靠他们自己顽强的生长及追求,用其独特的眼光及才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思考大众不可思议的,从而揭示自然规律,实现了科学发现,并用文字阐述这些成果,得到同行滞后的认可及媒体跟风的关注,方脱颖而出,通过改变人类的世界观,逐渐成为包括政客在内,全世界人民所敬佩的明星。
科学“天才”缺少体育“天才”那样明显的躯体标志,没有艺术“天才”那样耀眼动听的作品及旋律,他们仅有着天生与众不同的大脑,很难识别其潜质。如何发觉及挖掘科学“天才”,是富有挑战的难题,同时,也对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及模式提出了挑战。
美国优生学家Lewis Terman曾经试图用智商(IQ)区分天才,以IQ=130为区别点,开展了“天才”遗传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从1921年开始,追踪了数千位“天才”,特别是他们的职业发展。然而令Terman懊丧的是,他的队列中只出现了寥寥几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在那些因为129的IQ而没能达到入组标准、被拒绝的人中,就有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William Shockley。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Luis Alvarez也是被拒者之一。
美国心理学家Julian Stanley修正了“天才”的评判体系,他发现,除了IQ分数,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推理思考(quantitative reasoning ability)及空间识别能力(spatial ability)也是区分“天才”的关键因素。他辅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识别出高智商儿童,并让他们跳级,提前进入优秀大学的“天才”班,接受特殊教育。在对5000名“天才”少年(gifted)跟踪超过45年的队列研究(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SMPY)中发现,SAT得分在前1%的少年日后更可能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学者、《财富》500强CEO、联邦法官、参议员或者亿万富豪。比如,新锐数学家Terence Tao、Lenhard Ng都曾是这1%中的一员,“脸书”的Mark Zuckerberg、谷歌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乐坛天后Stefani Germanotta(即大名鼎鼎的Lady Gaga),他们都成为了改变世界的精英。
这与我们长期以来的观点背道而驰,我们一直认为,要想成为行业的精英,可以通过刻苦的训练来达成,只要付出了足够的努力、而且方法正确,任何人都可以达到顶峰。而SMPY却告诉我们,先天的认知能力对一个人后来的成就至关重要,其影响远胜于刻意的练习或者社会经济地位这样的环境因素。在当时那样一个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关注点大多在于提高勤奋努力学生的成绩的时代,这项研究强调了对早慧儿童进行区别培养的重要性。
当然,家庭条件及教育体系亦是成就“天才”的要素。毫不奇怪,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会轻易地埋没子女的天赋;一个填鸭式教学,仅以考试分数判断才能,以消灭不及格为座右铭的教育体系,定会扼杀宝贵的“天才”。同时,有研究显示,个人天生的自控能力也异常重要。
“天才”是存在的,他们可能诞生于任何一个家庭,并就读任何一个学校,是人类的稀缺资源。作为运动天才及艺术天才,人们容易识别,并给予他们成长机会。而科学天才,他们很难被发觉,并常常表现怪异、被冷落及旁置,沦落为最大的人类潜能浪费(the largest known untapped source of human potential)。因此,我们的社会亟需建立天才的识别体系及科学的评判标准,让科学“天才”像体育及艺术“天才”一样可以早日被发觉,并积极探索教育体系的改革,让他们接受合适的教育,挖掘潜能,助他们成为未来改变世界的精英。
诚然,优秀的人品是“天才”成为精英的基础,否则,“天才”将成为魔鬼。
请关注本期现代观点:如何培养天才。
“天才”(Genius),是指一群天生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其数量仅占人口比例的万分之一。姚明、刘翔、乔丹、菲尔普斯属于体育“天才”,他们从小展示出与众不同的运动天分,经过父母及学校发觉、优秀教练培养及科学训练,成为了人类顶级的运动员,他们创造世界纪录、代言国家;莎士比亚、贝多芬、肖邦、达芬奇是艺术“天才”,他们自幼展示了艺术天分,表演创作,为人类留下了不朽之作,成为永生的艺术家;体育“天才”及艺术“天才”较易识别,自幼获得特别重视及培养的机率较高,他们多在欢呼声中成长,无悬念地成为人类的瑰宝。而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是科学“天才”,但他们从小并没有展示出超众的才能,与众不同之处多为一些公众眼中的缺点:孤独、怪异、甚至自闭。这些科学天才,似乎非但没有被父母及社会挖掘,还被旁置,甚至歧视。他们的成功,是靠他们自己顽强的生长及追求,用其独特的眼光及才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思考大众不可思议的,从而揭示自然规律,实现了科学发现,并用文字阐述这些成果,得到同行滞后的认可及媒体跟风的关注,方脱颖而出,通过改变人类的世界观,逐渐成为包括政客在内,全世界人民所敬佩的明星。
科学“天才”缺少体育“天才”那样明显的躯体标志,没有艺术“天才”那样耀眼动听的作品及旋律,他们仅有着天生与众不同的大脑,很难识别其潜质。如何发觉及挖掘科学“天才”,是富有挑战的难题,同时,也对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及模式提出了挑战。
美国优生学家Lewis Terman曾经试图用智商(IQ)区分天才,以IQ=130为区别点,开展了“天才”遗传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从1921年开始,追踪了数千位“天才”,特别是他们的职业发展。然而令Terman懊丧的是,他的队列中只出现了寥寥几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在那些因为129的IQ而没能达到入组标准、被拒绝的人中,就有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William Shockley。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Luis Alvarez也是被拒者之一。
美国心理学家Julian Stanley修正了“天才”的评判体系,他发现,除了IQ分数,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推理思考(quantitative reasoning ability)及空间识别能力(spatial ability)也是区分“天才”的关键因素。他辅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识别出高智商儿童,并让他们跳级,提前进入优秀大学的“天才”班,接受特殊教育。在对5000名“天才”少年(gifted)跟踪超过45年的队列研究(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SMPY)中发现,SAT得分在前1%的少年日后更可能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学者、《财富》500强CEO、联邦法官、参议员或者亿万富豪。比如,新锐数学家Terence Tao、Lenhard Ng都曾是这1%中的一员,“脸书”的Mark Zuckerberg、谷歌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乐坛天后Stefani Germanotta(即大名鼎鼎的Lady Gaga),他们都成为了改变世界的精英。
这与我们长期以来的观点背道而驰,我们一直认为,要想成为行业的精英,可以通过刻苦的训练来达成,只要付出了足够的努力、而且方法正确,任何人都可以达到顶峰。而SMPY却告诉我们,先天的认知能力对一个人后来的成就至关重要,其影响远胜于刻意的练习或者社会经济地位这样的环境因素。在当时那样一个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关注点大多在于提高勤奋努力学生的成绩的时代,这项研究强调了对早慧儿童进行区别培养的重要性。
当然,家庭条件及教育体系亦是成就“天才”的要素。毫不奇怪,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会轻易地埋没子女的天赋;一个填鸭式教学,仅以考试分数判断才能,以消灭不及格为座右铭的教育体系,定会扼杀宝贵的“天才”。同时,有研究显示,个人天生的自控能力也异常重要。
“天才”是存在的,他们可能诞生于任何一个家庭,并就读任何一个学校,是人类的稀缺资源。作为运动天才及艺术天才,人们容易识别,并给予他们成长机会。而科学天才,他们很难被发觉,并常常表现怪异、被冷落及旁置,沦落为最大的人类潜能浪费(the largest known untapped source of human potential)。因此,我们的社会亟需建立天才的识别体系及科学的评判标准,让科学“天才”像体育及艺术“天才”一样可以早日被发觉,并积极探索教育体系的改革,让他们接受合适的教育,挖掘潜能,助他们成为未来改变世界的精英。
诚然,优秀的人品是“天才”成为精英的基础,否则,“天才”将成为魔鬼。
请关注本期现代观点:如何培养天才。
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经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检查确认的早期前列腺癌患者10年内死亡风险极低,不超过1%,与是否实施手术或放疗和主动监测无关。前列腺癌症检测和治疗研究(Prostate Testing for Cancer and Treatment,ProtecT)表明,国家卫生与保健优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有关治疗的危险分层的指南可能需要修订。该研究涉及英国82429名1999年〜2009年间接受PSA检查的50岁〜69岁的无症状男性,其中2664例诊断为局限性前列腺癌。其中1643例患者同意随机接受主动观察(545例)、手术(553例)或放疗(545例)。主动观察组患者接受定期PSA检查和临床再评估,决定是否需要采取根治治疗。在主动观察组的545例患者中, 2015年底前,291例患者接受手术或放疗。
平均10年的随访结果表明,所有三组前列腺癌患者的生存率均为99%(P=0.48)。但是主动观察组的患者疾病进展或转移的发生率高于其他两组(观察组112例,手术组和放疗组均为46例)。1/10的患者死于其它原因,多数为心脏病,但三组间全因死亡率无显著差异。牛津大学的Hamdy教授谈到,前列腺癌死亡率低于预期10倍,但疾病进展的差异并没有转化为生存获益,虽然需要更长期的监测才可以证实这点。1643例患者中,17例死于前列腺癌。Hamdy教授认为,虽然死亡患者数很小,但NICE指南中却建议1/3的患者采取主动监测。因此NICE指南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错误,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探明哪些类型的前列腺癌是致死性的。20%的手术治疗患者出现了性功能、泌尿系统、肠道问题,而主动监测的患者则避免了许多副作用,直至年龄增大或变更治疗方案。
NICE的发言人表示,NICE正在检查有关前列腺癌诊断和管理的指南,以确定是否需要更新。 (作者:赵永刚)
参考文献: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6;354: i4984
长期暴露于粒径在2.5μm以下的细颗粒物(PM2.5)以及交通所带来的空气污染物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增加,尤其是心肌梗死和卒中的风险。但在这种联系的背后,疾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美国环保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一项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会导致冠脉钙化的进展,从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这也是冠脉钙化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首次被报道。
这项名为动脉粥样硬化与空气污染的多种族研究(the Multi-Ethnic Study of Atherosclerosis and Air Pollution,MESA Air)在美国多个大城市、对6795名45岁~84岁的人随访了10年,涉及4个种族——西班牙裔、黑人、白人及华裔。这些大城市分别隶属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明尼苏达州(圣保罗)、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纽约州(纽约市)及北卡罗来纳(温斯顿-塞勒姆)。
在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中,华盛顿大学的Joel D Kaufman教授等用CT检测了所有人基线时的冠脉钙化情况、并用超声检查了他们基线时的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数年后又对其中一部分人进行了重复检查。
研究显示,在这些大城市,2000年~2010年间,人们暴露的空气污染物浓度变化范围为:PM2.5 9.2μg/m3~22.6μg/m3;氮氧化物NOX7.2 ppb~139.2ppb。10年间,受试者平均每年冠脉钙化增加24AU(Agatston unit),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每年增加12μm。分析显示:PM2.5每增加5μg/m3,冠脉钙化每年则进展4.1AU;NOX每增加40 ppb,冠脉钙化每年就进展4.8AU。而污染物暴露不会带来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改变。
该研究表明,在各大城市,PM2.5及交通所致空气污染物(如NOX)的增加会促使冠脉钙化的发生、发展,而冠脉钙化又是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的一个指标,因此,这项10年队列研究证明了环境中的PM2.5和NOX会促发动脉粥样硬化。
这项队列研究中,参试者所暴露的污染物水平并不算高,PM2.5在洛杉矶最高(中位数约为20μg/m3),NOX在纽约最高(中位数约为75ppb),而在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国家,污染物的水平要比这个高得多。
在中国,PM2.5超过100μg/m3的城市比比皆是,甚至有的地方超过了300μg/m3,比上面研究中污染最严重的地方高出了不知多少倍,不知我国冠脉钙化、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风险又要高出几何?!(作者:白蕊)
参考文献:Lancet 2016;388:696-704
韩国汉阳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Young Bin Joo等人研究发现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childhood-onset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cSLE)患者的病情较成人系统性红斑狼疮(adult-onset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aSLE)更重。
研究共纳入1112名患者,包括133名cSLE患者和979名aSLE患者 。随访时间从1998年至2012年,研究比较cSLE与aSLE临床特点及死亡率的差异。
研究比较了两组患者的美国风湿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ACR)累计评分、自身抗体滴度、疾病活动度、脏器损伤程度以及治疗情况。其中疾病活动度根据AMS标准(Ajuster Mean SLE Disease Activity Index)进行评价。脏器损伤程度根据系统性红斑狼疮国际协作组/美国风湿病学会损伤指数(SLICC/ACR damage index)(SDI评分)评价。两组分别计算了标准化死亡率比(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SMR),并应用Cox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评价死亡的危险因素。
经过平均7.6年的随访,cSLE患者的ACR累计评分和AMS评分更高(P<0.001),但SDI评分较aSLE组无差别(P=0.797)。免疫抑制剂在cSLE患者中应用更频繁(P<0.001)。cSLE标准化死亡率比为18.8(95% CI:8.6〜35.6),明显高于aSLE(2.9,95% CI:2.1〜3.9)。
研究还发现,cSLE是增加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HR=3.6,P=0.008)。另外,溶血性贫血(HR=7.2,P=0.034)和抗磷脂抗体阳性(HR=3.8,P=0.041)会增加早期死亡风险,这种风险cSLE患者较aSLE患者更高。
从临床表现及疾病活动度评分来看,cSLE患者较aSLE患者病情更重。另外,合并溶血性贫血和抗磷脂抗体阳性的cSLE患者较aSLE患者死亡率更高。(作者:李彩凤 蒋瑞军 北京儿童医院)
参考文献:Journal of Rheumatology 2016; 43;1490-1497
遗传因素和个人生活方式均可对冠心病的发病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对于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多大程度抵消遗传因素的影响,目前仍知之甚少。
马萨诸塞州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Amit V. Khera等人采用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score),对三个前瞻性队列[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Atherosclerosis Risk in Communities,ARIC)研究有7,817名参与者;女性基因组健康研究(Women’s Genome Health Study,WGHS)有21222名参与者;马尔默饮食和癌症研究(Malmö Diet and Cancer Study,MDCS)有22389名参与者]和横断面BioImage研究(BioImage Study;有4260名参与者)的冠心病遗传风险进行了定量。研究人员采用一项评分系统,评价受试者遵循健康生活方式的情况。这项评分系统由四种健康因素组成:当前不吸烟、不肥胖、定期运动和健康饮食。
结果显示,具有高遗传风险(多基因评分排在前20%)的参与者发生冠心病的相对风险比低遗传风险(多基因评分排在最后20%)的参与者要高91%,风险比(hazard ratio,HR)为1.91(95% CI,1.75~2.09)。无论遗传风险类别如何,具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四种健康因素中至少满足三种)比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只满足其中一种或四种都不满足)参与者患冠心病的风险更低。在高遗传风险的参与者中,具有健康生活方式的参与者患冠心病的相对风险要比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参与者低46%(HR=0.54;95% CI,0.47~0.63)。在高遗传风险的参与者中,对于ARIC,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标准化10年冠脉事件发生率为10.7%,健康生活方式为5.1%;对于WGHS,分别为4.6%和2.0%;对于MDCS,分别为8.2%和5.3%。在BioImage研究中,在各遗传风险类别中,健康的生活方式均与冠脉钙化显著降低有关。
在涉及55685名参与者的四项研究中,遗传因素和生活方式与冠心病的易感性独立相关。在高遗传风险的参与者中,健康生活方式比非健康生活方式发生冠心病的风险降低近50%。(作者:贺利军)
参考文献: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6;375:2349-2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