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艾滋病病毒（HIV）发现者西诺西教授在美国旧金山讲完课，应邀访问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房。一位年仅30岁的艾滋病病人，但看上去像70岁，虚弱地握住她的手，说了声谢谢。“你谢我什么？”西诺西好奇地问，“我不是医生。” “你找到了病毒，不是为了我，是为其他的艾滋病人感谢你。”面对病人信任的目光，西诺西教授含着眼泪。那个病人第二天就去世了。那时，医生可以做的，就是握着艾滋病人的手，无奈地看着他们死去。
这时离1981年人类第一次发现艾滋病仅仅3年。30多年来，面对这一流行时间最长、波及最广、危害最大的世界疫情，人类从未轻言放弃，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投身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推动着向控制、乃至治愈艾滋病目标迈进，和病人一起，成就了精彩的科学史诗。
在过去的两年，我们有机会认识了三位科学家及一位病人，他们是艾滋病研究、防治史诗的谱写者。
一位就是法国巴斯德实验室的西诺西教授，她发现了艾滋病病毒。
自艾滋病开始流行，科学家们启动了寻找病因的比赛，主流学者普遍认为，其罪魁祸首是逆转录病毒，而最大的可能是“人类T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HTLV ）。西诺西已 从事病毒与肿瘤的研究多年，她对这一常规思维提出了质疑：HTLV可整合在淋巴细胞DNA中，启动致癌基因，导致细胞疯长，而艾滋病的表现是淋巴细胞大量 死亡。198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获得了艾滋病人的淋巴结，她按常规方法分离淋巴细胞并放入培养箱(cell culture)，但她没有按常规思维，等待两个月再去收获可能疯长的细胞，而是隔两天观察一次。意外发生了，两个星期后，淋巴细胞大量死亡，她果断从新 鲜血液中分离淋巴细胞，补充到培养皿中，再过两个星期，她检测到了逆转录酶，提示一种新的逆转录病毒存在。并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了从淋巴细胞“脱颖而 出”的病毒（budding out）。这个发现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奠定了她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基础。挑战常规、不放弃“意外”，来自巴斯德实验室的西诺西感叹巴斯德的名言“机会钟爱有准备的头脑（Chance only favors prepared mind）”。
另一位是纽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中心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教授，他发明了“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即ART。
1981年，他作为住院医生，在美国洛杉矶目睹了首例艾滋病人。那时，艾滋病人的寿命不超过三年，医生只能无助地握 着病人的手，看着他们死去。何大一决心找出解决方案，他利用加州理工大学（Cal Tech）的工科基础，及哈佛医科大学的医学积淀，从HIV的病理生理学规律着手，利用大量病人数据，建立HIV复制、变异、破坏的数学模型，经过临床验 证，提出了联合三种以上药物，早期治疗艾滋病的理念，在控制HIV复制的同时，避免其耐药。1995年，他应邀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述评 （editorial），“更早更狠地打击艾滋病的时代”（Time to hit HIV, early and hard ），即ART疗法，媒体向大众解读为“鸡尾酒”。他也因此击败克林顿、特瑞莎修女、比尔•盖茨， 成为了1996年《时代周刊》（TIME）的年度人物，登上封面。2015年，WHO公布了新的艾滋病治疗指南，主张对所有的HIV携带者实施早期的 ART治疗，何大一感慨：人们很早认可了他“狠”的观点，20年后，WHO终于接受了“早”的理念。ART让艾滋病人及HIV携带者可以实现正常人的寿 命，可以与HIV共生存。
还有一位是德国的胡特教授，他通过特殊的骨髓移植，成功地同时治愈了艾滋病和白血病。
1996年，在柏林大学医学院读书的胡特看到了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的文章，纽约一些同性恋者，他们的伙伴相继染病并辞世，而他们却未被感染HIV，基因分析显示，这群人先天具有一种基因缺陷，他们的CCR－5基因缺少32个碱基（又称CCR－5△32），因而导致细胞膜外的CCR－5受体断臂。HIV要进入细胞，需要同时结合细胞膜上的CD4受体及CCR－5受体，否则无法进入细胞。这群病人的基因缺陷，保护了他们不受HIV威胁。
胡特冒出一个念头：毕业后要当血液科医生、要找到患艾滋病的白血病病人、要给他实施CCR－5△32基因的骨髓移植、要将艾滋病及白血病一起治愈。
10 年后，胡特如愿在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成为了一名血液科主治医生。一天，一个同时罹患艾滋病及白血病的特殊病人布朗出现了。多次化疗失败后已无其他的选择， 胡特从世界最完美的德国骨髓捐献数据库中，找到了组织配型匹配、纯合子CCR－5△32基因的骨髓捐献者。布朗在2007年接受了两次骨髓移植并停用 ART，他的白血病达到缓解，血液内的HIV降到0，肠道及大脑活检结果证明，HIV被清除。2009年，胡特将此病例报告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上，布朗从此被称为“柏林病人”，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人诞生，打破了艾滋病无法治愈的魔咒。在“柏林病人”的启示下，敲除CCR5基因的临床研究已经启动（Gene knock out）。胡特面对成功感叹：医学是相通的，血液科医生就是要将体内所有肿瘤细胞清除。
布朗：1995年被发现感染HIV，遂罹患“艾滋病”，自1996年开始接受ART后，病情平稳。2006年，在柏林的布朗又不幸罹患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这两种恶魔的叠加，相当于是判了死刑。他相信医生，积极配合，在接受了两次骨髓移植后，成为了著名的“柏林病人”，和医生一起创造了奇迹。2012年世界艾滋病大会期间，布朗碰到一个来自荷兰的科学家向他很热情地打招呼：“很高兴能够当面见到你。其实我早就认识你啦，在私底下和你也有过接触。”布朗想：这家伙在说什么呢？对方接着说：“我实验室的冰箱里有6000份你血液样本的拷贝。”显而易见，他的组织已被送往世界各地。“柏林病人”的案例写进了2015联合国的文件。
向所有参加试验、贡献标本的病人们致敬！是他们的献身与合作，成就了今天与HIV共生存的新起点，他们是自己的英雄，别人的榜样。向所有从事HIV研究、探索治疗的科学家致敬！是他们的智慧和执着，成就了今天征服艾滋病的里程碑，他们是病人的希望，人类的脊梁。
相信科学、普及科学、支持科学，只有科学研究的进步，才可征服艾滋病。曾经可怕的艾滋病，在科学家与病人的配合下，已成为一个可控的慢性病，科学让艾滋病人能与HIV共生存，等待科学研究寻找到治愈及根除艾滋病的那一天。让我们一起继续谱写抗艾史诗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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