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地球上存在了 29亿年,并在不断进化。动物进化的最大成果之一,是胃肠道的形成。这个比动物身体长数倍的管腔,前半部分功能为进食及吸收,后半部分为浓缩及排泄。与动 物共同进化的生命是微生物,在人体内的数量达90万亿,绝大部分栖居于肠道,而我们人体自己的细胞数量则为10万亿。
越来越多的研 究显示,人体内的微生物,特别是肠道内的微生物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这些微生物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还维系着人体内环境的稳定。过去,如果发生肠炎 一类的疾病,人们常常将之归罪于细菌感染,认为是“坏的”细菌在作怪。而现代科学研究显示,结肠炎等肠道疾病多为“好的”微生物减少,甚至消失。肠道内菌 群失调,特别是梭菌属的菌落数减少,还是肥胖的原因之一。这些“好的”微生物有抗炎作用。同时,炎症与肥胖互为因果,脂肪细胞可产生炎症因子,造成局部及 全身的微炎症,从而增加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精神疾病及肥胖的发病风险,而炎症则促进脂肪的堆积。
肠道微生物除了辅助完成消化功能之外,还可以通过肠-脑轴(The Gut-Brain Axis)调节神经及精神系统。过饱、过饿、胃肠道炎症,都会导致烦躁、易怒及抑郁,其关键在于,肠道微生物通过迷走神经与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了互动。
研究显示,与健康小鼠相比,胃肠道无菌的小鼠社会交往能力显著下降,其表现类似人类的自闭症患者,给予益生菌治疗后,小鼠行为恢复正常。同样,当给予处于恐惧状态的小鼠益生菌时(如梭菌属的婴儿双歧杆菌),其应激激素水平恢复正常。
当给有焦虑倾 向的参试者观看恐怖照片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检查显示,其大脑情绪控制区域信号活跃,这些信号会导致反应性的紧张情绪及行为。当受试者服用一 个月的酸奶后,观看同样的恐怖照片, fMRI检查显示其情绪中枢无过度反应,紧张状态得到了疏解。以焦虑、紧张的小鼠为模型,给予益生菌治疗,其抗焦虑的效果甚至优于常用的5-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西酞普兰”。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与人类共生的胃肠道微生物,它们的和谐保证着机体的健康。为此,必须更正传统医学排毒的思维,更要严格控制滥用抗生素。
当今社会的人们,宅在家里的时间过多,群体活动及交往减少,切断了微生物的传播及交流,造成了益生菌在人群中的交换障碍。同时,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过度洁净也使得儿童没有机会广泛接触微生物,在幼年时无法形成免疫耐受,因而导致过敏性疾病发生率的显著上升。
这些都提醒我 们应该爱护体内的微生物。研究显示,多食富含纤维素的蔬菜、水果、粗粮等饮食,可以营养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同时,益生菌可将纤维素分解为短链脂肪酸,如: 丁酸,从而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调节免疫系统、降低过敏反应。而过度进食红肉、高糖饮食、酗酒等则会给益生菌带来威胁。
关爱与人类共生存的微生物,敬畏机体健康的守护者。请关注本期现代观点:“肠道微生物——健康守护者”“思想源于胃肠道”。
生命在地球上存在了 29亿年,并在不断进化。动物进化的最大成果之一,是胃肠道的形成。这个比动物身体长数倍的管腔,前半部分功能为进食及吸收,后半部分为浓缩及排泄。与动 物共同进化的生命是微生物,在人体内的数量达90万亿,绝大部分栖居于肠道,而我们人体自己的细胞数量则为10万亿。
越来越多的研 究显示,人体内的微生物,特别是肠道内的微生物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这些微生物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还维系着人体内环境的稳定。过去,如果发生肠炎 一类的疾病,人们常常将之归罪于细菌感染,认为是“坏的”细菌在作怪。而现代科学研究显示,结肠炎等肠道疾病多为“好的”微生物减少,甚至消失。肠道内菌 群失调,特别是梭菌属的菌落数减少,还是肥胖的原因之一。这些“好的”微生物有抗炎作用。同时,炎症与肥胖互为因果,脂肪细胞可产生炎症因子,造成局部及 全身的微炎症,从而增加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精神疾病及肥胖的发病风险,而炎症则促进脂肪的堆积。
肠道微生物除了辅助完成消化功能之外,还可以通过肠-脑轴(The Gut-Brain Axis)调节神经及精神系统。过饱、过饿、胃肠道炎症,都会导致烦躁、易怒及抑郁,其关键在于,肠道微生物通过迷走神经与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了互动。
研究显示,与健康小鼠相比,胃肠道无菌的小鼠社会交往能力显著下降,其表现类似人类的自闭症患者,给予益生菌治疗后,小鼠行为恢复正常。同样,当给予处于恐惧状态的小鼠益生菌时(如梭菌属的婴儿双歧杆菌),其应激激素水平恢复正常。
当给有焦虑倾 向的参试者观看恐怖照片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检查显示,其大脑情绪控制区域信号活跃,这些信号会导致反应性的紧张情绪及行为。当受试者服用一 个月的酸奶后,观看同样的恐怖照片, fMRI检查显示其情绪中枢无过度反应,紧张状态得到了疏解。以焦虑、紧张的小鼠为模型,给予益生菌治疗,其抗焦虑的效果甚至优于常用的5-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西酞普兰”。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与人类共生的胃肠道微生物,它们的和谐保证着机体的健康。为此,必须更正传统医学排毒的思维,更要严格控制滥用抗生素。
当今社会的人们,宅在家里的时间过多,群体活动及交往减少,切断了微生物的传播及交流,造成了益生菌在人群中的交换障碍。同时,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过度洁净也使得儿童没有机会广泛接触微生物,在幼年时无法形成免疫耐受,因而导致过敏性疾病发生率的显著上升。
这些都提醒我 们应该爱护体内的微生物。研究显示,多食富含纤维素的蔬菜、水果、粗粮等饮食,可以营养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同时,益生菌可将纤维素分解为短链脂肪酸,如: 丁酸,从而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调节免疫系统、降低过敏反应。而过度进食红肉、高糖饮食、酗酒等则会给益生菌带来威胁。
关爱与人类共生存的微生物,敬畏机体健康的守护者。请关注本期现代观点:“肠道微生物——健康守护者”“思想源于胃肠道”。
《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一篇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显示:有效使用非语言线索,能提高幼儿对语言学习的接受能力,可能是一个提高幼儿词汇量的好方法。
学龄前儿童的词汇量彼此差别很大,并且这一指标是此后儿童在学校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预测因素,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这种差异并理解其来源。
本研究中,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的Erica A. Cartmill博士等选择了50个来自同一个社会经济阶层的14~18个月幼儿作为研究对象,由他们的父母和孩子一起参加互动,研究父母语言输入的质量与子女的词汇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对这些父母-子女组合的互动进行了录像;之后,让218名成年独立观察者观看这些录像的静音短片,设法猜测父母所说出的、由“哔哔”声指示的一个秘密的词,并以此测量这个词的意义仅通过语境线索被推测出来的准确性。
例如,当子女走进书架或者把一本书拿给母亲开始讲故事时间的时候,哔哔声可能会在父母说“书”这个词被静音的时候响起。在这个情境中,这个词很容易猜出,因为母亲在子女看到并体验到这些物体的时候称呼了它们。
在另一些录像中,因为几乎没有父母说出的词语的直接线索,观看者无法猜出对话中响起哔哔声的时候所表述的词语。
结果发现,这 50位父母在特定语境状况下的语言输入的质量差异很大,某些父母仅在5%的时间里提供了关于词语的非语言线索,而另一些父母则在38%的时间里提供了线 索。3年以后,这组儿童在进入幼儿园时,后者比前者的词汇量高出22%,即便剔除词汇输入数量的影响,这种优势也依然独立存在。究其原因,是后面这些父母 提供给幼儿的非语言线索更多,让子女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接触到了除了语言本身以外的语境提示,提高了语言输入的质量。
此前已有研究表明,父母语言输入的数量也是预测子女词汇量大小的一个因素,且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相关性。相比之下,此研究的结果显示父母语言输入的质量与社会经济地位不相关,且独立于父母的语言数量。
研究者据此建议:幼儿的父母可以在对子女说话时做出一些调整,例如,想要让孩子学会“斑马”一词,选择在去动物园玩的时候说“这里有斑马”,而不是在家里说“我们去看斑马吧”。
可见,要想提高孩子语言学习的质量,光说还不够,还得考虑在何种语境下说,配合周围的非语言因素,通过使用词语提及可视环境中的物体,提语言输入的质量。
现在都提倡优生优育,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因此幼儿教育的起点一再提前。14个月~18个月正是幼儿咿呀学语的阶段,是语言学习的关键起点,而这个阶段的父母,往往都很年轻,缺乏教育子女学习语言的经验。希望这个有意义的研究,能够帮助年轻的父母们更好地帮助子女学习语言,强化词汇量的增长。(作者:贾玉华)
参考文献: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对于贫穷,英国科学家给出了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观点:贫穷不仅意味着缺钱,同时还意味着心智不足。这不是穷人与生俱来的特点,而是由于贫困带来的思想负担占据了有限的认知资源,从而阻碍了认知功能。换言之,所有觉得自己穷的人都会“变笨”。
穷人们的有些行为往往会适得其反——他 们不注重预防保健、不遵循医生的药物处方、行动拖沓又不太会遵守约定、效率低下、不会管理财产、也不够关心孩子……这些都会进一步加剧贫困。穷人为什么大 多都有这些行为呢?对此,有以下这些解释:他们没有可靠的交通工具,比如车,所以会迟到甚至不到;他们的教育水平不高,所以常会理解错误;他们是不太称职 的父母,而这又会影响下一代的教育方式。但贫困使得他们没有多少犯错误的空间,同样的错误会给他们带来更严重的结果。
英国华威大学的Anandi Mani等对贫穷与这些行为间的关系给出了不一样的解释:贫困对认知功能有直接妨碍作用。
他们通过两项研究证实了这一结果。在第一项试验中,他们试验性地诱使受试者想起财务状况,结果发现,这会降低穷人的认知表现,但不会影响有钱人。在第二项试验中,他们检测了农民在整个播种周期的认知功能,发现同一个农民在丰收前——穷的时候,认知表现差于丰收后——富的时候。这无法用营养或工作努力程度的不同来解释,也不能用压力来解释——虽然农民在丰收前确实显示有更大的压力,但这不是认知表现降低的原因。相反,似乎是贫困本身导致了认知能力的降低。Mani等认为,这是因为贫困相关焦虑会消耗精神资源,其他任务的可用资源就变少了。
穷人必须要管 理零散的收入、同时尽力应付支出,还要做出艰难取舍。这些都会占据、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而人的认知系统是有限的,这些占据了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导致留给其 他决策和行动的可用认知资源就少了。就像当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专注于避免两机相撞时,就会忽略空中的其他飞机一样,当一个穷人为钱而苦恼时,对其他问题就 不会再充分考虑了。这提示贫穷和心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不止是有关。(作者:白蕊)
参考文献:Science
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阅读文学小说或可提高成年人感知和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这是驾驭复杂社会关系的一项关键技能。相关研究发表于《科学》杂志上。
研究者根据心 理理论进行了5项实验研究,共1000名受试者参与。研究者随机将试验对象分为三组,前两组分别阅读虚构类文学作品和非虚构类文学作品,第三组则不接受任 何阅读信息,然后运用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的各种方法来衡量参与者准确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不同文学作品对心智的影响。
分析结果显示,阅读文学小说的受试者获得的评分始终高于那些阅读通俗小说和非小说的受试者,即那些阅读文学小说的人能比那些阅读非小说、通俗小说或什么都不读的人可以更为准确地判断他人的情感。
研究人员总结 称,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是因为人们在阅读虚构类文学作品时,需要将自己完全带入到故事情景当中,甚至要改变自己原先的认知,努力渗入到小说的人物思想 中。文章作者基德(David Comer Kidd)称:“伟大的作家把你变成作家。在文学小说中,人物的不完整性让你的头脑试图去理解别人的思维。把阅读小说的体验移植到现实世界是自然而然的飞 跃,因为把握虚构和真实人际关系的心理过程是一样的。小说不仅仅是社会体验的模拟,它本身就是社会体验。”
基德等人的研究初步证实了文学小说能增强社会移情能力。(作者:刘荣军)
参考文献:Science
当今社会,人们的感官每天都会受到暴力轰炸:非洲的绑架事件,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秘密监狱里受折磨的囚犯、在巴黎被屠杀的记者和犹太人等等。而这种暴力同样出现在电视和电影中。我们不得不被动接触到这些暴力影像,也不得不担心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或者我们自己在工作场所的安危,而所有这些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在美国,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一把枪。在这里,汽车需要登记,而枪支不需要登记。甚至在许多地方,可以在公共场合公开持有枪支,包括商场、学校和教堂。家庭枪支很容易被借走或偷走。在一定年龄组的人群中,持枪杀人和自杀人数甚至高于因疾病死亡人数。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医生禁止询问患者是否存在枪伤。为什么我们要容忍这种非理性行为?
20 年前,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枪支暴力的流行病学研究做出过努力,但因为国会命令禁止为此类研究提供研究经费,该研究很快被放弃了。直到奥巴马总统签署命 令,解除此项禁令,但是仍然没有研究资金。主要的机构和组织,包括医学研究所、美国医科大学、美国儿科学会以及美国医学协会,已做出了明智的建议,可以减少枪支相关伤害或死亡的风险。
这些建议不涉及枪支所有者缴出其枪支,而是包括扩大背景检查、资助对火器造成的伤害的研究、允许医生向患者告知枪支相关的风险、刑事处罚非法销售枪支、加强对遭遇枪支相关暴力风险的人群的精神关怀以及改变社会规范。
虽然对枪支没有开展广泛研究,但是其研究意义已被确认。在医学界的共识是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减少枪支暴力。
然而,倡导枪 支安全的战役已经失败。虽然一些城市和国家已经设法通过了枪支管制立法,但是更多的地区通过了允许在公共场所公开携带枪支的法律。五年前,最高法院裁定,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肯定了私人拥有枪支的权利。在联邦层面上,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承诺的制定枪支管制立法已经受阻。
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想要更好的枪支管控,这也得到了医疗团体的 坚定支持。那么,是什么在阻碍枪支管控?一个因素是枪支拥护者反对系统地收集枪支相关伤害的数据。另一个是枪支拥护者狂热地认为,注册的枪支最终会被联邦 政府没收。目前为止,最大的障碍是主张管控枪支的人们的武装力量小于全国步枪协会。该协会调动其成员实施恐吓战术,阻止任何关于在城市中进行枪支管制的努 力。同时,许多国会领导人都是全国步枪协会的会员。
除非在政府层面抵抗枪支暴力,否则枪支风险将难以下降。没有社会风气和监管政策的变化,减少美国因枪支死亡人数的机会仍然渺茫。(作者:刘荣军)
参考文献: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5;372:874-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