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机体有很强的适 应和修复能力,当压力或损伤适中时,机体会越战越勇。就好像锻炼,当我们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时,机体的呼吸加快、有氧代谢加强、肌肉产热增加,有害的氧自 由基也随之大量生成。按常规思维,氧自由基会造成细胞的破坏及衰老加速,但事实上,热爱锻炼的人却显得更年轻,充满活力,衰老的进程延缓。研究显示,原 来,当锻炼产生一定量的氧自由基时,我们机体的自身抗氧化能力就会被调动起来,自噬功能变得活跃,体内的垃圾及有害物质被更有效地清除。但是,物极必反, 如果激烈运动超过4个小时,氧自由基的生成量已显著超过机体的处理能力,这些氧化物质及其他垃圾的堆积,就会造成机体损害,反而加速衰老的进程。
与之类似的是人 类面临的精神压力。压力是把“双刃剑”。当面对适当的压力时,机体启动抗压力机制,使我们恰当面对、承受并克服压力,机体随之建立新的平衡,战胜压力,我 们的抗压能力也会相应得到提高。因此,压力不见得是个坏东西。但是,如果压力过大、时间过长,超出了我们机体的承受能力,没有得到调节和释放,那就会造成 神经系统器质性的损害。而这种有害的压力,学术上称之为“有毒压力”(Toxic Stress)。
当儿童面对压力 这把“双刃剑”时,也有两种可能:获益或伤害。由于儿童的大脑正在发育,压力对其造成伤害的机会就会更高,形成“有毒压力”的可能性更大。研究显示,贫 穷、营养不良、被讥讽、身体受虐待,都会成为“有毒压力”,会在基因修饰上留下永久的烙印。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会产生器质性的改变。人类的恐惧感产生自 并储存于杏仁核,杏仁核通过海马回与前额叶皮质链接,前额叶皮质可抑制及调节杏仁核发出的恐惧信号。当儿童反复经历“有毒压力”,又得不到疏解时,海马回 与前额叶间的神经纤维显著减少,导致产生自杏仁核的恐惧信号无法受到抑制或调节。
研究显示,经历 过“有毒压力”的儿童成年后,其犯罪、早孕、缀学的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25%~50%,需要特殊教育的比例也显著上升。因此,“有毒压力”会给儿童造成终 身伤害。研究还显示,长期的“有毒压力”可显著升高体内炎症因子的水平,从而导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及癌症的发生率升高。
令人遗憾的是, “有毒压力”与“适当压力”的区别模糊,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在我们国家,父母常常把自己的梦想赋予其子女身上。孩子们除了面对强大的学校压力外,所有 的业余时间全部被父母排满,不停奔波于各种补习班之间,没有喘息的机会。他们从小被过度灌输竞争的意识,生活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紧张之中,没有伙伴 玩耍疏解,家长及社会变成了“有毒压力”的制造者。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儿童及青少年经不起挫折和打击,罹患上了抑郁、焦虑、被害妄想等精神疾病,甚至以 自杀结束宝贵的生命。
童年,应该是对 世界无比好奇的年龄,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切都那么新鲜,应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孩子们学会去观察、去感知、去探索。父母应该引导他们对周边的小朋友友好、尊 重,懂得分享,并从分享中得到快乐。适当的竞争、适当的压力,有助于激发出孩子们的潜能、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但如果教育仅关注学解题思路、学技能,在没有 达到父母的期望时辅以体罚,要当心,这种压力可能有“毒”,给子女造成终身的伤害,并给社会埋下不安定的隐患。
请关注本期现代观点:《不良压力危及孩子健康》
人类的机体有很强的适 应和修复能力,当压力或损伤适中时,机体会越战越勇。就好像锻炼,当我们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时,机体的呼吸加快、有氧代谢加强、肌肉产热增加,有害的氧自 由基也随之大量生成。按常规思维,氧自由基会造成细胞的破坏及衰老加速,但事实上,热爱锻炼的人却显得更年轻,充满活力,衰老的进程延缓。研究显示,原 来,当锻炼产生一定量的氧自由基时,我们机体的自身抗氧化能力就会被调动起来,自噬功能变得活跃,体内的垃圾及有害物质被更有效地清除。但是,物极必反, 如果激烈运动超过4个小时,氧自由基的生成量已显著超过机体的处理能力,这些氧化物质及其他垃圾的堆积,就会造成机体损害,反而加速衰老的进程。
与之类似的是人 类面临的精神压力。压力是把“双刃剑”。当面对适当的压力时,机体启动抗压力机制,使我们恰当面对、承受并克服压力,机体随之建立新的平衡,战胜压力,我 们的抗压能力也会相应得到提高。因此,压力不见得是个坏东西。但是,如果压力过大、时间过长,超出了我们机体的承受能力,没有得到调节和释放,那就会造成 神经系统器质性的损害。而这种有害的压力,学术上称之为“有毒压力”(Toxic Stress)。
当儿童面对压力 这把“双刃剑”时,也有两种可能:获益或伤害。由于儿童的大脑正在发育,压力对其造成伤害的机会就会更高,形成“有毒压力”的可能性更大。研究显示,贫 穷、营养不良、被讥讽、身体受虐待,都会成为“有毒压力”,会在基因修饰上留下永久的烙印。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会产生器质性的改变。人类的恐惧感产生自 并储存于杏仁核,杏仁核通过海马回与前额叶皮质链接,前额叶皮质可抑制及调节杏仁核发出的恐惧信号。当儿童反复经历“有毒压力”,又得不到疏解时,海马回 与前额叶间的神经纤维显著减少,导致产生自杏仁核的恐惧信号无法受到抑制或调节。
研究显示,经历 过“有毒压力”的儿童成年后,其犯罪、早孕、缀学的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25%~50%,需要特殊教育的比例也显著上升。因此,“有毒压力”会给儿童造成终 身伤害。研究还显示,长期的“有毒压力”可显著升高体内炎症因子的水平,从而导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及癌症的发生率升高。
令人遗憾的是, “有毒压力”与“适当压力”的区别模糊,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在我们国家,父母常常把自己的梦想赋予其子女身上。孩子们除了面对强大的学校压力外,所有 的业余时间全部被父母排满,不停奔波于各种补习班之间,没有喘息的机会。他们从小被过度灌输竞争的意识,生活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紧张之中,没有伙伴 玩耍疏解,家长及社会变成了“有毒压力”的制造者。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儿童及青少年经不起挫折和打击,罹患上了抑郁、焦虑、被害妄想等精神疾病,甚至以 自杀结束宝贵的生命。
童年,应该是对 世界无比好奇的年龄,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切都那么新鲜,应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孩子们学会去观察、去感知、去探索。父母应该引导他们对周边的小朋友友好、尊 重,懂得分享,并从分享中得到快乐。适当的竞争、适当的压力,有助于激发出孩子们的潜能、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但如果教育仅关注学解题思路、学技能,在没有 达到父母的期望时辅以体罚,要当心,这种压力可能有“毒”,给子女造成终身的伤害,并给社会埋下不安定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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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数次大流行数据都显示,医务人员之死就像是煤矿中的金丝雀,预示着一场埃博拉病毒出血热的爆发。2014年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也不例外,而且创下了两个“纪录”——不仅感染和死亡总人数史无前例地多,而且医务人员的感染也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总的来说,医 务人员的暴露和感染都发生于患者病因被确认为埃博拉之前。预防院内传染的个人防护设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有限,比如手套、口罩,再加上标准预防措施培训缺位、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差,这些因素共同营造出了导致医务人员感染埃博拉的大 环境。
然而,在保持警惕和严格防护制度下,医务人员的院内感染可以很容易地减少。例如,1995年4月暴发的那次持续6个月的埃博拉疫情,期间有80位医护人员感染,在启用防护技术后这次疫情很快被成功终结。
如果防护能有效阻止埃博拉的传播的话,为什么最近的这次疫情中,在接近尾声的情况下仍有那么多医务人员感染?原因有2个——PPE供应不足以及没有强调PPE的穿、脱过程。
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于世界上最穷的3个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他们不仅人均国民总收入最低,而且同等规模患者群所享有的医生也最少。PPE的缺乏使医务人员无非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冒着极大的风险继续救治患者,要么抛弃患者,让其独自面对这种恐怖的疾病。
然而,仅有PPE还不够。埃博拉能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来自感染患者的体液能够通过皮肤破损或粘膜暴露感染健康人。即使有PPE,如果被患者体液污染的防护服没有被恰当地脱下的话,医务人员仍然会处于危险中。
在这场“战争”中,冲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无疑是英雄,防止他们被感染、保护他们的生命不仅需要改善基础卫生设施、提供充足的PPE,还需要规范PPE的穿、脱流程。
非洲暴发的这场疫情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警示:保护医务人员免遭传染不仅要增加PPE的供应,更重要的是安全使用、移除PPE。(作者:白蕊)
参考文献: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2014; 161:753-754
日本癌症研究基金会的研究人员对小鼠的研究发现,肥胖更易导致肝癌。相关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肥胖的发病率逐年攀升。长期以来人们都将肥胖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联系在一起,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也是许多癌症的主要风险因子。
研究人员先在 清洁环境饲养下的两组小鼠上开展了相关实验,一组小鼠给予正常饮食,另一组小鼠饲喂高脂饮食。结果并未发现两组小鼠患肝癌的比例有显著差异。研究人员怀 疑,肥胖相关的癌症有可能需要一种致癌刺激,尤其是在这种类似无菌环境中生存的小鼠。于是,在之后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先给实验鼠喂食一种致癌物,之后再饲 以正常和高脂饮食。结果发现,30周后,所有的肥胖小鼠都“罹患”了肝癌,而正常小鼠几乎没发现有肝癌。
进一步研究发现,肥胖改变了肠道菌群,从而导致一些有毒代谢物的产生。这些有毒代谢物通过循环系统进入肝脏,从而导致细胞DNA损伤,并激发肝脏星形细胞衰老。这些衰老的肝脏星形细胞能够分泌大量的促炎和促肿瘤因子,从而使得在化学致癌物存在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肝癌。
在这些有毒代谢物中最主要的物质是去氧胆酸。当研究人员通过特殊手段阻断去氧胆酸的产生或者减少肠道菌群时,则能有效阻止肥胖小鼠肝癌的发生。
上述发现为肥胖增加癌症发生风险的论断提供了新的见解,并且为控制这一疾病提供了新的可能。(作者:贺利军)
参考文献:Nature
研究证据早已揭示, 婴儿时期的喂养策略(如母乳喂养及辅食的添加)、儿童的饮食习惯以及看电视时间,都是导致儿童过早肥胖的因素。然而,这些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存在很多 未知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家庭环境、父母及社会的影响等。带着这些问题,悉尼大学悉尼医学院的温利明教授等回顾了相关文献。
孩子过早超重的干预甚至可以从母亲孕期就开始,比如让母亲孕期保持健康的体重增长。E. Y. Lau等开展的一项系统回顾发现,孕期体重增加(gestational weight gain,GWG)的总值及超出推荐部分的体重增加会导致后代超重(BMI≥24)或肥胖(BMI≥28)的风险增加。此外,K. N. Dancause等对孕妇客观上的困难和主观上的紧张焦虑程度进行评估后发现,产前压力大会导致孩子儿童期发生肥胖症的风险增加。
对于被超重和 肥胖研究一直忽略的青春期,K. J. Sawka等填补了这一鸿沟,他们研究了朋友关系如何影响着久坐行为和锻炼水平。对1061名11岁~15岁的青少年进行的横断面分析发现,没有朋友的人 较少参与中高强度的体力运动。此外,A. L. Rodríguez-Ventura对墨西哥儿童和青少年开展的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他们减重的障碍在于他们没意识到自己超重,也没把超重或肥胖当成一种 病,更没意识到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
父母在孩子体 力运动、久坐行为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在孩子小时候更是如此。H. Xu等的系统回顾表明,父母的鼓励和支持能使孩子的体力活动增加。此外,A. C. Lindsay等提出,照看孩子的人对促进学龄前儿童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和体力活动行为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学龄前正是孩子发展大运动技能的时机,K. Rőttger等探讨了各学龄前儿童机构内儿童的体力活动后发现,相比于“呆板”的课桌式教育体系,更开放的学龄前教育体系本身并不意味着儿童体力活动的增加。
学校是开展儿 童肥胖预防项目的一个重要“战场”。“Join the Healthy Boat”是一个在小学生中开展的项目,着重于让小学生们增加体力活动、减少带屏设备的使用、规律早餐、减少软饮的摄入。1943名小学生参加了这一随机 群组研究,在一些孩子身上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作者:白蕊)
参考文献:Journal of Obesity 2015
发表于《英国医学杂 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根据病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以及是否患有慢性疾病,人们对肿瘤过度筛查的接受程度也有所差异。与大肠癌相比,乳腺癌和前列腺 癌的过度筛查接受度更高;50岁以上者对过度筛查的接受度偏低,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和有慢性疾病者的接受程度更高。
肿瘤的过度筛查,被定义为“经过癌前病变检测,并不会发生任何症状或导致早亡”。换句话说,如果不进行筛查,这些癌症的进展非常缓慢,以至于不会被发现。“患者”可以带癌生存,直到寿终正寝,或由于其他原因导致死亡,但并不会因为这个癌前病变而引起任何症状,或导致寿命缩短。
在此之前,人 们对癌症过度筛查的接受程度究竟如何,还是个未知数。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基层医疗卫生科学系的Ann Van den Bruel等为此开展研究,通过2011年英国人口普查,对1000个年满18岁以上、代表了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成年人进行了在线调查。研究者选择了三种常 见的癌症进行调查,分别是乳腺癌(女性)、前列腺癌(男性)和肠癌(男性和女性)。研究者告知受访者这三种癌症每年在英国的发病数量和预后,并设计了两种 筛查的可能,第一种可降低10%的死亡风险;另一种则可降低50%的死亡风险。在这个基础上,询问受访者是否可以接受过度筛查。然后,受访者在0(最小) 和1000(最大)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数字,表示他们对不同癌症进行过度筛查的接受程度。
结果发现,在 研究开展前,人群对过度筛查的知晓率仅为29%。受访者对过度筛查的接受程度变率较大: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根本不会接受过度检查,14%能够完全接受, 其余受访者则视病种和死亡风险而不同。根据癌症类型的不同,1000位受访者中,接受过度筛查的中位数为113至150,大肠癌筛查的接受程度明显低于乳 腺癌和前列腺癌。当受访者认为癌症筛查带来的利益更大时,才会接受更多的过度检测,因此当死亡风险减少50%时,平均接受率显著增加,最多有313人能够 接受乳腺癌筛查。50岁以上的人接受的程度较低,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接受程度更高,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中80%以上愿意接受过度筛查。
鉴于人们对癌症筛查的接受程度不同,研究者建议,开展肿瘤筛查前,应告知被检测者存在过度检测的可能性及其后果,这些信息将有助于人们做出明智选择。(作者:贾玉华)
参考文献: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5;350:h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