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三月,坏消息不断传来。接受猪心脏移植的病人,在顽强地与排异反应作斗争两个月后,因感染结束了生命;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大量生命丧失在战火中,影星出身的总统上演了战争大片;在我国的吉林、深圳、上海,变异新冠病毒Omicron局部散发,因传染力极强,在上海暴发进入指数曲线趋势。一直以精准防控而自豪,高效管理而著称的上海,以小区为防疫单位的措施失灵,但仍然不放弃最后的精准努力,不得不以黄浦江为屏障,将大上海划成东西两片,予以48小时间隔,梯度封控,先浦东,后浦西。至少,没有封城,仍算精准,如同医学上精准的将疾病分为传染病与非传染性疾病。另外,学者们猜测,浦东浦西互为对照,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真实世界研究,为人类战胜新冠病毒做贡献。
在我写这篇卷首语的时刻,上海的浦东已经封控,没有特别通行证,不能出家门。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居家隔离、办公或生活,正好休息一下,短期内似乎没有障碍。但是,对那些有慢性疾病,有急诊需求的病人,则可能成为灾难。
记住这个数字:全世界有22%的人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疾病;每年死于非传染性疾病的人数为4000万,其中早亡达到1400万人;2020年全世界因疫情死亡的人数创新高,仅美国就达到近百万,而因疫情导致的医疗体系瘫痪引起的次生灾难,造成的早亡人数超过此数字。
在上海,我们已经感知到了疫情次生灾难的苗头:透析病人因无法去医院,中断透析超过一周而病危;哮喘病人因急诊室拒收,贻误抢救时间而死亡;开颅术后康复病人因未及时吸痰,窒息死亡……
早在2021年1月,世界疫情仍然失控,我国疫情趋缓,仅局部散发,200余位中国顶级教授,在闻玉梅、赵国屏、陈香美、陈凯先院士的领衔下,开展了一场题为“疫情下的非传染性疾病”的头脑风暴,提出了新冠病毒在人类间传染会出现新变种,依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规律,传染力更强的变新冠病毒变异株大概率会导致多波大流行,而疫情导致的生活及工作的改变,以及医疗体系的承压将成为“新常态”。期待有效的疫苗及药物被发明的同时,要做好应对疫情摧毁医疗体系的准备,要防止次生灾害,特别是非新冠病毒病人群的正常医疗服务的延续。要学会与病毒共生存,这是一种无奈,共不共存,是病毒决定的,而不是人类,人类要学会接受。难以想象,人类细胞内的DNA,8%来自病毒,那是多么壮观的厮杀场面呀,人类接受了病毒在体内寄生,其实,那是共赢,否则,胎盘无法形成,人类的祖先会止步于如同恐龙的蛋生,而无胎生及哺乳动物的出现。
一年多后的今天,变异的Omicron终于在我国出现了,它横扫了全球之后,进一步变异,BA2的传染力更强,病例已在上海呈几何指数级上升,医疗系统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日常医疗活动近乎停滞,显然,我们低估了Omicron,高估了自己,没有准备好,如不快速纠正,公共卫生及常规医疗的灾难不可避免。也许,暴发已经降临申城,同时,在人口如此密集的超大城市,新冠病毒会得到更多跳跃的机会,依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规律,实现有意义的变异,成为新的超级病毒。申城的精英们试图与时间赛跑,依据科学规律及世界数据,探索一条封城与“躺平”之间,控制新冠病毒的可行道路,无论成败,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说封城是沿用19世纪的伦敦模式,“躺平”是倒逼预防疫苗和治疗药物的快速研发,上海的尝试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中国模式,虽有艰险和不测,但勇往直前已是胜者。
祝福上海,天佑中华。
进入三月,坏消息不断传来。接受猪心脏移植的病人,在顽强地与排异反应作斗争两个月后,因感染结束了生命;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大量生命丧失在战火中,影星出身的总统上演了战争大片;在我国的吉林、深圳、上海,变异新冠病毒Omicron局部散发,因传染力极强,在上海暴发进入指数曲线趋势。一直以精准防控而自豪,高效管理而著称的上海,以小区为防疫单位的措施失灵,但仍然不放弃最后的精准努力,不得不以黄浦江为屏障,将大上海划成东西两片,予以48小时间隔,梯度封控,先浦东,后浦西。至少,没有封城,仍算精准,如同医学上精准的将疾病分为传染病与非传染性疾病。另外,学者们猜测,浦东浦西互为对照,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真实世界研究,为人类战胜新冠病毒做贡献。
在我写这篇卷首语的时刻,上海的浦东已经封控,没有特别通行证,不能出家门。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居家隔离、办公或生活,正好休息一下,短期内似乎没有障碍。但是,对那些有慢性疾病,有急诊需求的病人,则可能成为灾难。
记住这个数字:全世界有22%的人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疾病;每年死于非传染性疾病的人数为4000万,其中早亡达到1400万人;2020年全世界因疫情死亡的人数创新高,仅美国就达到近百万,而因疫情导致的医疗体系瘫痪引起的次生灾难,造成的早亡人数超过此数字。
在上海,我们已经感知到了疫情次生灾难的苗头:透析病人因无法去医院,中断透析超过一周而病危;哮喘病人因急诊室拒收,贻误抢救时间而死亡;开颅术后康复病人因未及时吸痰,窒息死亡……
早在2021年1月,世界疫情仍然失控,我国疫情趋缓,仅局部散发,200余位中国顶级教授,在闻玉梅、赵国屏、陈香美、陈凯先院士的领衔下,开展了一场题为“疫情下的非传染性疾病”的头脑风暴,提出了新冠病毒在人类间传染会出现新变种,依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规律,传染力更强的变新冠病毒变异株大概率会导致多波大流行,而疫情导致的生活及工作的改变,以及医疗体系的承压将成为“新常态”。期待有效的疫苗及药物被发明的同时,要做好应对疫情摧毁医疗体系的准备,要防止次生灾害,特别是非新冠病毒病人群的正常医疗服务的延续。要学会与病毒共生存,这是一种无奈,共不共存,是病毒决定的,而不是人类,人类要学会接受。难以想象,人类细胞内的DNA,8%来自病毒,那是多么壮观的厮杀场面呀,人类接受了病毒在体内寄生,其实,那是共赢,否则,胎盘无法形成,人类的祖先会止步于如同恐龙的蛋生,而无胎生及哺乳动物的出现。
一年多后的今天,变异的Omicron终于在我国出现了,它横扫了全球之后,进一步变异,BA2的传染力更强,病例已在上海呈几何指数级上升,医疗系统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日常医疗活动近乎停滞,显然,我们低估了Omicron,高估了自己,没有准备好,如不快速纠正,公共卫生及常规医疗的灾难不可避免。也许,暴发已经降临申城,同时,在人口如此密集的超大城市,新冠病毒会得到更多跳跃的机会,依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规律,实现有意义的变异,成为新的超级病毒。申城的精英们试图与时间赛跑,依据科学规律及世界数据,探索一条封城与“躺平”之间,控制新冠病毒的可行道路,无论成败,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说封城是沿用19世纪的伦敦模式,“躺平”是倒逼预防疫苗和治疗药物的快速研发,上海的尝试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中国模式,虽有艰险和不测,但勇往直前已是胜者。
祝福上海,天佑中华。
苏格兰一项研究追踪了数万例近期怀孕的孕妇,结果发现在怀孕期间感染冠状病毒的孕妇,比普通孕妇更有可能出现死胎或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死亡。那些失去孩子的女性都没有接种COVID-19疫苗。
未接种疫苗的母亲本身也面临更大风险:在104名需要重症监护的SARS-CoV-2感染孕妇中,102名未接种疫苗。在对近8.8万名孕妇的研究中,未接种疫苗的女性住院率也远远高于接种疫苗的女性。
爱丁堡大学的研究者与其同事在2020年12月到2021年10月间追踪了孕妇的情况。尽管未接种疫苗的孕妇在妊娠期间感染病毒的不良结局风险增加,但在孕晚期的感染风险更高。在分娩前28天内感染病毒的620名母亲中,记录了14例胎儿或婴儿死亡,其中10例为死胎。这意味着每1000个婴儿就有22.5个死亡。研究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
苏格兰妊娠研究还强调了未接种疫苗的女性自身健康面临的风险:在感染SARS-CoV-2的研究参与者中,98%的重症监护患者和91%的住院患者都是未接种疫苗的女性。
许多孕妇一直不愿意接种COVID-19疫苗,而有些则担心疫苗可能会对婴儿产生伤害。爱丁堡大学的母婴医学专家Stock及其同事对18 000多名在怀孕期间接种疫苗的孕妇的生产结局进行了分析。怀孕期间接种疫苗,包括在分娩后28天内接种疫苗,不会增加早产或婴儿在出生前后几周内死亡。
另一项发表在《柳叶刀数字健康》杂志上的研究,对美国5个州的18 000多名孕妇的电子健康记录进行了分析。该分析将882名确诊感染SARS-CoV-2并有轻度至中度症状的孕妇(未接种疫苗),与未感染的孕妇进行了匹配,结果发现感染的孕妇更容易出现早产或死胎。
重要的是感染的时间,而不是症状的严重程度。该研究的第一作者Samantha Piekos与她的同事报告说,母亲在怀孕期间感染SARS-CoV-2的时间越早,婴儿出生的时间就越早。
参考文献:Meredith Wadman. Studies reveal dangers of SARS-CoV-2 infection in pregnancy[J]. Science,2022,375:253.
药物警戒报告、卫生系统监测研究和病例系列表明,SARS-CoV-2疫苗接种与心肌炎和心包炎之间存在关联。这种关联是在接种第2剂mRNA疫苗BNT162b2或mRNA-1273后更明显。严重的心肌炎和心包炎可导致慢性心力衰竭或死亡。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学和生物统计学系的Anders Husby等利用丹麦全国登记数据,分析了SARS-CoV-2疫苗接种与心肌炎和心包炎的关联。研究纳入近500万名年龄在12岁及以上的参与者,随访时间为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5日。主要终点包括院内诊断为心肌炎或心包炎、肌钙蛋白水平升高,以及住院时间超过24 h。
随访期间,269名参与者出现心肌炎或心包炎,其中108名(40%)年龄为12~39岁,196名(73%)为男性。与未接种疫苗者相比,在3 482 295名接种BNT162b2疫苗的参与者中,48名在接种后28天内发生心肌炎或心包炎(调整后的危险比1.34);在接种后28天内,每10万名接种疫苗的参与者发生心肌炎或心包炎的绝对发病率为1.4。女性参与者和男性参与者的调整后危险比分别为3.73和0.82,在接种28天内,每10万接种疫苗的参与者的绝对发病率分别为1.3和1.5。12~39岁人群的调整后危险比为1.48,在接种后28天内,每10万名接种者的绝对发病率为1.6。
在498 814名接种了mRNA-1273疫苗(Moderna)的参与者中,21人在接种后28天内发生心肌炎或心包炎(调整后的危险比为3.92);接种后28天内,每10万名接种者的绝对发病率为4.2。女性和男性的调整后危险比分别为6.33和3.22,在接种28天内,每10万名接种者的相应绝对发病率分别为2.0和6.3。12~39岁人群的调整后危险比为5.24,在接种后28天内,每10万名接种者绝对发病率为5.7。
研究表明,在丹麦人群中,接种mRNA-1273疫苗与心肌炎或心包炎的风险显著增加相关,主要是由于12~39岁个体的风险增加,而BNT162b2疫苗仅与女性的风险显著增加相关。然而,SARS-CoV-2 mRNA疫苗接种后心肌炎或心包炎的绝对发病率很低,即使是在较年轻的年龄组。
参考文献:Husby A, Hansen JV, Fosbøl E, et al. SARS-CoV-2 vaccination and myocarditis or myopericarditis: population based cohort study[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21,375:e068665.
多达 70% 类风湿关节炎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患者可出现疲劳症状,并且患者将疲劳列为最重要的疾病相关表现之一。RA相关疲劳尚无普遍接受的定义,但症状被描述为“一种难以承受的、使人衰弱的和持续疲惫的状态,降低了躯体功能和进行日常活动的能力”。躯体功能、年龄、性别、心理健康、疼痛、睡眠障碍和炎症与疲劳有关。然而,这些变量都没有在系统评价研究中显示出与疲劳一致的密切关系。
来自挪威奥斯陆大学医学院的Karen Holten等对此进行了一项研究,评估早期 RA 患者在达标治疗的24个月期间疾病活动与疲劳之间的关联,以及 24 个月疲劳的预测因素,评估早期治疗反应和缓解对疲劳的影响。
研究数据来自一项临床缓解为目标采用达标治疗策略的临床试验,ARCTIC(评估超声对达标治疗策略的获益)试验。疲劳应用视觉模拟量表 (VAS) 测量,范围为 0 至 100 mm;如果 VAS ≥20 mm,则定义为具有临床相关性。
纳入基线和 24 个月有疲劳数据的 205 例患者。基线时的中位(Q1、Q3)症状持续时间为 5.4(2.8、10.4)个月,疲劳 VAS 37.0(13.0, 62.0)mm,平均疾病活动评分(DAS)3.4(SD 1.1)。疲劳发生率从基线时的69%下降到 24 个月时的 38%。肿胀关节更少(OR 0.92, 95% CI 0.87-0.98, p=0.006),多普勒超声评分更低(OR 0.95, 95% CI 0.90-0.99, p=0.027)和患者整体评估评分更高(OR 1.03 , 95% CI 1.01-1.04, p<0.001) ,与24 个月时临床相关疲劳的风险升高有相关性。 6个月时未达到缓解与 24个月时报告疲劳的风险较高有关。
早期RA患者的疲劳在发病时普遍存在,在治疗过程中迅速而持续地减轻。基线时,低疾病活动度和患者整体评估(PGA)高是24个月时临床相关疲劳的预测因素。
参考文献:Holten K, Sundlisater NP, Lillegraven S, et al.Fatigue in patients with early rheumatoid arthritis undergoing treat-to-target therapy: predictors and response to treatment[J].Ann Rheum Dis,2022,81(3):344-350.
皮质类固醇目前仍然是治疗肌肉骨骼疾病、关节炎疾病和结缔组织疾病的主要手段。然而,考虑到乙型肝炎是风湿病患者中常见的共病,皮质类固醇的不当使用可能导致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再激活或肝炎复发。HBV再激活和肝炎是一种潜在的严重疾病,可能导致暴发性肝功能衰竭和死亡。预防HBV再激活的一个主流观点是根据风险分层开始预防性抗病毒治疗,而不是在皮质类固醇治疗前进行普遍预防。HBV再激活更常见于乙肝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阳性患者中,指南目前一致推荐在HBsAg阳性患者中进行抗HBV预防。HBV再激活也可能发生在HBsAg阴性且抗乙肝核心抗体(抗- HBc)阳性的HBV感染缓解的患者中;然而,指南并不建议总是在这些患者中开始抗HBV预防。因此,需要可靠的风险评估和分层来指导这些患者的管理。
一项研究前瞻性地招募了HBsAg阴性、抗-HBc阳性、使用或不使用皮质类固醇的患者,并通过计算泼尼松的累积剂量和时间加权平均日剂量来确定皮质类固醇暴露。研究将HBV再激活、肝炎复发或重型肝炎发作的时间作为主要指标进行衡量。
在1 303名参与者中,该队列使用的泼尼松累积剂量和时间加权平均剂量的中位数分别为3 000 mg(IQR: 300-6750 mg)和15 mg/d(IQR: 10-20 mg/d)。在多变量分析中,累积剂量与主要指标呈倒V形关系,在累积剂量为1 506 mg时达到峰值(HR: 3.72;95% CI: 1.96-7.08)。时间加权平均剂量的四分位数与事件风险的单调增加独立相关(HR每四分位数增加:2.15;95% CI: 1.56-2.98),在最高四分位数中HR达到49.48(95% CI: 6.24-392.48)。在时间加权平均剂量(Q4 > 20 mg/d)的上四分位数中,主要指标的发生率为16.67/100人-年。其他四分位数的主要结果发生率均低于10/100人-年。
泼尼松时间加权平均剂量大于20 mg/d的患者为HBV再激活或肝炎复发的高危人群。这些高危患者可能需要预防性抗HBV治疗。
参考文献:ZHONG Zhen-yu, LIAO Wei-ting, DAI Ling-yu, et al. Average corticosteroid dose and risk for HBV reactivation and hepatitis flare in patients with resolved hepatitis B infection[J]. Ann Rheum Dis,2022,81:584-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