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的最终死亡报告得出结论,美国的死亡率在2020年飙升了17%,
新冠肺炎、意外药物过量以及心脏病、阿尔茨海默病和糖尿病的增加推动了死亡人数的增加。
CDC于2021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15岁及以上美国人的死亡率大幅上升,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报告数据证实,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2020年下降了近2年,这是二战以来降幅最大的一年。
总体预期寿命从2019年的78.8岁下降到2020年的77岁。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从2019年的76.3岁下降到2020年的74.2岁,下降了2.1岁。女性的平均下降时间为1.5年,从2019年的81.4年降至2020年的79.9年。
年龄调整后的平均死亡率上升了近17%,从2019年的每10万人715.2人上升到2020年的每10万人835.4人。换个表述方法是,2019年死亡率为千分之7.15,2020年为千分之8.35,绝对增加率为千分之1.2。
同时,“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与2019年相比,美国2020年的出生率下降了4.06%。
在我国,中国卫健委公布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我国死亡率为千分之7.07,基本与2019年的千分之7.14持平;2019年我国出生率为千分之10.48, 2020年为千分之8.52,下降千分之1.96;人口增长率为千分之1.45。
如果2020年,我国也如同美国一样放任新冠病毒肆虐,根据以上数据可做两个推算:1、假设我国疫情导致死亡率也同比例增加千分之1.2,则致死亡率升为千分之8.27,基于实际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8.52,2020年我国的人口增长率仅剩千分之0.25;2、假设疫情伴随的出生率下降比例与美国的千分之4.06相同,我国2020年的出生率则降为千分之6.42,结合疫情失控后的死亡率上升至千分之8.27,2020年的人口增长率可能会是千分之-0.65。
已有研究证据显示,瘟疫、经济衰退、饥荒等灾难可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并与严重程度及持续时间相关。这一现象在我国得到印证,而美国表现更加明显。因此,如果我国疫情失控,死亡率急剧上升,叠加出生率更显著下降,人口灾难定会发生。
长期以来,美国10个主要死亡原因中,有9个保持不变,2020年,新冠肺炎首次出现在名单上。心脏病仍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癌症,之后是COVID-19,名列第三位。然而,因心脏病、意外伤害和糖尿病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幅度最大,这几项的显著上升均与疫情摧毁了医疗及社会秩序相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2021年11月9日发布的健康概览报告数据显示,30个OECD国家中有24个国家的人口的2020年预期寿命下降。
报告仅列出了6个预期寿命没有减少的国家:挪威、日本、丹麦、芬兰、拉脱维亚和哥斯达黎加。
COVID-19直接或间接导致了OECD 38个成员国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的预期死亡人数增加了16%。与前5年的平均死亡人数相比,它造成了大约250万人的额外死亡。
COVID-19还加重了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吸烟、有害使用酒精和肥胖增加了人们死于COVID-19的风险。它还注意到对未感染该病毒的人的主要间接影响。例如,乳腺癌筛查在2020年平均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择期手术的等待时间也增加了。
从以上数据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2020年,我国政府做出的动态清零、严防死守的疫情控制策略是正确及有效的,阻止了我国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出生率进一步加剧下降的惨剧发生,从而避免了人口负增长的悲剧在2020年上演。
请关注本期的“COVID-19 导致大多数发达国家预期寿命减少”。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的最终死亡报告得出结论,美国的死亡率在2020年飙升了17%,
新冠肺炎、意外药物过量以及心脏病、阿尔茨海默病和糖尿病的增加推动了死亡人数的增加。
CDC于2021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15岁及以上美国人的死亡率大幅上升,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报告数据证实,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2020年下降了近2年,这是二战以来降幅最大的一年。
总体预期寿命从2019年的78.8岁下降到2020年的77岁。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从2019年的76.3岁下降到2020年的74.2岁,下降了2.1岁。女性的平均下降时间为1.5年,从2019年的81.4年降至2020年的79.9年。
年龄调整后的平均死亡率上升了近17%,从2019年的每10万人715.2人上升到2020年的每10万人835.4人。换个表述方法是,2019年死亡率为千分之7.15,2020年为千分之8.35,绝对增加率为千分之1.2。
同时,“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与2019年相比,美国2020年的出生率下降了4.06%。
在我国,中国卫健委公布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我国死亡率为千分之7.07,基本与2019年的千分之7.14持平;2019年我国出生率为千分之10.48, 2020年为千分之8.52,下降千分之1.96;人口增长率为千分之1.45。
如果2020年,我国也如同美国一样放任新冠病毒肆虐,根据以上数据可做两个推算:1、假设我国疫情导致死亡率也同比例增加千分之1.2,则致死亡率升为千分之8.27,基于实际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8.52,2020年我国的人口增长率仅剩千分之0.25;2、假设疫情伴随的出生率下降比例与美国的千分之4.06相同,我国2020年的出生率则降为千分之6.42,结合疫情失控后的死亡率上升至千分之8.27,2020年的人口增长率可能会是千分之-0.65。
已有研究证据显示,瘟疫、经济衰退、饥荒等灾难可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并与严重程度及持续时间相关。这一现象在我国得到印证,而美国表现更加明显。因此,如果我国疫情失控,死亡率急剧上升,叠加出生率更显著下降,人口灾难定会发生。
长期以来,美国10个主要死亡原因中,有9个保持不变,2020年,新冠肺炎首次出现在名单上。心脏病仍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癌症,之后是COVID-19,名列第三位。然而,因心脏病、意外伤害和糖尿病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幅度最大,这几项的显著上升均与疫情摧毁了医疗及社会秩序相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2021年11月9日发布的健康概览报告数据显示,30个OECD国家中有24个国家的人口的2020年预期寿命下降。
报告仅列出了6个预期寿命没有减少的国家:挪威、日本、丹麦、芬兰、拉脱维亚和哥斯达黎加。
COVID-19直接或间接导致了OECD 38个成员国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的预期死亡人数增加了16%。与前5年的平均死亡人数相比,它造成了大约250万人的额外死亡。
COVID-19还加重了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吸烟、有害使用酒精和肥胖增加了人们死于COVID-19的风险。它还注意到对未感染该病毒的人的主要间接影响。例如,乳腺癌筛查在2020年平均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择期手术的等待时间也增加了。
从以上数据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2020年,我国政府做出的动态清零、严防死守的疫情控制策略是正确及有效的,阻止了我国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出生率进一步加剧下降的惨剧发生,从而避免了人口负增长的悲剧在2020年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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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是代谢综合征的肝脏表现,是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的主要原因,也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没有任何治疗方法可以降低NASH患者严重不良结局的风险。
对于肥胖和代谢性疾病患者,减肥手术对减轻体重和改善高血糖、高血压和血脂异常有持续效果。减肥手术前后使用肝活检的小型观察研究表明,手术诱导的体重减轻与NASH某些组织学特征(如炎症、纤维化)的改善有关。大型观察性研究一致表明,减肥手术与肥胖患者的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和死亡风险降低相关。
来自美国克利夫兰诊所普外科肥胖与代谢研究所的Ali Aminian等,研究了肥胖和活检证实无肝硬化的纤维性NASH患者的减肥手术,与主要肝脏不良结局和MACE之间的长期关系。
在NASH与肥胖风险的外科手术和长期疗效(Surgical Procedures and Long-term Effectiveness in NASH Disease and Obesity Risk, SPLENDOR)研究中,美国卫生系统在2004年至2016年间进行了25 828例肝活检,其中1 158例成年肥胖患者符合纳入标准,包括NASH确诊的组织学诊断和肝纤维化(组织学阶段1-3)。采用重叠加权法,将在减肥手术时同时进行肝活检的患者的基线临床特征、组织学疾病活动和纤维化阶段与非手术对照组进行平衡。随访于2021年3月结束。
主要终点是主要肝脏不良结局(进展为临床或组织学肝硬化、发生肝细胞癌、肝移植或肝相关死亡率)和MACE(冠状动脉事件、脑血管事件、心力衰竭或心血管死亡)的发生率。
共有1 158名患者(63.9%为女性;中位年龄为49.8岁,中位身体质量指数为44.1),其中650名患者接受了减肥手术(Roux-en-Y胃分流术、袖状胃切除术),508名患者为非手术对照组,中位随访时间7年。重叠加权后,基线协变量的分布(包括肝损伤的组织学严重程度)非常平衡。在未加权数据集的研究期结束时,减肥手术组的5名患者和非手术对照组的40名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肝脏不良反应,减肥手术组的39名患者和非手术组的60名患者出现了MACE。在采用重叠加权法分析的患者中,减肥手术组和非手术组的10年主要肝脏不良结局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2.3%和9.6%(调整后的绝对风险差异为12.4%;调整后的危险比为0.12;P=0.01)。10年时,减肥手术组和非手术组的MACE累积发生率分别为8.5%和15.7%(调整后绝对风险差异为13.9%;调整后的危险比为0.30;P=0.007)。在减肥手术后的第一年内,4名患者(0.6%)死于手术并发症,包括2名胃肠道瘘和2名呼吸衰竭患者。
研究结果表明,在NASH和肥胖患者中,与非手术治疗相比,减重手术与发生严重肝脏不良结局和MACE的风险显著降低相关。
参考文献:Ali Aminian, MD; Abbas Al-Kurd, MD; Rickesha Wilson, et al. Association of Bariatric Surgery With Major Adverse Liver and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21;326(20):2031-2042.
几乎所有髋部骨折患者都要接受手术,最常进行脊椎麻醉或全身麻醉。观察性研究表明,与全身麻醉相比,脊椎麻醉可能与较低的死亡风险、谵妄、主要医疗并发症以及较短的住院时间有关。然而,与全身麻醉相比,脊椎麻醉对接受髋部骨折手术的老年人行走能力的影响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美国坎普尔大学的Mark D. Neuman等进行了一项试验,以评估在骨折前能够独立行走的老年人在接受脊椎麻醉和全身麻醉,进行髋部骨折手术后的行走能力恢复情况。
研究人员在美国和加拿大的46家医院进行了一项实用、随机的优势试验,以评估脊椎麻醉与全身麻醉相比,在50岁或50岁以上正在接受髋部骨折手术患者中的效果。患者按1:1的比例随机分配接受脊椎麻醉或全身麻醉。主要终点是在随机分组后60天死亡,或无法独立行走约10英尺(3米),或使用助行器/手杖行走。次要终点包括60天内死亡、谵妄、出院时间和60天步行。
研究共纳入1 600名患者,795名患者被分配接受脊椎麻醉,805名患者被分配接受全身麻醉。受试者平均年龄为78岁,67.0%为女性。共有666名患者(83.8%)接受脊椎麻醉,769名患者(95.5%)接受全身麻醉。在可获得数据的改良意向治疗人群中,脊椎麻醉组712名患者中有132名(18.5%)出现复合主要终点,全麻组733名患者中有132名(18.0%)出现复合主要终点(相对风险为1.03;P = 0.83)。684名患者中有104名(15.2%)在60天内无法独立行走,702名患者中有101名(14.4%)在60天内无法独立行走(相对风险为1.06),768名患者中有30名(3.9%)在60天内死亡,784名患者中有32名(4.1%)在60天内死亡(相对风险为0.97)。脊椎麻醉组633名患者中有130名(20.5%)出现谵妄,全麻组629名患者中有124名(19.7%)出现谵妄(相对风险为1.04)。
研究表明,老年人髋部骨折手术的脊椎麻醉在60天的存活率和行走能力恢复方面并不优于全身麻醉。两种麻醉的术后谵妄发生率相似。
参考文献:Neuman MD, Feng R, Carson JL, et al. Spinal anesthesia or general anesthesia for hip surgery in older adults[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21,385:2025-2035.
慢性肾病定义为肾功能下降,估计肾小球滤过率低于60 mL/(min•1.73 m2),或肾损害标志物持续存在至少3个月。肾衰竭的定义是估计肾小球滤过率低于15 mL/(min•1.73 m2)。肾衰竭的治疗选择是透析、肾移植或姑息治疗。
慢性肾病在男性和女性患者中的表现不同。女性慢性肾病的患病率较高,但男性发展为肾衰竭的速度更快,因此在肾衰竭人群中所占比例更大。目前的证据表明,男性和女性慢性肾病患者所接受的护理存在差异。
肾衰竭护理的系统性差异可能意味着女性肾衰竭患者的生存率低于男性。来自悉尼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Nicole L De La Mata等评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肾衰竭患者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研究人员假设肾功能衰竭患者的死亡率高于一般人群,并试图探讨肾功能衰竭对超额死亡率的影响在性别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
在纳入研究的82 844例肾衰竭患者中,33 329例为女性(40%),49 555例为男性(60%);在总共536 602人年的随访中,记录了49 376例死亡(女性患者20 099例;男性患者29 277例)。主要结局指标为生存率相关测量,包括标准化死亡率、相对生存率和寿命损失年数,使用一般人群数据说明背景死亡率(根据国家、年龄、性别和年份进行调整)。根据透析方式(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和肾移植受者亚群对估计值进行分层。
结果发现,男性和女性肾衰竭患者的预后差异不大。但与一般人群相比,女性肾衰竭患者的全因死亡人数比男性患者多(女性患者:标准化死亡率为11.3,预期死亡1 781人,观察死亡20 099人;男性患者:标准化死亡率为6.9,预期死亡4 272人,观察死亡29 277人)。在年轻患者和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中观察到的差异最大。女性患者的相对生存率也一直较低,调整后的超额死亡率高11%。与所有年龄段的男性患者相比,女性肾衰竭患者的平均寿命损失年数多3.6年。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死亡率在性别上没有发现重大差异。肾移植减少了但并没有完全消除超额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女性和男性患者之间相似的相对存活率(P=0.83)和寿命损失年数差异降低至2.3年。
结果表明,与一般人群相比,女性肾衰竭患者比男性患者有更多的超额死亡、更差的相对生存率和更多的寿命损失,然而肾移植减少了这些差异。未来的研究应调查在获得护理的机会和降低女性患者超额死亡率的策略方面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
参考文献:De La Mata NL, Rosales B, MacLeod G,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mortality among binational cohort of people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population based data linkage study[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21,375:e068247.
老年晚期癌症患者有很高的治疗毒性反应风险。老年评估(geriatric assessment)评估老龄相关领域并指导管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Supriya G Mohile等研究了老年评估干预是否可以减少接受高危治疗(如化疗)的老年晚期癌症患者的严重毒性反应。
在这项随机试验中,研究人员招募了70岁及以上患有不可治愈的实体瘤或淋巴瘤的患者,以及至少一个正在开始新治疗方案的受损老年评估领域的患者。
美国40个社区肿瘤学实践集群被随机分配(1:1)到干预组(肿瘤学家收到定制的老年评估总结和管理建议)或常规护理组(没有向肿瘤学家提供老年评估总结或管理建议)中。主要结局是3个月内出现任何3-5级毒性反应(基于国家癌症研究所通用不良反应术语标准第4版)的患者比例。
实践人员前瞻性地捕捉到了毒性效应。蒙面肿瘤学临床医生审查了医疗记录以进行验证。
2014年7月29日至2019年3月13日期间,登记了718名患者。患者的平均年龄为77.2岁,311名(43%)为女性。老年评估领域损伤的平均数量为4.5,研究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与常规护理组相比,干预组中非裔(Black)患者多于其他种族(干预组349名患者中有40名,常规护理组369名患者中有12名;p<0.0001),且曾接受过化疗(349名患者中有104名,369名患者中有81名;p=0.016)。与常规护理组(369名患者中263名;相对风险为0.74;p=0.0001)相比,干预组中出现3-5级毒性反应的患者比例较低(349名患者中有177名)。干预组患者在3个月内跌倒较少(298例患者中有35例,329例患者中有68例;p=0.0035),停药次数较多(p=0.015)。
结果表明,针对老年晚期癌症患者的老年评估干预降低了癌症治疗的严重毒性作用。老年评估和管理应纳入晚期癌症和老年相关疾病老年患者的临床护理。
参考文献:Mohile SG, Mohamed MR, XU Hui-wen, et al. Evaluation of geriatric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n the toxic effects of cancer treatment (GAP70+): a cluster-randomised study[J]. Lancet,2021,398:1894-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