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按往常一样按时发布，但报告了5例不平常的病例，他们来自3家洛杉矶地区的医院，均为年轻的男性同性恋者，罹患罕见的肺孢子虫肺炎，2人已经死亡。而这正是即将到来的艾滋病病毒/艾滋病（HIV/AIDS）大流行的序幕。那时，我是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对这一消息虽然敏感，但并没有在意，毕竟，我们国家的同性恋不流行。
1982年，艾滋病超越了同性恋这一特殊人群，在输血者及异性性行为者中传播，成为社区性传染病，可以感染所有人、让感染的人死亡，而人类对病原一无所知，更无计可施去制止这一可怕的病魔。作为二年级的医学生，初步涉及了微生物学，猜想着这种疾病的病原体，有点不寒而栗。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对于当时大多数国人来说，“艾滋病”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1982年，两家美国公司（阿莫公司、阿法公司）各自带着自己的血液制品来到中国，经查，其中19份血清中的4份呈感染阳性，均来自阿莫公司。而且更重要的是，1983年就有中国公民感染这种病毒。艾滋病已悄然潜入中国，但我们并不知晓。
1983年，法国巴斯德实验室的科学家西诺西博士发现该病是由一种逆转录病毒引起，它后来被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这种病毒导致的疾病被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常规的思维让我们无比自信，病毒找到了，疫苗还会远吗？然而，我们错了，40年后的今天，有效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疫苗离我们仍然很遥远。
之后，HIV/AIDS全球大流行。艾滋病虽然可感染所有人群，但最易感的群体仍然是同性恋、妓女、吸毒者，他们被认为是“边缘群体”，宗教色彩严重的政府对艾滋病采取忽略的态度，一些愚昧的政客甚至拒绝承认艾滋病的存在。在大流行的初期，艾滋病就将世界撕裂。
随着艾滋病病人数量的增多，特别是名人政客也未能幸免，病人组织开始走上街头，游说国会，终于，联合国聚集世界所有国家领导人，把HIV确定为人类共同的敌人。终于，在小小的病毒面前，冷战国家之间抛弃了信仰冲突、价值观矛盾、竞争和战火，第一次携手合作了。
新药陆续出现了，但很快就会出现耐药性。1995年，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的何大一博士发明了“高效联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俗称“鸡尾酒疗法”。《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何大一博士的研究发现。从此，感染HIV不再是死刑，在“鸡尾酒”疗法的控制下，HIV携带者可以不进展成AIDS，逐渐成为了可控的慢性疾病患者，平均寿命可达65岁。
1996年，纽约的科学家发现一些同性恋者，他们的伙伴相继染病并辞世，而他们却未感染HIV，基因分析显示，这群人先天具有一种基因缺陷，他们的CCR-5基因缺少32个碱基（又称CCR-5△32），因而导致细胞膜外的CCR-5受体断臂，HIV无法进入细胞。这群病人的基因缺陷，保护了他们不受HIV威胁。这篇文章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远在德国柏林，医学院的三年级医学生胡特读到《科学》杂志的这篇文章。2006年，已经成为血液科医生的胡特真的遇见了一例同时罹患白血病和艾滋病的病人——布朗。通过德国骨髓库，胡特找到了双基因的CCR-5△32的骨髓供体，移植给布朗。布朗的艾滋病及白血病的病程得到缓解，他停用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血液检查、肠道及大脑活检等结果均证明，HIV被清除，4年后，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病人诞生。胡特大学时的梦想成真。2011年，胡特将布朗的病例报告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布朗从此被世界称为“柏林病人”，他标志着人类可治愈艾滋病。
时至今日，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HIV/AIDS已造成3 270万人死亡，全球有7 500万HIV感染者。联合性的预防干预措施，如暴露前预防，在减少经性行为感染HIV方面非常有效，而对HIV感染者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可使病毒降低到检测线以下，并阻止其传播。
全球合作抗击艾滋病的壮举，也为人类迎接新的传染病大流行提供了应对经验和技术平台。虽然一系列的HIV疫苗研究均以失败告终，但当新冠病毒病出现世界大流行之时，为研究HIV疫苗而建立的系列新技术平台，迅速转移目标，在短短的数月内，成功产出多种有效的疫苗；全世界大合作的机制迅速启动，最大程度上分享知识，积极合作。同时，在另一条赛道上，治疗艾滋病的新药也成为抗击乙肝病毒的主力军。
更让我们自豪和骄傲的是，怀着医学生时代的梦想，在创业初具规模后，我带领团队，采访了HIV的发现者-西诺西教授、鸡尾酒疗法的发明者-何大一教授、治愈艾滋病的伟大医生-胡特教授，以及被治愈的柏林病人-布朗，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和科学精神。而这一历程，如同走完了人类征服艾滋病的四十年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