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0余年,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将皮肤肿瘤形象地命名为“螃蟹”(carcinoma),肿瘤,便成为了一个可怕的名词。在古代,人们将罹患肿瘤归结于“作孽”后上帝的惩罚,除了祈求上帝的宽恕,还对体表的肿瘤采取切除、烙铁烧灼的手段,那时没有麻药,常常在手术前给病人服用鸦片或喝威士忌,而手术者均为理发师,这也是为什么世界最早的外科学术组织是法国的“理发师外科医生协会”。直到20世纪二战期间,美国不顾国际公约,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芥子气”,悄悄运至刚刚解放的意大利贝瑞港,准备向德国发起化学战,不幸的是,德国飞机轰炸,将停靠在港口内满载“芥子气“的货船击沉,水兵们纷纷落水,上岸后出现寒战、高烧,同时伴有全血象降低,骨髓被清髓。有思想准备的军医,将这一可能“清除白血病癌细胞”的发现报告美国军事医学研究所,从此,第一个以消灭肿瘤细胞为思路的化学疗法诞生。芥子气可导致肿瘤细胞DNA交链及错链,从而令细胞凋亡。之后,以抑制肿瘤增生为机理的甲氨蝶呤、硫唑嘌呤等化疗药陆续被发明。人们欢呼,人类征服肿瘤的时代到来。但是,化疗如同无准星的机关枪,会误伤机体的正常细胞。再之后,阻断肿瘤细胞赖以生存的信号传导的靶向药出现,但狡猾的肿瘤会启动旁路信号传导,继续维持其疯狂的生命。面对不理想的疗效,科学家们改变了思路,由单独“驱邪”,辅以“扶正”,将免疫系统被肿瘤诱导高表达的“闸”松开,恢复机体免疫系统抗肿瘤的能力,由此,标志着免疫治疗新纪元的PD-1拮抗剂应运而生。但是,PD-1拮抗剂的应用只对15%的肿瘤有效,而且,无法仅从肿瘤基因的角度解读。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影响松开“闸”的免疫细胞对抗肿瘤?
可能的回答是,神秘的“肿瘤微环境”。研究显示,肿瘤的高迭代及高代谢本质,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及原料,在没有成熟的微循环保证下,有氧代谢造成了低氧、糖酵解造成了低糖及低pH值环境,而这一“肿瘤微环境”,辅以肿瘤抗原的持续刺激,让免疫细胞中的线粒体于无氧、无原料的环境中高强度工作,遂进入力竭状态,表现为体积变小、极化消失、数量降低,同时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可直接造成细胞损伤。失去能量供应的免疫细胞则启动更多的PD-1,并从表观基因表达、转录水平调节及代谢等层面启动紧急保护机制,致免疫细胞失功能,进入衰老状态,不但无力抗肿瘤,还可能转为肿瘤调节细胞(tumor Treg),或肿瘤的营养细胞(促瘤生长淋巴因子的供应者,如:IL-17),从而成为肿瘤的帮凶。在此状态下,PD-1拮抗剂的使用也无法达到理想效果,如同汽车的发动机失灵,燃料耗光,即使把汽车的手闸松开,车也无法前行。
如何应对?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思考肿瘤的预防与治疗,把改善肿瘤微环境作为“扶正”的突破口。研究显示,以降低肿瘤耗氧量、改善低氧、低糖、低pH值的肿瘤微环境为手段,可保护及恢复线粒体功能,从而将未进入终末衰老的免疫细胞拉回正常状态,同时抑制氧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动物实验显示,通过改善“肿瘤微环境”,免疫治疗的疗效显著提高,如同给松开手动闸的汽车修好了发动机并加好了燃料。抗肿瘤的机会不仅仅是发明改善肿瘤微环境的药物,更简单有效的方法是有氧运动。大量的证据显示,有氧运动可以改善线粒体功能、增加线粒体数量、提高线粒体质量,同时,可促进微循环的血管成熟,改善组织供氧,启动氧化磷酸化,降低组织中氢离子的数量。当然,提高线粒体质量及功能,不仅仅是针对肿瘤的预防及治疗,还对微生物感染的免疫功能改善提供了新思路。
请关注本期医学前沿:线粒体力竭与T细胞失功能。
公元前400余年,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将皮肤肿瘤形象地命名为“螃蟹”(carcinoma),肿瘤,便成为了一个可怕的名词。在古代,人们将罹患肿瘤归结于“作孽”后上帝的惩罚,除了祈求上帝的宽恕,还对体表的肿瘤采取切除、烙铁烧灼的手段,那时没有麻药,常常在手术前给病人服用鸦片或喝威士忌,而手术者均为理发师,这也是为什么世界最早的外科学术组织是法国的“理发师外科医生协会”。直到20世纪二战期间,美国不顾国际公约,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芥子气”,悄悄运至刚刚解放的意大利贝瑞港,准备向德国发起化学战,不幸的是,德国飞机轰炸,将停靠在港口内满载“芥子气“的货船击沉,水兵们纷纷落水,上岸后出现寒战、高烧,同时伴有全血象降低,骨髓被清髓。有思想准备的军医,将这一可能“清除白血病癌细胞”的发现报告美国军事医学研究所,从此,第一个以消灭肿瘤细胞为思路的化学疗法诞生。芥子气可导致肿瘤细胞DNA交链及错链,从而令细胞凋亡。之后,以抑制肿瘤增生为机理的甲氨蝶呤、硫唑嘌呤等化疗药陆续被发明。人们欢呼,人类征服肿瘤的时代到来。但是,化疗如同无准星的机关枪,会误伤机体的正常细胞。再之后,阻断肿瘤细胞赖以生存的信号传导的靶向药出现,但狡猾的肿瘤会启动旁路信号传导,继续维持其疯狂的生命。面对不理想的疗效,科学家们改变了思路,由单独“驱邪”,辅以“扶正”,将免疫系统被肿瘤诱导高表达的“闸”松开,恢复机体免疫系统抗肿瘤的能力,由此,标志着免疫治疗新纪元的PD-1拮抗剂应运而生。但是,PD-1拮抗剂的应用只对15%的肿瘤有效,而且,无法仅从肿瘤基因的角度解读。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影响松开“闸”的免疫细胞对抗肿瘤?
可能的回答是,神秘的“肿瘤微环境”。研究显示,肿瘤的高迭代及高代谢本质,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及原料,在没有成熟的微循环保证下,有氧代谢造成了低氧、糖酵解造成了低糖及低pH值环境,而这一“肿瘤微环境”,辅以肿瘤抗原的持续刺激,让免疫细胞中的线粒体于无氧、无原料的环境中高强度工作,遂进入力竭状态,表现为体积变小、极化消失、数量降低,同时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可直接造成细胞损伤。失去能量供应的免疫细胞则启动更多的PD-1,并从表观基因表达、转录水平调节及代谢等层面启动紧急保护机制,致免疫细胞失功能,进入衰老状态,不但无力抗肿瘤,还可能转为肿瘤调节细胞(tumor Treg),或肿瘤的营养细胞(促瘤生长淋巴因子的供应者,如:IL-17),从而成为肿瘤的帮凶。在此状态下,PD-1拮抗剂的使用也无法达到理想效果,如同汽车的发动机失灵,燃料耗光,即使把汽车的手闸松开,车也无法前行。
如何应对?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思考肿瘤的预防与治疗,把改善肿瘤微环境作为“扶正”的突破口。研究显示,以降低肿瘤耗氧量、改善低氧、低糖、低pH值的肿瘤微环境为手段,可保护及恢复线粒体功能,从而将未进入终末衰老的免疫细胞拉回正常状态,同时抑制氧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动物实验显示,通过改善“肿瘤微环境”,免疫治疗的疗效显著提高,如同给松开手动闸的汽车修好了发动机并加好了燃料。抗肿瘤的机会不仅仅是发明改善肿瘤微环境的药物,更简单有效的方法是有氧运动。大量的证据显示,有氧运动可以改善线粒体功能、增加线粒体数量、提高线粒体质量,同时,可促进微循环的血管成熟,改善组织供氧,启动氧化磷酸化,降低组织中氢离子的数量。当然,提高线粒体质量及功能,不仅仅是针对肿瘤的预防及治疗,还对微生物感染的免疫功能改善提供了新思路。
请关注本期医学前沿:线粒体力竭与T细胞失功能。
脑肿瘤与其他外周肿瘤相比具有独特的特点,由于髓系细胞在脑内的分布占主导地位和血脑屏障的存在。因此免疫原性较低。肿瘤细胞可以通过多种机制逃避免疫监视。肿瘤的氧代谢是影响免疫应答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肿瘤细胞过度呼吸可通过诱导肿瘤缺氧降低抗肿瘤免疫。例如,黑素瘤细胞的耗氧量与免疫检查点阻断效果呈负相关,而抑制氧代谢可使CD8+T细胞反应重新活跃。除CD8+T细胞外,缺氧还影响多种免疫细胞。例如,缺氧会扰乱自然杀伤细胞的细胞毒性,CD8+T细胞被招募到肿瘤区域,肿瘤微环境内的巨噬细胞会抑制T细胞反应,促使肿瘤生长和血管生成。
在人体内,γδ T细胞可以渗透到脑肿瘤区域,并且γδ T细胞在体外和体内对多种脑肿瘤细胞系都有潜在的细胞毒性。既然缺氧是脑肿瘤的一个特征,那么缺氧对γδ T细胞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呢?来自韩国高等科学技术研究院的Jang Hyun Park等研究人员最近证实,缺氧抑制了脑肿瘤中抗肿瘤γδ T细胞的功能。
研究发现,脑肿瘤细胞对氧有特别高的需求。当用化学方法抑制脑肿瘤细胞的耗氧量时,发现氧代谢并不影响传统的T细胞,而是影响了γδ T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具体来说,肿瘤缺氧在转录水平上激活了γδ T细胞蛋白激酶A(protein kinase A,PKA)信号通路,导致受体NKG2D被抑制。虽然脑肿瘤细胞表达高水平的NKG2D配体Rae-1,但缺氧通过PKA信号通路阻止了NKG2D在γδ T细胞上的表达。二甲双胍治疗可抑制肿瘤细胞线粒体呼吸来减轻缺氧,降低γδ T细胞PKA亚基表达,恢复NKG2D表达及γδ T细胞的抗肿瘤功能,见图1。
这项研究揭示了脑肿瘤和γδ T细胞相互作用的关键机制,并强调了γδ T细胞在脑肿瘤免疫中的重要性。虽然脑膜淋巴管已被确定为大脑的淋巴系统,但大脑是一个相对有免疫特权的器官。中枢神经系统缺乏对组织移植的免疫反应,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微环境由小胶质细胞主导,而不是淋巴细胞。此外,肿瘤抗原的可及性受到血脑屏障的限制。因此,淋巴细胞在对抗脑肿瘤的免疫反应中所起的作用要小于其他类型的肿瘤。研究表明,肿瘤抗原扩散对淋巴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具有重要意义。然而,γδ T细胞不需要抗原呈递激活,因此是一个很好的治疗脑肿瘤的靶点。
参考文献:Park JH, Kim HJ, Kim CW, et al. Tumor hypoxia represses γδ T cell-mediated antitumor immunity against brain tumors[J]. Nature Immunology, 2021,22:336-346.
ADG-2不仅在预防和治疗COVID-19,而且在预防和治疗由SARS相关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方面,展示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冠状病毒(coronaviruses,CoVs)溢出导致反复的人畜共患病,提醒人们必须采取广泛而积极的应对措施。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属于沙贝病毒(Sarbercovirus)亚属,由其导致的COVID-19大流行已经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尽管目前有针对SARS-CoV-2的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 mAb)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使用,但尚不清楚它们是否可以广泛预防新出现的病毒株。
SARS-CoV-2的棘突蛋白(S蛋白)是唯一已知的中和抗体(neutralizing antibodies, nAbs)靶点。尽管SARS-CoV和SARS-CoV-2的S蛋白中有76%的氨基酸同源性,但迄今只发现了有限数量的交叉中和抗体。这些罕见的广泛中和抗体(broadly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bnAb)为开发新的治疗性药物提供了机会,但它们有限的中和效力可能会影响实际的预防效果。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查普希尔分校流行病学系的C. Garrett Rappazzo等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证明了bnAb可以在保持中和广度的同时提高中和效力,提供更广泛的保护(图1)。
研究人员采用定向进化的方法设计了三种SARS-CoV-2抗体,以增强中和广度和效力。其中的ADG-2对大多数沙贝病毒的受体结合域均表现出强结合活性,并能高效地中和典型流行性沙贝病毒。结构和生化研究表明,ADG-2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识别与受体结合位点重叠的高度保守的表位。在SARS和COVID-19小鼠模型中,ADG-2的预防性给药提供了对呼吸负荷、肺部病毒复制和肺部病理的完全保护。
总之,ADG-2不仅在预防和治疗COVID-19,而且在预防和治疗由SARS相关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方面,展示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此外,病毒高度保守表位也为设计“泛SARS”疫苗提供了有力的靶点,可针对其设计更具广泛保护性的抗体。
参考文献:Rappazzo CG, Tse LV, Kaku CI, et al. Broad and potent activity against SARS-like viruses by an engineered human monoclonal antibody[J]. Science,2021, 371: 823-829.
俄罗斯科学家开发的一款以异源重组腺病毒(recombinant adenovirus,rAd)为载体的疫苗Gam-COVID-Vac(Sputnik V)在1期和2期临床试验的受试者中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并诱导出了强烈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应答。最近,俄罗期联邦卫生部的A L Gintsburg等研究人员报告了从3期临床试验的中期分析中得出的关于Gam-COVID-Vac疗效和安全性的初步结果。
研究人员在俄罗斯莫斯科的25家医院和诊所进行了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3期临床试验。受试者为18岁及以上成年人,SARS-CoV-2、IgG和IgM检测阴性,入组前14天内无传染病,入组前30天内未接种其他疫苗,按3:1比例随机分为接受疫苗接种或安慰剂组,按年龄进行分层。
疫苗分两次肌肉注射(0.5ml/剂):第一剂(rAd26,基于血清型26的腺病毒载体构建的疫苗)和第二剂(rAd5,基于血清型5的腺病毒载体设计的疫苗)之间间隔21天,两个载体携带了SARS-CoV-2糖蛋白S的全长基因,其主要结果是第一剂后第21天开始,PCR确认为COVID-19的参试者比例。
在2020年9月7日至11月24日期间,21 977名成人被随机分配到疫苗组(n=16 501)或安慰剂组(n=5 476)。19 866人接种了两剂疫苗或安慰剂,并纳入了主要结果分析。从第一次注射疫苗后21天(第2次注射当天)开始,疫苗组14 964名受试者中有16名(0.1%)、安慰剂组4 902名受试者中62名(1.3%)被证实有COVID-19;疫苗有效性为91.6%。
大多数报告的不良事件为一级[7 966例总不良事件中有7 485例(94.0%)]。疫苗组16 427名受试者中有45名(0.3%)、安慰剂组5435名受试者中有23名(0.4%)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经确认均与疫苗接种无关。在研究期间报告了4例死亡——疫苗组16 427名受试者中有3例(<0.1%),安慰剂组5 435名受试者中有1例(<0.1%),这些死亡均与疫苗无关。
该3期Gam-COVID-Vac试验的中期结果显示,这种疫苗对预防COVID-19的有效性为91.6%。结果还显示该疫苗对预防严重COVID-19的有效性为100%。且疫苗的耐受性良好,所有严重不良事件均与疫苗接种无关。
参考文献:Logunov DY, Dolzhikova IV, Shcheblyakov DV, et al. Safety and efficacy of an rAd26 and rAd5 vector-based heterologous prime-boost COVID-19 vaccine: an interim analysis of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in Russia[J]. Lancet,2021,397: 671-681.
抗精神病药物通常有不良反应,如锥体外系症状、镇静、体重增加、代谢紊乱和高催乳素血症,这些都会导致药物依从性差和精神病复发。此外,20%~33%的患者对常规治疗没有反应,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尽管终生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但功能状态和生活质量却不佳。
毒蕈碱受体激动剂占诺美林(xanomeline)具有抗精神病的特性,缺乏多巴胺受体阻断活性,但会引起胆碱能不良事件。曲司氯铵(trospium)是一种外周限制性毒蕈碱受体拮抗剂,可降低占诺美林的外周胆碱能作用。最近,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Alan Breier等研究发现,占诺美林-曲司氯铵联合治疗可缓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症。
在这项双盲2期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将182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按1:1比例随机分配接受每日两次占诺美林-曲司氯铵(占诺美林和曲司氯铵的最大剂量分别为125 mg、30 mg)或安慰剂治疗,持续5周。基线时,占诺美林-曲司氯铵组和安慰剂组的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评分别为97.7分和96.6分。研究主要终点是PANSS总评分从基线到第5周的变化,得分较高表明精神分裂症症状更严重。
结果发现,从基线至第5周,占诺美林-曲司氯铵组和安慰剂组的PANSS总评分变化分别为-17.4分和-5.9分。占诺美林-曲司氯铵组最常见的不良事件是便秘、恶心、口干、消化不良和呕吐。两组患者嗜睡、体重增加、躁动和锥体外系外症状的发生率相似。
研究表明,在这项为期5周的试验中,占诺美林-曲司氯铵组的PANSS总评分下降幅度大于安慰剂组,但与胆碱能和抗胆碱能不良事件有关。需要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试验来确定占诺美林-曲司氯铵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参考文献:Brannan SK, Sawchak S, Miller AC, et al. Muscarinic Cholinergic Receptor Agonist and Peripheral Antagonist for Schizophrenia[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21,384:717-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