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学者就通过观察发现，法官的儿子当法官的几率高，船长的儿子当船长的机会多，妓女的儿子当小偷的可能性大，以此推断，如同孟德尔发现的豌豆遗传定律，法官、船长及妓女的基因会传代，因此，保护高尚种系，消灭低等种族的“优生学” （Eugenic: good in birth）理论形成了。
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有30个州立法，对有精神病、癫痫、犯罪的人群实施强制性节育手术。之后，希特勒成为了优生理论的倡导者，在他上台执政后，立刻颁布了“防止遗传缺陷法”，对22.5万“低等人群”实施强制绝育，并责成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建立特殊待产室及产房，鼓励党卫军士兵多生多育，以振兴日耳曼民族的优秀人种。这一臭名昭著的“优生学”理论成为希特勒的圣经，并导致他日后实施了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
在达尔文“物种 的起源”一书中，大师避免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演绎到人类，但后人不难推理，既然在动物世界中，只有那些优秀的个体才能获得食物、空间及交配机 会，那么，人类也应如此，那些低劣的群体不应该消耗资源，人类也可像选择优秀的种马、种牛及狗一样，选择优秀的种群，繁殖优秀的后代，实现“人类驱动的进 化（self-directed human evolution）”。但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他除了需要强壮的躯体，去争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同时还需要具备发达的大脑，去观察及思考世界，在躯体残缺 的境况下，甚至能激发人类的潜能，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类并没有因历史的灾难而停止对“优生”的追求，很多夫妇都梦想着制造出一个精品。他们愿采取一切手段，例如进补、选时辰、胎教等等，并对可疑的“不良品种”毫不犹豫地实施终止妊娠。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一优生的思潮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在笔者上医学院 的20世纪80年代，产科医生仅仅对高龄孕妇实施羊水穿刺、行染色体检查，排除唐氏综合征等染色体异常先天性疾病。如今，科学家可以从孕妇的外周血中，筛 选出胎儿的细胞及DNA，实施全基因检测，对各种基因缺陷性疾病以及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基因，甚至包括今后婴儿的表型，如：身高、肤色、肌肉质量、骨骼、 智力、眼裂大小等进行提示，未来父母可根据这些信息判断是否让妊娠继续。
对可能患有严重遗传缺陷的胎儿实施流产等终止妊娠的手 段，从而避免新生儿的不幸、父母的痛苦、社会的负担，是完全可以理解及接受的，也是现代医学的巨大贡献及科学进步的标志。但是，目前的科学技术，对慢性疾 病风险的判断还没有可靠的标准，那些似是而非的检测结果，很可能给准父母们造成困惑及烦恼。即使有了可靠的检测手段，是否应该剥夺新生儿不想知道自己未来 的权利？很多父母自认为可以为未出生的后代做决定，同时也理所当然地为他们设计未来，甚至把自己过于理想的期望寄托给新诞生的生命，期盼着一个精品出世， 一个才子诞生。若科学检测结果提示，未来婴儿的表观不能满足父母的期望，因而惨遭终止妊娠，这必会引起伦理的争议，也许会造成人类新一轮“优生学”灾难。
谁曾经充当人类 繁殖的裁判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法庭可以通过法官及陪审团的判断，决定是否对当事人实施绝育。那些癫痫患者、小偷、甚至乞丐，被一群上等人判 决，以保护美国优秀血统的借口，剥夺了他们的生育权。而这一明显荒唐而残忍的行为，也曾披着科学的外衣，以国家的名义建立“优生学研究院”，开展遗传学研 究，产出大量的支持“优生学”的“科学数据”，倡导“优生学拯救人类文明”的主张。当希特勒获得这些“科学依据”后，他成为了“法官”，“判决”吉普赛人 及犹太人是“不值得生存的”群体，随之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面 对新的遗传学检测手段，我们的社会谁来做“法官”？用什么样的标准实施审判？是否应尊重未出生婴儿的决定权？如何避免科学再次被滥用？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 案的讨论。今后，人类可能还要试图修复胎儿的“缺陷”，试图制造出完美的后代。当人类自己充当上帝的角色时，就只能为此承担一切责任。如果人为地选择，只 有毫无缺陷的人类后代才能降生，那么今后将不再会有美术大师雷诺阿、语言学家海伦凯勒、宇宙天才霍金和音乐大师贝多芬，世界将缺乏更多的色彩、乐趣及创新，这或许是上帝对人类自以为是行为的惩罚。
请关注本期有争议的话题：《我们应该探知胎儿的未来吗？》
